众目睽睽、舆情滔滔之际，在广州的郑贯公询问王月生要如何应对，结果王月生回了八个字：“守其本心，做其本分”。咸鱼墈书 耕新罪全郑贯公自此才抱定了为王月生守好舆论阵地的决心，同时一个电话，印刷厂开动机器。原来他的文章早已做好，就是来试探王月生对于自己这个主编的态度的。第二天，广州、香港的街头报刊亭和慢慢增加的商业订户手中就收到了最新一期的《东方商业》，首篇文章便是：
论实业人才之甄选新法——析武昌、济南“春令营”
绪言
近者，武昌、济南两地，有“实务学堂”者，行一亘古未有之盛举。集数千青年，考之以组队协作、器物装配、重物转运、数理文章，兼察其行止心性、应对之能。其制之新、法之密、效之速，朝野瞩目，报章喧腾。或誉之为开新学先河，或疑其效近于揠苗。然喧嚷褒贬之间，鲜有探其根本，究其所以然者。窃以为，此“春令营”选拔之法，非独一学堂招考之创举，实乃吾国由千年耕读之邦，迈向工商竞进之世，于人才甄选机制上，一次深具象征意义之蜕变。其蕴藏之工业化、科学化、标准化逻辑，迥异于吾国奉行千年之儒家教化与科举取士之道，实关乎国运兴衰、实业成败之枢机。今试析其理，以就教于方家。
一、 目标之嬗变：由“治人君子”至“办事专才”
儒家教育之鹄的，首在培养“君子”。《大学》开篇明义：“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其终极关怀，在于个人道德之完善（修身），推及于齐家、治国、平天下。所重者，乃“内圣外王”之道，其理想人格为通晓经史、明辨义理、德行高尚之“通才”，尤以治人之术为要。科举取士，即为此目标之制度化体现，以八股文章为尺度，衡士子对圣贤微言大义之阐发，择其优者入仕，为天子牧民。
反观“春令营”之选拔，其目标昭然若揭：非为择选牧民之官，实为擢拔兴办实业、精研技艺、操作机器、管理工务之专才。观其考核项目：组队寻人，察其组织协调与执行力；装配推车，考其识图、动手、解决实际问题之能力；搬运石料，验其计划、分工、效率优化之意识；文数试卷，测其基础学识与逻辑推演之功；操行能力，观其诚信、协作、纪律、应变之素养。天禧暁税旺 吾错内容其核心诉求，一言蔽之：此人能否在分工明确、环环相扣之现代工矿、交通、制造体系中，恪尽职守，高效协作，解决问题，创造价值？此目标，与培养“治人君子”之儒家理想，南辕北辙。其所求者，非通晓“治术”之全才，乃精通“事术”之专才；非坐而论道之君子，乃起而行之之干员。
二、 方法之革新：由“代圣立言”至“量化实证”
科举取士之法，以文章定高下。士子须代圣贤立言，于固定格式（八股）内，阐发经义。其评判标准，重辞藻之雅驯、义理之纯正、格式之严谨，然于士子实际之办事能力、品行操守、格物致知之能，几无涉及。此法之弊，久为诟病：易致空疏，所学非所用；取才标准单一，易埋没实才；且评判主观性强，易受考官偏好、人情所囿。
“春令营”之法，则开多元量化实证之新途：
多维度考核：摒弃单一文章取士，分设“文数”（知识）、“操行”（品德）、“能力”（技能）三柱。知识不仅考经义文章，更重实用算术与说明、议论之文；品德非空谈仁义，而细化为排队、节俭、诚实、协作等具体行为观察；能力则直接于模拟实务场景（组队、装配、搬运）中检验。
行为观察与量化：尤以“操行”、“能力”二项为创举。操行考核表，预设数十项细则（如插队扣3分、主动劝和加5分），由观察员暗中记录，将抽象之“德”，化为具体可见之“行”。能力亦通过任务完成时效、质量、创新方案等量化指标评定。此等做法，力求最大程度减少主观臆断，以实证数据为凭。
末位淘汰制：其录取机制，非依总分排序，而采用三柱各自末位淘汰之法。此制之核心逻辑在于：工业化体系要求人才具备底线素质。学问不足可教，然品性败坏（操行末位）、能力低劣（能力末位）、基础全无（文数末位），则难以在短期内补足，甚至可能成为体系之害。此乃对人才基础合格线的刚性要求，迥异于科举按文章分数线性排序之法。
成绩单之社会认证：落榜者获详尽成绩单，列明具体加分扣分事由。此举将个人在特定场景下展现之品行、能力标准化、显性化、可传递化，为社会（商号、工坊、新军）提供了一种超越乡评、荐书之新型信用凭证。此实为工业化社会对个体职业素养进行认证之雏形。
此法之精髓，在于将人才评价，从主观的道德文章评判，转向基于实证观察与量化数据的综合能力测评，其标准更客观、更贴近实际需求、更具备可操作性。此乃科学精神（观察、实验、量化）在人才选拔领域之具体应用。
！三、 精神之异质：由“重道轻器”至“格物致用”
儒家传统，虽有“格物致知”之说，然其重心终在“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伦理政治层面。流风所及，形成“重道轻器”、“重义轻利”、“重学轻术”之积习。士人耻于言利，鄙薄技艺，视工商为末业。科举更强化此观念，学问之价值在于入仕为官，而非探究自然、改进技艺、创造财富。
“春令营”选拔，则处处彰显“格物致用”之精神：
