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是时，苛税繁徭，黔首疲敝，征敛不均，国帑耗损。帝萧燊谋新制以拯之，乃行一条鞭法。其法简政轻徭，以惠兆民。刍粮因之充盈，足撑反攻之需；吏治亦渐清明，以固疆土之垠。初，于江南、浙闽先行试点，期功成而遍布九州。
未几，沿海海防体系升级告竣。浙闽水师恃新筑炮台与联防之制，屡挫倭寇侵扰，南线反攻之势渐盛，捷报频传至京师。然帝御案之侧，抚户部所呈粮饷清册，眉头深锁。案头复有北线边防急报：烽燧修筑、堡寨增缮，所需费用浩繁，边军刍粮仅敷三月之需；南线抗倭水师军饷、火器改良及战船补给，犹缺白银百万两。
彼时，天下税制淆乱，实乃掣肘战事之痼疾。《管子》云：“取于民有度，用之有止，国虽小必安。” 今之税政，背于此道。田赋分夏税、秋粮，虽按亩计征，然地籍无精准之册，鱼鳞图册残缺漫漶，豪强隐匿田亩以漏税，贫户代纳虚粮；徭役分里甲、均徭、杂泛，按需征调民力，官吏借机巧立名目，科索摊派，舞弊丛生。更有地方私设杂税，船税、盐课附加、田亩加征之类，名目繁多至数十种，层层克扣，流弊百出。黔首不堪重负，多弃田逃亡，膏腴之地渐成丘墟，国家税源日蹙。
尤令帝忧者，江南、浙闽诸省，为抗倭前线，战事频仍，赋税苛急，村落凋敝，十室九空。地方守令屡递纾困奏牍，直言 “若不亟减负税，宽缓民力，恐生民变，动摇国本”。
帝沉思竟日，喟然叹曰：“国之根基在民，民之生计在税。税制不清，则民困国贫；民困国贫，则反攻难继。” 深知税制革新，刻不容缓。若不化繁为简、澄汰积弊，既无以保障双线反攻之粮饷，更恐危及社稷之基。遂决意推行一条鞭法，筹备试点之策，以 “化繁为简、按亩计征、纳银代役” 为要，先于江南、浙闽试行，待成效显着，再推及四海。
竹影横斜覆陇首，菊香漫野逐禾浮。
疏篱绽金承晓露，翠筱摇风拂暮畴。
农罢荷锄观傲菊，秋深拄杖赏清修。
一田丰稔添双趣，不慕人间万户侯。
户部尚书谢明执各省税册，趋步疾行入太和殿，面有忧色，捧册跪奏：“陛下，今岁上半载，天下税银仅入国库六成，较去岁同期再减一成。江南、浙闽困于倭患，税入不足五成，苏州、泉州二府尤甚，尚不及四成。旧制积弊深固，田赋分夏税、秋粮，虽计亩而征，然地籍无准，鱼鳞旧册逾百年未修，田产易主、疆界更易，皆无更录；徭役别里甲、均徭、杂泛，量需征调，富室可贿吏免役，贫氓则层层科派，往往一夫应役，举家馁毙。更有地方私增苛税，船课、盐附加、田亩加征、车马之赋，名类繁冗至数十种，吏胥因缘中饱，黔首不堪重负。仅苏州一府，半载之内，弃田逃亡者已逾两千户，税源日涸，国用难支。”
萧燊接册展阅，朱笔所注“隐田漏赋”“徭役不均”“苛税滥征”等字，纷然满纸，江南诸府批注尤密，字间尽露地方守令之无奈。尚书令楚崇澜进前半步，躬身补奏：“陛下，魏党乱政之余，税制遗弊难除。地方吏绅相结，或隐田产，或改户籍，规避赋税。据户部勾稽，天下隐田不下千万亩，岁漏税银逾百万两。贫者仅握三成田土，却担七成税额，长此以往，非但前线刍粮不继、民生凋敝，恐生民变，动摇反攻之基、社稷之本。”
中书令孟承绪旋即出列，拱手言：“臣闻前朝曾行‘并赋征银’之法，于江南一县试之三载，税效增三成，民负稍减，虽未遍行九州，其可行性已验。今国用匮乏，税制淆乱，亟需化繁为简、厘清税源。莫若仿其制，行一条鞭法，合田赋、徭役、杂税为一，计亩征银，罢除力役。先于江南、浙闽诸地——倭患剧、税制乱者——试点，积验而后推及天下，庶几可解燃眉，亦能永规税制。”
