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正月十六实务学堂的招考公告如惊雷般炸响，张之洞的湖广督署与袁世凯、盛宣怀的北洋-实业派系，其麾下的喉舌媒体便已接到密令：全程紧盯，详实记录，伺机引导！这场规模空前、理念新奇、且由游离于两大势力边缘却又举足轻重的王月生主导的选拔，其成败得失，牵动着新政格局下的微妙平衡。
当录取榜单最终尘埃落定，各方掌握的笔杆子如同得到冲锋号令，立刻开足马力，一场围绕“小春闱”的复盘与定调之战，在报纸版面上激烈上演。
袁系主导的官方喉舌《北洋官报》 头版头条以《开千古未有之局，育强国亟需之才——记实务学堂“春令营”招考圆满落幕》为题，浓墨重彩。盛赞其“规模宏大，组织严密，法度新颖”，“将西学测评之量化标准、行为观察之法引入人才选拔，开吾国教育之先河”。强调“此盛举之成，实赖我北洋新政重实务、讲效率之风气熏陶，更得直隶总督袁公慰亭（袁世凯）之远见卓识与鼎力支持。若非北洋锐意革新之土壤，焉能滋养此等破冰之举？”
在文末笔锋一转，“然，‘百日强基’计划，期短任重，以填鸭之法求速成之效，其艰险可知。纵有良法美意，亦需学子自身之禀赋与刻苦，更需天时地利人和之配合。若成效未达预期，亦非制度设计之过，乃时势使然也。” 巧妙地为可能的失败预埋了“客观因素”的伏笔。
盛宣怀深刻影响的上海《申报》评论文章视角更偏重实业。重点剖析“装配陷阱”、“搬运优化”、“零件交换”等环节体现出的“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和“协作精神”，认为这正是“吾国振兴工商、发展实业所亟需之核心素养”。 将之归功于“盛宣怀大人督办铁路、电报、矿务、银行等洋务垂数十年，深知实务人才之重要，其‘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之精神，实为此次选拔之思想源泉。王总办深得其精髓也。”
当然也有风险提示： “然则，百日之内，欲将基础薄弱之青年，拔高至堪用之才，无异于平地起高楼。汉阳铁厂、滦州矿务等处，所需乃熟手精工，非速成之生手可比。之后，仍需漫长实践方能成才，投资者与用人者，当有清醒认识，勿抱不切实际之幻想。” 暗示可能的人才产出与实业需求存在时间差。
张之洞系：文教兴鄂与“中体西用”的典范
张之洞的思想重要阵地长沙《湘学报》以《文教兴鄂结硕果，综合取士开新风——鄂省实务学堂招考启示录》为核心报道。高度评价“操行考核”、“能力评估”与“文数测试”并重的“综合取士”模式，认为其“深合圣贤教化之本，兼采西学实用之长，弥补了科举空疏之弊，开人才选拔之新纪元”。旗帜鲜明地将功劳归于湖广总督张之洞：“香帅（张之洞）督鄂以来，兴学堂、办工厂、练新军，尤重‘中体西用’、‘经世致用’之学。此实务学堂招考之法，正是香帅文教兴鄂方略之具体实践与光辉结晶！其以鄂省为试点，探索新路，足见香帅高瞻远瞩、勇于任事之担当！” 强调湖北考场多录取40名超纲生，是“鄂省文教昌明、人才辈出之明证”。
同样也预埋了甩锅的伏笔： “然，‘百日强基’，其志可嘉，其途维艰。速成之法，或伤根基；填鸭之术，恐损灵性。若过于偏重技术之速成，而忽略圣贤大道之熏陶，则恐培养出‘有才无德’、‘有技无识’之‘匠器’，非国家之福也。此中分寸，望学堂慎之又慎，勿负香帅兴学育才之深意。” 将潜在风险归咎于可能偏离“中体”。
亲张的武汉地方实力派报纸《汉声》则更为直接地突出地域优势。重点报道武昌考场细节，如考生利用码头滑道优化搬运等“湖广智慧”。在显着位置刊登评论：“何以武昌考场能涌现40名远超小学毕业水平之才俊？此非偶然！盖因九省通衢之地，得风气之先，商贾云集，匠作精良，子弟耳濡目染，心智自然开化。加之香帅治下，文风鼎盛，学堂林立，基础厚实，方能于‘小春闱’中独占鳌头！” 字里行间洋溢着“湖北人更聪明”的优越感。
《汉声》的地域秀立刻激起了山东媒体的强烈反弹。
济南《齐鲁公报》发表檄文式社评《论人才之本在德不在智——兼驳某地媒体之浅见》。承认选拔之创新，赞扬操行考核。然后话锋一转： “夫国之所需，首在德才兼备之士！此次招考，济南考场曝出之‘营私舞弊’、‘私匿公物’者仅19户，远低于某地！此非偶然！盖因齐鲁大地，圣人之乡，礼仪之邦，教化深远，民风淳厚！子弟自幼受‘仁义礼智信’之熏陶，根器端正！纵有才智稍逊者，其品性根基亦非他处可比！学堂最后取消19名录取者资格，正彰显我齐鲁重德守矩之传统！此乃真正之‘教养’！非浮华之智计可比也！” 将道德瑕疵数据作为攻击武器，争夺道德制高点。
！也提及“百日强基”之难，但落脚点在于“若无深厚德行之基，纵有才智，亦恐入歧途”，暗示湖北多出的那40人，若德行有亏，反成祸患。
这场围绕“智商”与“道德”的地域口水战，迅速被各地小报转载、添油加醋，成为中国近代新闻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地域之争（地域黑），吸引了无数眼球，也转移了不少对“百日强基”本身风险的关注。
