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纪五，起于公元621年（辛巳年）三月，止于十二月，共十个月。
三月庚申日，朝廷任命靺鞨部落首领突地稽为燕州总管。
太子李建成抓到了一千多稽胡族人，放了几十个首领，还封给他们官爵，让他们回去招降其他族人，刘屳成也投降了。可李建成却谎称要增设州县，修建城邑，让二十岁以上的投降胡人都集合起来，然后派兵包围把他们杀了，死了六千多人。刘屳成察觉到情况不对，就逃去投奔梁师都了。
行军总管刘世让去攻打窦建德的黄州，把黄州打下来了。但洺州那边防守严密，刘世让没办法再前进。正好这时候突厥要来侵犯，皇上就把刘世让召回来了。
窦建德任命的普乐县县令平恩人程名振前来投降，皇上直接封程名振为永宁令，让他带兵去收复黄河以北的地区。程名振夜里去偷袭邺城，俘虏了一千多男女。在离邺城八十里的地方，他发现有九十多个正在哺乳的妇女，就把她们都放了。邺城的人被他的仁义感动，还为他施舍食物给僧人。
突厥的颉利可汗继承了父兄的家底，兵马强壮，一直有侵犯中原的想法。他娶了隋朝的义成公主，公主的堂弟杨善经，因为躲避战乱在突厥，他和王世充的使者王文素一起劝颉利可汗说：“以前启民可汗被兄弟逼迫，逃到隋朝。多亏了隋文帝的帮助，才有了现在的领土，子孙后代都受益。如今唐朝天子又不是隋文帝的子孙，可汗您应该拥立杨政道去讨伐唐朝，这样才能报答隋文帝的恩德。”颉利可汗觉得挺有道理。这时候唐朝国内还没安定，对突厥特别好，可颉利可汗却贪心不足，索要无度，说话还特别傲慢。甲戌日，突厥就来侵犯汾阴了。
唐军包围了洛阳，挖了壕沟，修筑堡垒坚守。洛阳城里粮食短缺，一匹绢只能换三升粟米，一匹布只能换一升盐，那些漂亮衣服、珍贵玩物，都贱得像泥土草芥一样。老百姓把草根树叶都吃光了，只能一起去沉淀河里的浮泥，掺上点米屑做成饼吃，结果很多人都生病了，身体浮肿，腿脚无力，路上到处都是饿死的人。皇泰主当初把老百姓迁到宫城的时候，有三万户，到现在剩下不到三千户。就算是那些达官贵人，也连糠皮都吃不饱，尚书郎以下的官员，都得自己背东西干活，还常常有人饿死。窦建德派他的将领范愿守住曹州，然后把孟海公、徐圆朗的人马都召集起来，往西去救洛阳。到了滑州，王世充的行台仆射韩洪打开城门让他们进去了。己卯日，窦建德的军队驻扎在酸枣。
壬午日，突厥来侵犯石州，刺史王集带兵把他们打退了。
窦建德攻下管州，杀了刺史郭士安，又拿下荥阳、阳翟等县，水陆并进，用船运送粮食，沿着黄河逆流而上。王世充的弟弟徐州行台王世辩派他的将领郭士衡，带着几千士兵和窦建德会合，一共有十多万人，号称三十万，驻扎在成皋的东原，在板渚修筑宫室，还派使者和王世充互通消息。
在这之前，窦建德给秦王李世民写了封信，让唐军退到潼关，归还郑国被侵占的土地，恢复以前的友好关系。李世民召集将领们商量这事儿，大家都建议避开窦建德的锋芒，郭孝恪却说：“王世充已经走投无路，马上就要被活捉了，窦建德却大老远跑来帮他，这是老天爷要让他俩一起灭亡啊。咱们应该凭借武牢的险要地势抵挡他们，瞅准机会行动，肯定能打败他们。”记室薛收也说：“王世充占据东都，府库里物资充足，他带领的士兵，都是江淮地区的精锐，现在唯一的问题就是缺粮食。就因为这个，他才被咱们牵制住，想打仗打不了，坚守又坚持不了多久。窦建德亲自率领大军，大老远跑来救援，肯定也是精锐尽出，想和咱们拼命。要是放他们到这儿，两家联合起来，把黄河以北的粮食运来供应洛阳，那这仗可就没个头了，天下统一不知道要等到什么时候。现在咱们应该分一部分兵力守住洛阳，深挖壕沟，高筑壁垒，王世充要是出兵，千万别跟他打。大王您亲自率领精锐，先占据成皋，训练士兵，等窦建德来了，咱们以逸待劳，肯定能打败他。