萧燊沉吟移时，目扫群僚，复问太傅林文昭、内阁大学士李云岫之见。文昭三朝老臣，深谙历代税政得失，趋前叩首：“陛下，一条鞭法之要在‘并税’，可绝吏胥苛派之弊。然其行也，必恃二端：一曰地籍精准，二曰监督严明。地籍不明，则计亩无据；监督不力，则并税之后复增新赋，反重民负，此不可不慎。”云岫久治江南，熟稔地方实情，继而补议：“江南、浙闽民生根基未绝，前番漕运疏浚、水利兴修之新政，民已习之，宜为试点。臣愿协理地方实务，调和阻力，必使试点妥帖。”
萧燊纳诸臣之议，拍案定策：“传朕旨意，即刻筹备一条鞭法试点。核心要义：合田赋、徭役、杂税为一，计亩征银，以银代役，官自募夫。先于江南苏州、杭州、应天，浙闽泉州、宁波诸地推行，限三月毕其筹备，半载内落地。各部各司其职，户部总领细则，都察院全程监临，地方官勉力奉行，务使新政惠民、足饷。”
旨下之日，中枢速组试点专班，以谢明为总领，统筹全局；户部左侍郎王砚为副，倚其精于财算、善革旧制之能，主理细则拟定与试点推进；内阁阁老张伏、大学士李云岫分掌地方对接，凭其地方治理之验，调和江南、浙闽守令落实诸事；都察院左都御史虞谦司监督，严察贪腐、舞弊、阻挠之徒；刑部尚书郑衡、阁老杨璞典律法适配，修律以固新政之基。诸人各领其职，即日视事。
谢明既为专班核心，即日集众于户部议事厅，明分职、定责任：“本尚书总揽全局，调中枢地方经费、协跨部事务，使诸事衔接无滞；王侍郎率队调研，草拟试点细则，重点厘并税种、定亩银之率、议灾年蠲免、适特殊之户，务兼公平与效率；张阁老、李大学士即刻南下，对接江南、浙闽布政使、知府，穷究地籍实况、赋税底数、地方积弊，为细则立据；虞御史速遣督查，择干吏派驻试点，设临时督查署，跟进筹备、清查、征缴全流程。”
王砚领命，即从户部诸清吏司抽二十余精干，组细则起草组，夜驻户部别院，梳历代税制、魏党遗弊、前朝并税旧验，初拟细则框架。砚深知地籍为税制之根，无精准地籍则计亩成空，乃奏请萧燊，令玄夜卫指挥使陆冰协查隐田：“玄夜卫善密访，行事迅捷，可潜入地方，究吏绅勾结隐田、改籍之实，精准锁定税源，为计亩征银立基。”萧燊准其奏，敕陆冰选三十精锐，随专班赴地方密查。
虞谦亦速调都察院之力，命刚正不阿之佥都御史柳清臣为督查总领，率十余名老御史，分赴江南、浙闽，设临时督查署。临行，虞谦嘱之：“君等此行，身负监临之责，需紧盯地籍清查、税额核定、银钱征缴诸环节。凡吏贪腐、绅阻挠、擅增税、改账目者，即刻弹劾，从严查办，绝不宽宥。同时联地方按察使，形成监督合力。”复令右都御史梁昱协调各省按察使，全力配督查之事，使监临无死角。
张伏、李云岫亦即刻治装南下，萧燊特召二人入御书房，谆谆叮嘱：“江南、浙闽乃抗倭前线，试点需兼顾足饷与纾民，不可操之过急、强推硬行。若遇乡绅、守旧官吏阻挠，先与巡抚、布政使调和晓谕，顽劣不化者，可直奏中枢求援。务平衡战事之需与民生之计，使试点真惠民、真足饷。”二人叩首领旨，即日束装，快马赴江南。
伏、云岫抵应天，未暇歇息，即召都察院副都御史钟铭、应天按察使褚维岳、苏州知府李董，于府衙开试点筹备会，尽探江南税制之乱。钟铭先奏，语含沉痛：“应天、苏州诸地，吏绅相结，税制荡然。乡绅握七成田产，仅缴三成赋税，或隐田于宗族，或改籍于他处；贫氓止三成田土，却担七成税额，复加杂税徭役，多有走投无路、卖田逃役者。税源日耗，府库空虚，地方治理与抗倭后勤，皆难以为继。”
