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开始呢，工部尚书独孤怀恩攻打蒲坂，打了好久都没打下来，损失还挺大。皇上好几次下诏书责备他，独孤怀恩心里就开始有怨气，对皇上不满。皇上有次开玩笑对独孤怀恩说：“姑姑家的儿子都已经当了天子，接下来是不是该轮到舅舅家的儿子啦？”独孤怀恩还真把这话往心里去了，觉得自己挺了不起，有时候还攥着拳头说：“我们家难道就只有女人地位尊贵吗？”于是就和他手下的元君宝密谋造反。正好独孤怀恩、元君宝和唐俭都被尉迟敬德俘虏了，元君宝就对唐俭说：“独孤尚书最近谋划着大事呢，要是能早点决定动手，哪会受这窝囊气！”等到秦王李世民在美良川打败尉迟敬德，独孤怀恩逃了回去，皇上又让他带兵去攻打蒲坂。元君宝又对唐俭说：“独孤尚书好不容易逃出来，又回到蒲坂，这可真是王者不死啊！”唐俭担心独孤怀恩真的谋反成功，就劝尉迟敬德，说让刘世让回去和唐朝讲和，尉迟敬德同意了。唐俭就趁机把独孤怀恩谋反的事告诉了唐朝。当时王行本已经投降，独孤怀恩进占了蒲坂城。皇上正准备渡河到独孤怀恩营地去，都已经上船了，刘世让刚好赶到，把这事儿告诉了皇上。皇上吓了一跳，说：“我能逃过这一劫，这不是老天爷保佑嘛！”于是派人去召独孤怀恩，独孤怀恩还不知道事情败露了，就坐着小船来了。皇上立刻把他抓起来交给有关部门，又分头去抓捕他的同党。甲寅日，独孤怀恩和他的党羽都被处死了。
窦建德去攻打李商胡，把李商胡给杀了。窦建德在洺州鼓励大家种地养蚕，境内治安很好，都没有盗贼，商人旅客在野外露宿都不怕。
突厥的处罗可汗把杨政道接过去，立他为隋王。在北方的中原百姓和士人，处罗可汗都分配给杨政道，大概有上万人。还按照隋朝的制度设置了各种官职，让他们住在定襄。
三月乙丑日，刘武周派他的将领张万岁攻打浩州，李仲文把他打跑了，还俘虏斩杀了好几千人。
朝廷把纳言这个官职改成侍中，内史令改成中书令，给事郎改成给事中。
甲戌日，任命内史侍郎封德彝为中书令。
王世充那边的将帅、州县官员，一个接一个地来投降。王世充没办法，就把法律定得更严了。只要有一个人逃跑叛变，全家不论老小都得被杀。父子、兄弟、夫妻之间可以互相告发，告发的人能免罪。又让五家结成一保，要是有一家全家逃跑，周围四家没发现，都得跟着被杀。结果杀人越多，逃跑的人反而越多。就连出去打柴的人，进出都限定人数和时间。搞得大家不管是公家还是私人，都发愁得不行，日子都过不下去了。王世充还把宫城当作大监狱，只要是他怀疑的人，连同家属都抓进宫里关着。将领们出去打仗，也要把家属留在宫里当人质，被关在宫里的人常常不少于一万，每天都有几十个人饿死。王世充又让台省的官员去当司、郑、管、原、伊、殷、梁、凑、嵩、谷、怀、德这十二州的营田使，那些能当上这个官职的丞、郎，高兴得就像要成仙了一样。
甲申日，行军副总管张伦在浩州打败了刘武周，俘虏斩杀了一千多人。
西河公张纶、真乡公李仲文带兵到了石州，刘季真害怕，就假装投降。乙酉日，朝廷任命刘季真为石州总管，赐他姓李，封彭山郡王。
蛮人首领冉肇则攻打信州，赵郡公李孝恭迎战，没打赢。李靖带着八百士兵去偷袭，把冉肇则杀了，还俘虏了五千多人。己丑日，收复了开州、通州。李孝恭又去攻打萧铣的东平王阇提，把阇提也杀了。
夏天四月，丙申日，皇上到华山祭祀；壬寅日，回到长安。
朝廷设置益州道行台，把益、利、会、鄜、泾、遂这六个总管都归它管辖。
刘武周好几次攻打浩州，都被李仲文打败了。宋金刚军队里粮食吃完了。丁未日，宋金刚往北逃跑，秦王李世民就带兵去追。
罗士信包围了慈涧，王世充派太子王玄应去救援。罗士信一枪把王玄应挑下马，还好有人救他，才捡回一条命。