窦建德一破，王世充自然就守不住了，不出二十天，两个首领都得被咱们抓住。”李世民觉得他们说得很对。这薛收，是薛道衡的儿子。萧瑀、屈突通、封德彝却都说：“咱们的士兵又累又疲惫，王世充凭借坚固的城池坚守，一时半会儿很难攻破。窦建德刚打了胜仗，士气正盛，锐不可当。咱们腹背受敌，这可不是个好办法，不如先退守新安，等他们露出破绽再说。”李世民说：“王世充的军队已经被打得没了士气，粮食也吃完了，上下离心，不用费大力气攻打，就能坐等他失败。窦建德刚打败孟海公，将领骄傲，士兵懈怠，咱们占据武牢，就等于扼住了他的咽喉。他要是冒险来和咱们决战，咱们很容易就能打败他。要是他犹豫不决不敢出战，不出一个月，王世充自己就会溃败。等洛阳城破，咱们兵力更强，气势更盛，一举两得，就在这次行动了。要是不赶紧前进，敌人进了武牢，那些刚归附咱们的城池肯定守不住。两个敌人合在一起，势力必然强大，哪还有什么破绽可等？我主意已定！”屈突通等人又请求先解除对洛阳的包围，占据险要地势观察形势变化，李世民没答应。李世民把自己的部下分成两部分，让屈突通等人辅佐齐王李元吉继续包围洛阳，自己带着三千五百名精锐往东去武牢。当时大白天就出兵，经过北邙，到河阳，再向巩县进发。王世充登上城墙看到了，却摸不清李世民的意图，最终也没敢出城。癸未日，李世民进入武牢。甲申日，李世民带着五百精锐骑兵，从武牢往东走了二十多里，去侦察窦建德的营地。他沿途分批留下随行的骑兵，让李世积、程知节、秦叔宝分别带领，埋伏在道路两旁，最后只带着四个人继续前进。李世民对尉迟敬德说：“我拿弓箭，你拿长矛跟着我，就算有百万敌军又能把咱们怎么样！”又说：“敌人看见咱们就回去，这是他们的上策。”离窦建德营地三里左右的时候，窦建德的巡逻兵碰到了他们，以为是唐军的侦察兵。李世民大喊：“我是秦王！”然后拉弓射箭，射死了对方一员将领。窦建德军营里顿时大乱，派出五六千骑兵来追他们。李世民的随从都吓得脸色大变，李世民说：“你们只管往前走，我和敬德在后面断后。”于是他们不紧不慢地骑着马走，追的骑兵快到了，李世民就拉弓射箭，每次都射死一个人。追的人害怕就停下来，可过一会儿又追上来，这样反复了好几次，每次追上来都有人被射死。李世民前后射死了好几个人，尉迟敬德杀了十几个人，追的人不敢再靠近。李世民还故意慢慢往后退，引诱他们进入埋伏圈，李世积等人突然出击，把窦建德的军队打得大败，斩首三百多级，还活捉了他的猛将殷秋、石瓒，然后凯旋而归。之后李世民给窦建德写了封信，告诉他：“赵魏地区，早就归我们唐朝了，却被你侵占。之前因为你们对淮安王以礼相待，公主也能平安归来，所以我们才和你们坦诚相待，消除怨恨。王世充之前和你修好，却反复无常，如今他马上就要灭亡了，又花言巧语引诱你，你却带着三军将士，去为别人提供补给，花大价钱去帮外人，这可不是什么好主意。现在咱们刚一交手，你们就溃败了，还没来得及犒劳军队，你难道不觉得羞愧吗？所以我才暂且收敛锋芒，希望你能做出明智的选择。要是你不听劝告，恐怕后悔都来不及了。”
朝廷封秦王李世民的儿子李泰为卫王。
这段记载聚焦于唐初统一战争的关键节点，字里行间折射出乱世中的权力博弈、战略抉择与人道困境，对理解古代政权更迭与治理逻辑极具启发。
权力博弈中的“手段异化”：李建成的“降胡之杀”
李建成对稽胡的处置，堪称乱世中“权宜之计”异化为“反人性操作”的典型。他先以官爵招降酋帅，再以“增置州县”为饵诱杀降胡六千余人，这种“先抚后屠”的背信之举，看似快速削弱了敌对势力，实则暴露了古代皇权扩张中“结果至上”的残酷逻辑——为巩固统治，道德与信用可被轻易牺牲。