次日昧旦，张伏、李云岫在钟铭、李董陪同下，深入苏州乡野察实情，所见触目惊心：一乡绅拥千亩良田，户籍仅登两百亩，余者皆挂靠宗族亲友，以避赋税；田间农人面黄肌瘦，家无余粮，却要输田赋、徭役钱、船税、桑税等十数种，吏胥催收时复加“火耗”“手续费”，多有农户无力输纳，卖儿鬻女、流离失所。李董面露愧色，躬身谢罪：“臣虽有心整饬，然乡绅势大，税制繁杂、权责不明，力有不逮。今一条鞭法试点，实乃江南生民之福，臣必全力效命。”
其时，王砚、陆冰亦率队抵浙闽，即刻对接浙江布政使秦仲、宁波知州郑明远、福建按察使佥事林文博，探地方殊情。秦仲具奏：“浙闽沿海多渔、盐之户，田产分散且贫瘠，若仅计亩征银，恐重其负；抗倭乡勇皆本地农户，农时耕作、战时赴敌，徭役既罢，需妥置其生计军饷，勿误乡勇招募与抗倭战力，此二事需于细则中重点区处。”
陆冰则率玄夜卫精锐，乔装盐商、货郎，潜入沿海诸地，密查乡绅隐田之实。三日后，冰呈密报于王砚，语含愤懑：“浙闽乡绅多与盐商勾结，不仅隐田漏赋，更私增盐课，中饱私囊。泉州一盐商兼乡绅，隐田五百余亩，岁漏税逾千两，复贿赂泉州知府及属吏，数阻税制整饬，气焰嚣张。”王砚震怒，即令林文博率按察使司吏员，协玄夜卫擒此乡绅与受贿官吏，当众查办，以儆效尤。
调研之中，专班屡遭乡绅、守旧官吏阻挠。江南一致仕乡绅，联数十名士绅，持“祖制不可违”之疏，围堵应天府衙，向张伏施压，反对计亩征银，称“此举坏祖制、苛乡绅，必致地方动荡”。张伏神色坚定，厉声斥之：“祖制者，顺民心、合时宜者也。今税制淆乱，民困国贫，粮饷难继，固守旧制，是危社稷也！一条鞭法，救民救国之策，旨在均赋纾困、保障抗倭。尔等若再阻挠，便是与朝廷为敌、与万民为敌！”遂将此事奏报萧燊，燊下旨严斥阻挠者，重申试点之决心，筹备之事方得续行。
既得江南、浙闽实情，王砚率起草组闭门十日，反复研讨修订，拟成《一条鞭法试点实施细则（草案）》，上呈专班审议。细则明定：合田赋、徭役、杂税及诸附加为“正税”，不复分设；按田土肥瘠、产量多寡，分上中下三等，定亩银之率——上田每亩三分，中田二分五厘，下田二分；罢除力役，民纳银代役，官据地方建设与抗倭之需，募夫供役，兼顾役需与农时。
专班集议，众皆各抒己见。李云岫据江南、浙闽殊情，补议：“浙闽渔、盐之户无定田，计亩征银难适，可按渔船大小、作业范围计征——小船每艘岁征五两，大船八两；盐场按实产计，每亩二分，复定产量上限，勿过征。江南多水患，宜增灾蠲条款：灾三成以上免半载，五成以上免一载，八成以上全免；贫户可以粮折银，依市价折算，勿使贫者无银而逃。”谢明深以为然，即令王砚据之修改。
柳清臣从监督之角度，细化条款：“明官吏征缴之责，禁擅增税率、私加杂费；征银当日入库，由户部吏与都察院御史双登核对，月于府县衙公示明细，受民监督举报；隐田漏赋者，查实后除补缴历年所欠，罚银十倍，重者交刑部论罪。”杨璞亦补：“宜将‘阻试点、结党舞弊、擅增税’入《大吴律》重罪，与阻选贤、贪赈灾银同科，量刑流三千里，甚者绞刑，以律护新政。”
王砚采众议，润色细则，上呈中枢审核。中书令孟承绪、侍中纪云舟逐字核校，确保合礼制、符律法。纪云舟建言：“细则需明试点税银之用，优先充抗倭粮饷、海防补给、地方民生，禁挪作他用、私设小金库，门下省月赴试点核税流，成闭环监督。”萧燊终阅，准其奏，下旨颁行，令江南、浙闽试点诸地，恪守无违。