壬子日，任命显州道行台杨士林为行台尚书令。
甲寅日，加封秦王李世民为益州道行台尚书令。
秦王李世民在吕州追上了寻相，把他打得大败，然后乘胜追击，一天一夜就跑了二百多里，打了几十仗。追到高壁岭的时候，总管刘弘基拉住李世民的马缰绳劝道：“大王您打败了贼军，追到这儿，功劳已经够大了。要是再继续深入，就不珍惜自己的身体啦！而且士兵们又饿又累，咱们应该在这儿扎营，等兵马粮草都集齐了，再继续前进也不迟啊。”李世民说：“宋金刚没招儿了才逃跑，他们军心已经散了。成功很难，失败却很容易，机会难得，一旦错过就没了，必须趁着这个形势把他们拿下。要是我们停留不前，让他们有时间重新谋划、做好防备，就不好攻打了。我一心为国家，哪能顾得上自己呢！”说完就策马继续前进，将士们也不敢再说饿了。李世民在雀鼠谷追上了宋金刚，一天之内打了八仗，把宋金刚都打败了，俘虏斩杀了好几万人。晚上，在雀鼠谷西原宿营，李世民已经两天没吃东西，三天没脱铠甲了。军队里只有一只羊，李世民就和将士们分着吃了。丙辰日，陕州总管于筠从宋金刚那里逃了回来。李世民又带兵前往介休，宋金刚还有两万兵马。戊午日，宋金刚从西门出来，背靠城墙摆开阵势，南北长七里。李世民派总管李世积等人去迎战，稍微往后退了一点，被贼军趁机进攻。李世民亲自率领精锐骑兵出击，绕到贼军阵后，宋金刚大败，被斩首三千级。宋金刚带着轻骑逃跑，李世民追了几十里，追到张难堡。浩州行军总管樊伯通、张德政据守在堡里，李世民摘下头盔让他们看，堡里的人又欢呼又哭泣。旁边的人告诉堡里的人秦王还没吃饭，他们就献上浊酒和糙米饭。
尉迟敬德收拾剩下的人马守着介休，李世民派任城王李道宗、宇文士及去劝降，尉迟敬德和寻相就带着介休和永安投降了。李世民得到尉迟敬德，特别高兴，让他当右一府统军，还让他带着原来的八千士兵，和其他营的士兵混编在一起。屈突通担心会出变故，多次提醒李世民，李世民没听他的。刘武周听说宋金刚打了败仗，吓得不行，扔下并州逃到突厥去了。宋金刚想收拾剩下的人马再打一仗，可没人愿意跟他干，他也带着一百多个骑兵逃到突厥去了。
李世民到了晋阳，刘武周任命的仆射杨伏念开城投降。唐俭封存了府库，等着李世民来。刘武周之前占领的州县都重新归唐朝所有。
没过多久，宋金刚谋划着逃往上谷，被突厥追上抓住，腰斩了。岚州总管刘六儿跟着宋金刚在介休，被秦王李世民抓住杀了。他哥哥刘季真，放弃石州，投奔刘武周的将领马邑人高满政，高满政把他杀了。
刘武周向南侵犯的时候，他的内史令苑君璋就劝他说：“唐朝皇帝凭借一州的兵力，直接就拿下了长安，一路所向披靡，这是上天的安排，不是人力能做到的。晋阳以南，道路又险又窄，咱们孤军深入，后面没有接应。要是您进攻不顺利，怎么回来呢？不如北边联合突厥，南边结交唐朝，自己在中间称王，这才是长久之计。”刘武周不听，留下苑君璋守朔州。等他战败后，哭着对苑君璋说：“没听你的话，才落到这个地步。”过了一段时间，刘武周谋划着逃回马邑，事情泄露，被突厥杀了。突厥又任命苑君璋为大行台，统领刘武周剩下的人马，还派郁射设带兵协助他镇守。
庚申日，怀州总管黄君汉在西济州攻打王世充的太子王玄应，把他打得大败；熊州行军总管史万宝在九曲截击，又把王玄应打败了。
辛酉日，王世充攻陷了邓州。
这段记载勾勒出隋末唐初群雄逐鹿的复杂图景，其中权力博弈、治理智慧与人性挣扎交织，放在今天看仍有不少值得琢磨的地方：
权力场的“野心与算计”怀恩反水看人性的脆弱
独孤怀恩的谋反，像一面镜子照出权力场的微妙逻辑。他因战事不利被斥责而心生怨恨，又因李渊一句“姑之子皆为天子，次应至舅之子”的戏言点燃野心——这句玩笑话之所以能撬动人心，本质是乱世中“皇权可及”的诱惑被无限放大。而他最终败亡，既因唐俭的及时举报（信息传递在生死关头的决定性作用），也因自身的侥幸心理（“轻舟来至”却不知事露）。这提醒我们：权力野心若缺乏理性约束，往往会变成自我毁灭的导火索，而“戏言”在权力场从来都可能被解读为“暗示”，说话的分寸与听话的心态，从来都是高危博弈。