相较于大报的派系立场和地域之争，嗅觉灵敏、唯恐天下不乱的各路小报，则在这场盛宴中找到了自己的定位——制造爆点，吸引眼球。
上海《花边新闻》头版耸人听闻：《惊爆！落榜生不堪打击，投江自尽？！“小春闱”背后的血泪！》，内容捕风捉影，将一名考生因落榜心情低落去江边散心，演绎成“为名落孙山而跳江，幸被渔夫救起”。虽很快被辟谣，但已引发广泛议论和同情或鄙夷。
天津《市井闲谈》则聚焦争议：《是育才还是虐童？“百日强基”恐成少年噩梦！》，引用部分家长对高强度填鸭式教育的担忧，并采访“匿名教育专家”大谈“揠苗助长”的危害，引发对春令营模式的质疑。
武汉《汉口快闻》则擅长挖掘“内幕”：《独家揭秘！某巨商之子“操行”高分疑云，其父曾重金打点营区管事？》，内容真假难辨，却成功撩拨了公众对公平性的敏感神经。
济南《泉城风月》则剑走偏锋：《“录”字杯成抢手货，黑市价格飙升！学堂纪念品背后的暴利黑手？》，虚构出一个围绕搪瓷杯的地下交易市场，引发哄笑和好奇。
这些小报或断章取义，或夸大其词，或直接捏造，虽格调不高，却极大地扩大了“小春闱”的社会关注度和话题性，也为其蒙上了一层复杂甚至负面的色彩。
这场中国内部的变革与喧嚣，也吸引了在华外国报刊的目光，其报道大多带着浓厚的殖民者优越感和文化偏见。
英国《字林西报》（north cha herald）以《中国的“新式”选拔：对工业文明拙劣的模仿》为题，评论道：
“这个所谓的‘实务学堂’及其‘小春闱’，本质上是对欧洲和日本几十年前就已成熟的技工选拔与培训体系的笨拙复制。中国人似乎认为，只要将一些行为观察、算术测试和体力劳动组合起来，就能像变魔术一样制造出合格的产业工人。他们忽略了工业精神的核心——精确、纪律、创新——需要长期的制度熏陶和文化变革，而非一场闹剧般的‘春令营’就能速成。整个选拔过程暴露出的混乱（如组队时的茫然、装配时的错误百出）、对规则的无视（如私藏物资）、以及最后那场关于食物分配的幼稚争论，都清晰地表明了这个民族在组织性和公民素养上的普遍欠缺。唯一值得称道的是他们终于意识到需要改变，尽管方向和方法都显得如此天真。”
日本《朝日新闻》（特派记者报道）则带着一种警惕和审视：
“清国此次于武昌、济南两地举行之‘实务学堂’大规模招考，其规模与组织能力超出预期。其效仿帝国‘实学’教育之精神，引入操行、能力之考核，确有其可取之处。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北洋与湖广总督均迅速行动，从落榜者中大量招募士官生，显示其强军意图。然其‘百日强基’计划，实属急功近利。帝国产业工人之培养，需经年累月之严格训练与品格塑造，绝非百日可成。清国若幻想以此捷径挑战帝国之工业地位，无异于痴人说梦。但其整合资源、选拔人才之效率，值得帝国相关方面警惕。”
法国《小巴黎人报》（le petit parisien）特约评论则带着法式的嘲讽：
“一场充满东方色彩的‘人才秀’落幕了。中国人给他们的年轻人设置了障碍赛（组装、搬运）、写作测试，甚至像观察动物园动物一样记录他们的日常行为（操行分），最后还根据这些记录分发了印着红字的搪瓷杯作为奖励。这很有趣，不是吗？他们似乎想用这种复杂的方式来证明自己也能培养‘现代人’。然而，现代性并非来自几场考试或几个杯子，而是来自自由的思想、独立的人格和对个体权利的尊重——这些恰恰在这场精心设计的‘综合选拔’中被最大程度地压制了。他们选出的，恐怕只是更听话的‘工具’罢了。”
德国《科隆日报》（k?lnische zeitung）报道相对“严谨”：
“清国‘实务学堂’的选拔机制，在量化评估（文数）与行为观察（操行、能力）的结合上，具有一定创新性，其系统性甚至优于某些欧洲地区的初级技术学校入学测试。其营地管理和物资配给所展现的组织力，令人印象深刻（虽然物资来源成谜）。然而，其核心的‘百日强基’计划，在科学教育原理上站不住脚。扎实的基础教育需要时间浸润，非高强度填鸭可替代。此举或将导致培养出的‘人才’基础薄弱、缺乏后劲，反不利于其工业长远发展。实践并行，长期培养）才是正途。”
外媒的报道，无论是赤裸裸的傲慢嘲讽，还是相对“客观”的分析，都透露出一个共同的潜台词：中国在艰难地模仿和学习，但其内在的文化基因和社会土壤，似乎与真正的现代化格格不入。它们如同几盆冷水，浇在因“小春闱”成功而有些发热的国内舆论场上。
在这场由大报到小报、由国内到国外、由赞誉到质疑、由理性分析到地域攻讦的舆论风暴中心，王月生和他的实务学堂保持着近乎沉默的低调。他们正紧锣密鼓地为即将到来的“百日强基”春令营做着最后的准备。所有的报道、争论、赞誉与非议，都被视为这场宏大实验必然伴随的背景噪音。真正的考验，是那即将开始的一百天。成，则“小春闱”奠定百年基业；败，则今日所有赞誉皆成明日之讽刺。风暴已然成形，而真正的惊雷，还在后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