细则既颁，谢明、王砚于苏州设培训会，集江南、浙闽府县主官，详解条款、部署要务：“尔等需按细则定税额，逐户清查地籍、登册造籍，务使‘田尽入册、税尽应收、不漏一户、不重一亩’；复遣吏深入乡野、渔户，以浅语释计亩征银、以银代役之利，解民疑虑，勿因误解生乱。”秦仲、李董等皆躬身领命，誓全力奉行。
依细则之求，江南、浙闽同步启地籍清查与税额核定，王砚统筹，地方官奉行，玄夜卫、都察院御史全程监临，务使清查精准公允。苏州知府李董抽府县清廉吏员，组二十清查组，每组配户部吏一员、按察使司吏一员、玄夜卫二人，逐村逐户核田，当场丈量、登册，明田主、亩数、等级、四至，田主签字按印，册分两份，一存县府，一报户部，杜吏篡改之弊。
杭州知府沈明远针对西湖周边田产繁杂之况，创清查之法，以保公允：“西湖周遭，田、桑、茶、果错杂，收益悬殊，若同按田征，失之偏颇。桑、茶、果按上田之率，复据年均产量微调——产超均值三成以上，每亩增五厘；低三成以上，减五厘，使赋与收益相称。”令州同杨文举主其事，文举率队逐户丈量、核往年产量，纠隐田、虚报之案数起，清查遂准。
浙闽之地，秦仲、郑明远专力推渔、盐之户清查。针对渔户流动、盐产难核之弊，定专项之法：“渔户按渔船大小、作业范围登籍，由渔港吏、村老共证，无漏无虚；盐户按盐场面积、年均产统计，由盐场官、按察使司吏共核，实地丈量、核算产量，杜勾结虚报。”泉州知府梁文蔚全力协盐场清查，林文博率按察使司吏每日巡查，当场拿获两名虚报盐产、受盐户贿之吏，立革职查办，众皆震慑。
清查之中，诸事纷起：贫户无力担丈量费，心生抵触；少数乡绅暗煽民心，造谣“清查后赋税倍征”，阻扰其事。张伏、钟铭速为调处，明令：“丈量之费，悉由官帑承担，勿派于民；暗煽阻挠者，玄夜卫即捕，当众审理，以正视听。”河南巡抚柳恒亦调高产粮种两万斤，送江南试点，令工部右侍郎叶修远督导推广，亲教农人种法，助民增产，纾缴税之压。
越一月，清查既毕，反复核对，江南、浙闽共清田两百余万亩，新增隐田三十余万亩，登渔舟两千余艘，核盐场百余处，税源遂明，为征缴立基。王砚汇清查之果，奏报萧燊。燊阅之大喜，下旨嘉奖：“地籍清查有功，谢明、王砚、张伏等统筹得力，地方官勤勉秉公，赏银千两、锦缎百匹。望再接再厉，妥推进征缴之事。”
地籍既定，试点诸地启征缴之务。谢明令户部右侍郎方泽协漕运与地方府库，于各府县设“税银征缴点”，每点配户部吏三员、都察院御史二员，主征缴、入库、核账，行“三重核查之制”：征时核田册与税额，务按额而征；入库核银数与账目，务账实相符；月核税银流向，务专款专用，全程透明，杜舞弊之源。
虞谦令柳清臣强化征缴督查，于各征点设举报箱，布督查署联系方式与举报之赏，鼓民举吏弊、擅增税、克扣之徒。一日，苏州农户匿名举告，一县吏擅提税率，以中田作上田征银，复克扣贫户粮折银之补。柳清臣即遣人密查，访数十农户、核账目，查实其情，立捕县吏，交郑衡审理。终，县吏流三千里，令县府速退多征之银与补贴，还民之利。
陆冰亦率玄夜卫，紧盯吏绅勾结舞弊，破数起要案。泉州一乡绅，知隐田被清登，欲贿玄夜卫吏，求隐新增田产、减税额，为玄夜卫当场擒获。冰速奏其事，萧燊震怒，下旨严办：“乡绅补缴所欠税万两，罚银十万两，抄家半产，流边疆；受贿玄夜卫吏与勾结之官，皆斩，当众示众，以儆效尤。”此案震动四方，吏绅再不敢轻犯，征缴遂顺。