以“器”试“能”：装配推车、搬运石料，皆以具体器物与实际任务为考场。学问（识图、计算）需即刻转化为解决器物问题的能力（装配、优化搬运方案）。此乃对“知行合一”最直接之践行，且此“行”非道德实践，乃技术实践。
效率至上：组队限时、搬运竞速、考核排名（影响伙食），无不渗透着对效率的追求。工业文明之核心，即在于通过分工、协作、技术与管理之优化，不断提升生产与组织之效率。“春令营”将此逻辑引入选拔，使“时间即价值，效率即生命”之工业铁律，为学子所初尝。
标准化与协作：考核流程之严密统一（两地同制）、评分细则之预设量化、营地管理之井井有条（帐篷、床位、餐具统一），无不体现标准化之要求。而组队任务、集体搬运，则强化学员在标准化框架内进行有效协作之意识。此二者，实为现代工厂流水线与大生产管理之基石。
目标导向之实用主义：其终极目标清晰而务实——为汉阳铁厂、北洋实业等培养能用、好用、顶用之初级技术人才与管理者。学问（文数）、品德（操行）、技能（能力），皆服务于此实用目标。此与科举学问服务于“代圣立言”、“治国平天下”之宏大（且易流于空泛）目标，迥然不同。
此种精神，实乃将王阳明“在事上磨练”之哲学，由心性修养之域，引入物质生产与组织管理之域。其核心在于：真知源于实践，价值在于致用，人才贵在实干。此正为工业化社会赖以立足之精神基石。
四、 挑战与前瞻：新旧之张力与融合之途
“春令营”之法，固有其开风气之先、切合时需之利，然其于吾国深厚之文化土壤中推行，亦面临巨大张力与挑战：
“德”之内涵冲突：儒家之“德”，重心性修养、家国情怀、忠孝节义。工业社会所需之“德”（操行），则重契约精神（守规则）、职业伦理（尽责）、协作意识（团队）、理性克制（情绪管理）。二者虽有交集（如诚信），然重心与表现形式差异显着。如何调和此深层文化心理之冲突，使新“德”生根，非朝夕之功。
“学”之根基薄弱：“百日强基”计划，欲以高强度填鸭之法，速成堪用之才。然工业文明所需之数理、格致、工程之学，体系庞大，根基深植。速成之法或可授人以“技”，然难筑其“学”之厚基，恐后劲不足，难当大任。此非制度之过，乃教育规律使然。
“士”之心态转变：千年“学而优则仕”之观念根深蒂固。纵投身实业，学子及其家庭，恐仍难脱“以工求仕”、“以技谋身”之心态，难生发自内心之“职业荣誉感”与“工匠精神”。若无此内在驱动，实业人才之根基终不稳固。
社会接纳之迟滞：外媒讥讽、小报猎奇、旧儒疑虑、胥吏观望，皆反映社会整体对工业文明及其人才标准之陌生与不适。成绩单之社会认证价值虽显，然欲使“操行优良之工匠”与“文采斐然之秀才”在乡党间享同等声誉，路途尚远。
然则，吾辈岂可因噎废食？窃以为，融通之道，或在以下数端：
取精用宏，中体西用：张香帅“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之论，于教育尤当深思。儒家重德育之传统，当存其重教化、养心性之精髓，然其内涵需注入契约、协作、敬业等工业时代新伦理。学问之基，亦需在速成“技”之外，谋长远之“学”的建设。
分层渐进，夯实基础：“春令营”可为应急之选才与速成，然绝非长久之计。当速建系统之实业学堂体系（初等、中等、高等），按部就班，夯实数理格致根基，培养贯通理论与实务之真正工程师、管理者。新军士官营从落榜生中选材，亦是分层育才之明智补充。
重塑价值，尊崇实业：国家当以政策、舆论，大力彰扬实业救国之功，提升工程师、技师、良工巧匠之社会地位与待遇，使“良工”与“良相”同受敬重，方能扭转千年积习，使俊杰乐于投身实业。
开放包容，实践检验：新法初创，难免瑕疵。当持开放心态，汲取各方（包括外媒之讥评）合理建言，在实践中不断调适优化。其最终价值，不在今日之誉谤，而在百日后所育之才，能否在汉阳高炉、北洋路矿间，真正顶用、耐用、堪大用！
结语
武昌、济南之“春令营”选拔，其声隆隆，其光灼灼。其以工业文明之逻辑，重构人才甄选之标准与方法，实为吾国教育史上一大转折。其与儒家传统教化及科举取士之道，在目标、方法、精神上皆存深刻异质。此异质，非简单之新旧对立，实乃农耕文明向工业文明艰难转型于人才观念上之投射。
吾辈当明察其蕴含之科学、实证、效率、协作、专业之工业化逻辑，此乃强邦富国之利器。亦当正视其推行中与传统之张力及面临之挑战，探索融合创新之道。更当摒弃无谓之地域攻讦、派系标榜，以务实之态度，观其效，助其成。
盖闻管子曰：“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 今之世变，则需逆而行之：必先知工业之礼节（规则、协作、效率），明实业之荣辱（敬业、创新、贡献），而后仓廪可实，衣食可足，国势可振！“春令营”之尝试，无论其“百日强基”成效几何，其于破旧立新、重塑人才观念之路上，已投石激浪，其功不可没。未来之路，道阻且长，然方向既明，唯赖举国同心，力行不辍耳！
《东方商业》周刊第十期
西历1901年3月1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