治理的“冰火两重天”与王世充的反差启示
窦建德“劝课农桑，境内无盗，商旅野宿”的治理成果，与王世充“杀人益多而亡者益甚”的困局，形成鲜明对比。窦建德的核心是“安民”——通过恢复生产、稳定秩序赢得民心，这在乱世中恰恰是最稀缺的“政治资本”；而王世充的逻辑是“防叛”，用连坐、质家属、严刑峻法试图控制局面，结果却陷入“越高压越失控”的恶性循环：樵夫出入受限、宫城变监狱、饿死者日众，本质是用恐惧代替信任，用暴力透支民心。
这像极了管理学中的“激励与控制”悖论：靠恐惧维系的秩序，成本只会越来越高，而靠共识与民生构建的稳定，才具备可持续性。窦建德后来能成为“河北王”，王世充迅速败亡，从这段记载已能窥见端倪。
军事博弈中的“决断力与代价”：李世民的“闪电战”
李世民追击宋金刚的段落，简直是“战机稍纵即逝”的经典案例。面对刘弘基“士卒饥疲”的劝谏，他坚持“功难成而易败，机难得而易失”，一昼夜奔袭二百里，一日八战，甚至“不食二日，不解甲三日”，最终在雀鼠谷大破敌军。这种近乎偏执的决断力，背后是对“溃敌心理”的精准把握：宋金刚已是“计穷而走，众心离沮”，此时若给对方喘息之机，必然“计立备成”，再难攻坚。
放在今天看，这像极了商业竞争中的“窗口期思维”——当对手露出破绽时，能否顶住短期代价（疲劳、风险），用极致执行力扩大优势，往往决定最终胜负。而李世民与将士分食一羊、免胄示信于张难堡守军的细节，更说明“领导力”从来不只是决策，还有与团队共担风险的共情力。
降将的“信任与风险”：尉迟敬德的“被接纳”
尉迟敬德投降后，李世民不仅不解除其兵权，反而让他统领旧部八千，即便屈突通担忧“变乱”也坚持信任。这种用人逻辑，在乱世中极具突破性：传统思维总怕降将“反复”，但李世民的判断是“若疑其心，何以用其力”。后来尉迟敬德成为凌烟阁功臣，证明这种“基于能力的信任”比“基于出身的猜忌”更有价值。
这映射出组织管理的核心难题：如何对待“外来者”？是用控制消解威胁，还是用信任激活价值？李世民的选择，本质是把“风险”转化为“向心力”——当一个人感受到被彻底接纳时，其忠诚度往往会超越“旧主”。
突厥的“代理人思维”：杨政道的“隋王”
突厥立杨政道为隋王，收拢北方士民万人，本质是“以华制华”的战略：不直接介入中原混战，而是扶持前朝象征（隋室后裔），既牵制李渊（唐朝），又笼络北方怀念隋朝的势力。这种“代理人模式”，在历史上反复出现——强者通过扶持弱小势力，实现对区域的间接控制，同时降低自身直接介入的成本。
这像极了近代国际关系中的“势力范围”逻辑：当直接统治代价过高时，扶持一个“傀儡政权”，用最低成本维持影响力。突厥的算计虽精明，但最终因唐朝崛起而落空，也说明“代理人”的价值，永远取决于背后“宗主”的实力对比。
结语：乱世的“生存逻辑”
这段历史最动人的，是它撕开了“英雄叙事”的滤镜，露出各方势力的真实挣扎：李渊要防内患（独孤怀恩），李世民要拼战机，王世充要挽人心，窦建德要建秩序，突厥要谋利益。每个人的选择都受限于时局，又反过来塑造时局。
而最终的赢家，往往是那些能平衡“野心与理性”（如李世民）、“控制与信任”（如对尉迟敬德）、“短期胜负与长期人心”（如窦建德的治理）的人。这或许就是历史给今天的启示：无论顺境逆境，能在“矛盾中找平衡”的，才是真正的强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