针对贫户无银缴税之困，谢明、王砚调研后，定二策变通：一曰“官贷”，许贫户向府库贷银，秋收后连本带息归还，息定一成以内，禁吏增息；二曰“互助缴税”，令开明乡绅牵头，率富户帮贫，官为帮扶者减赋、授匾。李董于苏州先推其法，越十日，即助两百余贫户完赋，免其流离，民皆称善。
为保税银用之合规，门下省右侍郎苏晚卿自请，月赴试点核税流，对明细与用途，逐笔核查，确保优先充抗倭粮饷、海防补给、地方水利。核查中，发泉州一知府擅挪税银，修私署、置珍玩，即令其限期追还、整改，复报虞谦弹劾。终，知府革职，税银复用正途，新政公信力日增。
试点两月，江南、浙闽民生渐苏，税效日显，民对新政认可度日高。苏州农吴老汉，有中田十亩，往年输田赋、徭役钱、桑税等共银三两余，复需应役一月，误农时，岁入仅够糊口。今依细则，仅输银二两五钱，无复徭役，得专力耕作，复垦荒地、饲家禽。秋收后，既完赋税，尚有余粮余银，逢人便叹：“一条鞭法，真乃生民之福！赋减而农时足，日子终有盼头矣。”
杭州、宁波、泉州诸沿海之地，渔、盐之户负亦轻，生产之志益振。宁波渔户郑氏，有渔船两艘，往年输船税、杂役、盐附加等共银十二两，复需应役，渔船常闲置。今依细则，仅输银十两，无徭役之扰，得全力出海，海况亦佳，渔获丰饶，岁入增三成。盐户亦言，杂税既罢，成本渐低，盐价趋稳，销量日增，不复为苛税所困。
税效既增，地方治理亦兴。李董用税银结余，大兴水利，令府同知吴伯安加固江堤、疏浚河道，水患遂减，农田灌溉得保；复推广柳恒之“分段育苗法”与叶修远所引高产粮种，邀农师亲教耕法，助农增产。沈明远则修西湖水利，扶丝织业，增织坊、改织机，地方经济渐繁。钟铭于奏报中言：“试点之地，流民较往年减八成，秩序晏然，农、渔、盐之户生产志坚，为来岁粮丰税增立基。”
乡绅之态亦渐变，从初之阻挠，转为顺服配合。部分开明乡绅，主动补缴隐田之税。苏州一乡绅坦言：“前隐田产，虽少输赋税，然终日惴惴，恐被查处。今税制公允透明，输赋心安，复能为抗倭尽绵薄，乃乡绅本分也。”张伏乘势引导乡绅参民生之事，鼓其捐粮献银、济贫兴学，众乡绅多响应，官民同心，新政益顺。
谢明汇试点两月之效，奏报萧燊：“江南、浙闽试点，两月税银入五十万两，较往年同期增三成。三成充抗倭粮饷，二成供地方水利民生，五成存国库，以备调度。民无大规模抵制，秩序安定，试点顺遂。”萧燊阅之龙颜大悦，愈信新政可行，令专班积验，为扩围试点作备。
然试点非一帆风顺，变数迭生，专班与地方官随机应变，调细则以稳推进。浙闽沿海遭台风，田亩被淹、渔船损毁、盐场受损，渔农无收，难按期缴税。秦仲速奏灾情，谢明、王砚即刻赴浙闽，勘灾情、慰百姓，旋调细则：“灾区免今岁赋税，官从国库调赈灾粮银，助民重建、修渔船盐场；受损田产来岁重定等级，减其税率，予民复生产之时。”
偏远山区农户，因路远信塞，难兑粮为银，心甚忧。李云岫、钟铭深入山区，协地方官定策：于各乡设“粮银兑换点”，官自收粮，依市价折银代赋，免农户奔波之苦，亦杜商人压价盘剥。无锡知县吕清平推其法于山区，民皆称便，忧绪遂解。
地方官复奏，抗倭乡勇多为农户，徭役既罢，收入渐减，招募愈难，恐误抗倭。兵部右侍郎于擎、裴衍速与专班对接，定策：“从试点税银中调部分，增乡勇军饷，明薪资之准，战时加倍；令郑毅龙、海正刚统筹招募，优先录受灾农户、无地之民，既补乡勇之缺，亦济灾民。”法行，浙闽乡勇招募即足，战力亦增。