但短期暴力的代价显而易见：刘屳成的逃亡与反叛，印证了“高压必致反弹”的规律。这种依赖杀戮的治理方式，虽能震慑一时，却无法真正消解民族矛盾，反而为后续动荡埋下隐患。这与现代治理中“以信任构建共识”的理念形成鲜明对比——真正的稳定，从来不是靠恐惧维系，而是靠公平与尊重筑牢。
民心争夺的“细节密码”：程名振的“释乳妇”
与李建成的残酷形成强烈反差的，是程名振夜袭邺城后的举动：俘获千余人后，特意释放九十余名哺乳妇女。这一细节看似微小，却精准击中了乱世中最脆弱的民生痛点——战乱中，妇女与儿童的生存权最易被践踏，而对母婴的体恤，恰是“仁政”最直观的体现。
邺城百姓“为之饭僧”的反馈，印证了“民心向背不在空谈，而在细节”的朴素真理。在冷兵器时代，战争的本质是“人”的争夺，程名振以最小成本赢得了地方认同，比单纯的军事征服更具长远价值。这对现代治理的启示尤为深刻：公共政策的温度，往往藏在对弱势群体的关照中，而非宏大的口号里。
地缘博弈的“实力逻辑”：突厥与唐朝的“拉锯”
突厥颉利可汗的南侵意图，撕开了唐初“内忧外患”的现实困境。一方面，突厥凭借“父兄之资”实力强盛，又以“报隋文皇帝之恩”为借口（实则利用隋室残余势力），将入侵包装成“道义行动”；另一方面，唐朝因内部统一战争未竟，对突厥“厚待”却难填其欲壑，暴露了“弱国无外交”的铁律——当实力失衡时，善意往往被解读为软弱。
这段互动揭示了古代中原与游牧民族关系的核心：利益与实力的动态平衡。突厥的“骄慢”与唐朝的“隐忍”，本质是双方对“战略窗口期”的争夺——唐朝需要时间平定内乱，突厥则试图趁虚而入。这种“弱者暂避锋芒，强者伺机扩张”的逻辑，在现代国际关系的博弈中依然可见。
战略抉择的“生死赌局”的武牢关决策
洛阳之战的转折点，在于李世民对窦建德援军的应对，这是一场“顶级战略思维”的较量。面对王世充困守洛阳、窦建德十万大军来援的“腹背受敌”困境，唐军内部出现严重分歧：保守派主张“退保新安”，避其锋芒；郭孝恪、薛收则力主“据武牢之险，以逸待劳”。
李世民的决断展现了卓越领导者的核心素质：穿透迷雾的洞察力。他精准判断两点：一是王世充“兵摧食尽，上下离心”，已是“坐克”之势；二是窦建德“新破海公，将骄卒惰”，且武牢关天险可扼其咽喉。最终，他亲率三千五百精锐奔袭武牢，以“诱敌入伏”的战术挫败窦建德前哨，印证了“集中优势、掌握主动”的军事真理。
这场决策的启示远超军事领域：在复杂局面中，“逃避风险”往往是最大的风险（若窦建德进入武牢，新附诸城必叛，两贼合兵则统一无望）；而真正的勇气，是基于对形势的深刻理解，在看似绝境中找到破局的支点。
李建成与李世民的行为对比，暗藏着初唐权力格局的伏笔。李建成的“残酷”与李世民的“精准”，不仅是治理风格的差异，更折射出两人对“统治合法性”的理解——李建成依赖暴力威慑，李世民则擅长以“智”与“仁”（如对窦建德的劝降书，既示强又留余地）塑造权威。这种差异，为日后“玄武门之变”中两人的命运走向埋下了线索。
而程名振的“仁”与突厥的“贪”、王世充的“困”与窦建德的“骄”，共同构成了乱世的群像：在秩序重构的过程中，有人失于残暴，有人成于民心，有人败于短视，有人胜在格局。
结语：乱世中的“生存哲学”
这段记载的价值，在于它揭示了“统一”从来不是简单的军事胜利，而是治理逻辑、战略眼光与人性底线的综合较量。从李建成的“杀降”到程名振的“释妇”，从突厥的“趁火”到李世民的“破局”，历史在残酷与智慧、短视与长远的交织中前行。
对现代而言，其启示依然鲜活：无论是国家治理、组织管理还是个人抉择，真正的竞争力从来不是“不择手段的强硬”，而是“洞悉本质的智慧”与“守住底线的温度”——这或许是乱世留给我们的最珍贵遗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