柳清臣督查中，见部分县吏不熟细则、业务不精，致税额核定错漏、账目混乱，误征缴之效。遂组吏员培训，邀王砚派户部骨干授课，详解细则、核税之法、记账之规，现场演试，解吏之惑；复定“吏员考课之制”，合格者留任，不合格者调岗，务使征缴精准高效。
针对诸般变数，专班五调细则，坚守“兼顾民生与粮饷、适配地方实情”之则，固“计亩征银、并税纳银”之核，随事优化，务使新政落地生根。杨璞将调后细则，补入《大吴律》配套章程，完律法之支撑。孟承绪于中枢议事中言：“新政之行，当因时因地制宜，不可墨守成规、一刀切。守核心而善变通，方得民心、收实效。”
谢明率专班还京，向萧燊与群僚详奏试点之事，呈《一条鞭法试点总结》，尽述成效、经验与所遇之困。报言：试点之地税效增四成，税源流失得扼，民负大减，秩序安定，抗倭粮饷有保，试点功成。复总结三端经验：一曰地籍精准为前提，需玄夜卫与地方官协查，严打隐田改籍，使税源清晰；二曰监督严明为关键，立“中枢-地方-百姓”三重监督，全程执纪，严查弊害；三曰变通适配为保障，依区域、群体、变故调细则，兼公平与效率。
报中亦客观言试点之弊：偏远山区征缴成本高、效率低，部分吏员业务不精；乡绅阻挠之隐忧未绝，少数守旧官认可度低、执行力弱。针对此，专班献策：于山区增设流动征点，配专吏与车马，降征缴之费；行全国吏员培训，提其能；立乡绅协政之赏，对顺服济民者，减赋授誉；复修律法，细舞弊量刑，强震慑。
群僚审议，大将军蒙傲先言：“试点成效卓然，抗倭粮饷充足，南线反攻得遂；税效既增，西北边防军饷物资亦有保障，益固北线。臣请陛下扩试点，纳山东、河南诸地，积不同区域之验，为全国推行立基。”楚崇澜亦附议：“山东、河南农基厚，税制乱象较轻，地方官执行力强，宜为二批试点。可令山东布政使韩松年、河南巡抚柳恒主其事，保试点质量。”
萧燊纳其议，下旨：“准！即日起扩一条鞭法试点，增山东、河南、湖广三省。谢明、王砚总领二批筹备，韩松年、柳恒、湖广参政罗文举分掌本省，协地方官落实；虞谦续派督查，驻新增试点，全程监临，勿使跑偏。半载后积二批经验，启全国推行筹备。”
旨下，谢明、王砚即刻启二批试点筹备，定扩围之案、明分工；张伏、李云岫再南下，分赴山东、河南对接；柳清臣抽干吏，驻新增试点，组督查署；杨璞、郑衡复修律法，补区域适配条款，为扩围护航。一条鞭法自江南、浙闽，渐向九州蔓延，为大吴税制革新与中兴大业，筑牢根基。
试点既扩，税效续增，国库渐盈，为双线反攻供坚实保障。谢明与裴衍密切协理，统筹军需，将试点税银优先调南线抗倭、西北边防：为浙闽水师补改良火炮百门、战船二十艘，粮草物资充盈，郑毅龙、海正刚反攻之策得行，水师战力大增；为西北调粮草百万斤、军饷五十万两，助赵烈、裴虎臣加固烽燧、练兵改械，边军士气高涨，鞑靼、倭寇皆不敢轻犯。
江南、浙闽试点民生工程续推，民日安其居。工部郎中江澈得谢明、叶修远之助，续理江南河工，固堤坝、拓河道，水患渐息，农田灌溉得保；国子监祭酒孔学礼、司业韩子瑜，选数十监生赴试点，推实学、兴学堂，教农人种法、渔人防倭、赋税新规，民对新政认知愈深。苏晚卿亦续核税流，月赴各试点，务使银用其处，无贪挪之弊，新政公信力日隆。
二批试点亦速推进，成效初显。韩松年据山东盐场集中之况，规盐课之税，纳盐课于一条鞭法，杜私税科派，复协漕运，保税银粮草转运无虞；柳恒行“税农联动”之策，用税银推高产粮种与育苗法，修农田水利，助农增产，成“税增-民安-粮丰”之良性循环；罗文举专力清屯田、核粮储，准地籍、定税额，规征缴之程，为湖广试点立稳根基。
未几，萧燊连得北线、南线捷报：赵烈率西北边军，恃充足军饷粮草与改良军械，主动出击，退鞑靼数次大举来犯，复两座堡寨，拓边防纵深；郑毅龙率浙闽水师，凭完善海防与丰足补给，突袭倭寇荒岛据点，歼敌两千余，获战船三十余艘、火器百余种，南线抗倭大捷。捷报传京，朝野震动，群僚皆奏，称一条鞭法“功在当下，利在千秋”，请燊早日遍行全国。
萧燊集专班与中枢核心官，开新政推进会，神色坚定曰：“一条鞭法试点功成，既解粮饷之困，固反攻之基，又纾民之苦，安地方之序，为大吴中兴立财政之根。令谢明、王砚主其事，期一年内毕全国推行筹备，定统一细则与推广之案，兼顾区域殊情，妥为衔接。各部地方，需全力协从，各司其职，务使新政燎原九州、惠及万民，为肃清边患、肇建中兴盛世，提供坚盾！”
《尚书?五子之歌》云：“民惟邦本，本固邦宁。” 一条鞭法试行既成，曩者税制淆乱、税源耗散之弊，一朝荡涤。江南之地，桑麻遍野，阡陌间耕者歌于途；浙闽之滨，渔村舟楫往来，海波上渔父唱晚归；山东盐场，盐廪充盈；河南沃野，麦浪翻金。
新政若春风拂地，遍临试点诸处，黔首脱苛税之困，守吏绝舞弊之途，乡绅怀输粮之谊，上下一心，共襄中兴之业。边军刍粮自此丰足，战舰火器络绎输往前线，南线水师扬帆破倭，北线铁骑枕戈待敌，双线反攻之势，如日中天。
沿海百姓，得享休养生息，市井渐复繁华，村落重现炊烟，昔日十室九空之景，今已焕然为安居乐业之象。试点之法日臻完善，推行之策渐有所成，九州四海，翘首以盼，待新政遍行之日，即为大吴盛世开篇之时。
初，天下税政淆乱，田赋无精准地籍可依，鱼鳞图册残缺漫漶，豪强隐田漏税，贫户代纳虚粮；徭役科索之弊丛生，官吏巧立名目，摊派舞弊；杂税繁乱如丝，船税、盐课附加、田亩加征等，名目多达数十种。黔首困于重负，国帑空虚，双线反攻之师，常苦粮饷不继。萧燊睹民艰、察时弊，喟然叹曰：“治国之道，必先富民；富民之要，在澄税制。” 遂决行一条鞭法，择江南、浙闽为先试之地。
于是，中枢设统筹之局，户部尚书谢明、左侍郎王砚总领诸事，厘定税目，核算帑银，务期化繁为简、取民有度。都察院左都御史虞谦、佥都御史柳清臣，率督查之吏巡行州县，严查贪墨，杜绝中饱私囊。玄夜卫指挥使陆冰遣谍探奸，密察豪强隐田、官吏舞弊诸事，一一奏报御前。大理寺卿郑衡、刑部尚书杨璞，参酌古今律法，为新政立规，使官吏百姓皆有章可循。
地方守令亦各尽其责，秦仲抚浙，李董治苏，柳恒牧闽，皆夙兴夜寐，亲履阡陌清查地籍，召集乡绅会商税额。遇豪强阻挠，则绳之以法；逢百姓疑虑，则晓之以理。其间或有弊窦萌生，如奸吏暗改税册、顽民抗拒不纳，中枢即速遣专员纠偏，地方亦随事调整方略，终使新政落地生根，无复滞碍。
新政施行，不独解粮饷匮乏之忧，更纾民生倒悬之苦。试点之地，民无苛徭之扰，户有盈余之粮，田畴垦辟日广，商旅往来日繁。前线将士得饱食暖衣，军心益固；后方百姓免流离之苦，邦本益坚。双线战事捷报频传，税制革新成效卓着，由是试点之域渐广，九州同盼新政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