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冰下的火种
报警、声明、找私家侦探……一系列反击措施在两天内迅速铺开。
警方受理了我的报案，对匿名威胁和可能涉及的商业诋毁展开调查。我给周浩回的那条“等着”的短信，成了他意图明确的佐证之一。虽然警方表示这类网络匿名案件侦破有难度，但立案本身，就像徐岩说的，是一种震慑。
个人声明通过林薇所在的律所正式发出，语气强硬，直指诬陷，并附上了报警回执的扫描件。这份声明被我同时发送给了公司管理层、合规部、清能科技核心团队，以及几个重要的行业微信群（适当打了码）。一时间，圈内议论纷纷，但大多数人选择了观望。真相未明前，不站队是最稳妥的选择。这对我来说，已经够了——至少，我没有在沉默中被“社会性死亡”。
张总私下又给我打了一次电话，语气缓和了许多，说合规部的初步问询没发现什么问题，让我安心，但调查流程还得走完，清能项目的后续暂时还是由团队其他同事主要跟进。“清者自清，沈念，挺住。”他说。
我谢过他。我知道，公司愿意走流程而不是直接迫于压力让我停职，已经是张总力保的结果。职场上的信任，有时很脆弱，有时又能在关键时刻显露出难得的温度。
私家侦探那边也有了初步反馈。周浩这人，在业内名声确实不算干净，为了抢项目使些盘外招不是第一次，但手脚做得比较干净，很难抓到实质把柄。不过，侦探提到一点：周浩和他手下一个小分析师，关系似乎“过于密切”，那个女分析师最近刚升职加薪，但业务能力在组内评价一般。侦探会继续深挖这条线。
至于我妈，仿佛人间蒸发。警方没有找到她，我爸那边也再没消息。这种悬而未决的状态，像一把钝刀子，时不时在心口磨一下。我不知道她是躲起来了，还是在酝酿更极端的行动。林薇和徐岩坚持轮流陪我住，徐岩还教了我一些基本的防身意识和技巧。
日子在表面的紧绷和平静中，又过去了一周。
我的身体基本恢复了，精力也重新旺盛起来。虽然不能直接主导清能项目，但我通过团队，依然保持着对项目的高度关注和幕后支持。同时，我开始将更多精力投向其他潜在项目的挖掘和前期研究。我不能把鸡蛋都放在一个篮子里，更不能让自己闲下来——空闲，只会滋生焦虑和恐惧。
这天下午，我正和一个做人工智能医疗影像的创业公司创始人线上会议，手机震动，显示一个陌生的上海固话号码。
我皱了皱眉，挂断，继续会议。
几分钟后，同一个号码又打了进来。
会议刚好告一段落，我向对方致歉，走到客厅阳台接起。
“喂？”
“请问是沈念，沈女士吗？”一个客气但公式化的女声。
“我是。您哪位？”
“这里是浦东新区人民法院诉调对接中心。关于沈峰诉你不当得利纠纷一案，原告方提交了诉讼材料，现已进入诉前调解程序。您是否同意进行调解？”
法院？沈峰起诉我？不当得利？
我愣了一下，随即反应过来。是那份骨髓捐赠补偿协议！他们果然不肯付那五十万，还恶人先告状，反咬我一口“不当得利”！
一股冰冷的怒意直冲头顶，但很快被我压下。愤怒无用，只会乱了自己的阵脚。
“我收到了。”我声音平静，“但我需要和我的律师沟通后再决定是否同意调解。另外，我想确认一下，原告的诉讼请求是什么？”
“原告沈峰请求法院判令，确认你们之前签署的《造血干细胞捐赠补偿协议》无效，并责令你返还其已支付的‘所谓补偿金’（注：根据案卷，尚未支付），并赔偿其精神损失费等共计五万元。”工作人员机械地念道。
我几乎要气笑了。协议无效？返还？还要我赔他精神损失费？沈峰这是躺在病床上，还不忘发挥他颠倒黑白的本事！
“好的，我清楚了。我会让我的律师尽快与贵中心联系。”我保持着最后的礼貌，挂了电话。
回到书房，我直接拨通了林薇的电话，把法院来电的内容告诉她。
林薇在电话那头直接骂了句脏话：“我操！他们还真敢！倒打一耙！不当得利？协议白纸黑字，自愿签署，怎么就成不当得利了？沈峰是不是化疗把脑子化坏了？！”
“他没坏，他精明着呢。”我冷笑，“他知道走正规法律途径告我‘强迫捐赠’或者‘敲诈勒索’站不住脚，就换个名目，告‘不当得利’。这是想浑水摸鱼，利用司法调解的压力，逼我放弃那五十万，甚至反过来讹我一笔。而且，他们故意选在诉前调解阶段，就是想用最低的成本，制造最大的麻烦，拖住我，恶心我。”
“想得美！”林薇怒道，“放心，这官司他们打不赢！协议是我亲自拟的，条款完全合法合理，捐赠补偿有先例可循，完全站得住脚。他们这就是无理缠讼！我马上联系合作的诉讼律师，准备应诉材料。调解？调个屁！直接法庭上见真章！”
“不，”我却摇了摇头，一个念头在脑中迅速成形，“薇薇，告诉律师，同意调解。”
“什么？”林薇不解，“跟他们有什么好调的？他们就是想恶心你，拖垮你！”
“我知道。”我走到窗边，看着楼下花园里悠闲散步的人们，语气冷静得近乎冷酷，“正因为他们想拖，想恶心我，我才要同意调解。调解，就意味着要面对面。我已经很久没见过沈峰了，也没见过我妈。我想看看，他们到底还能无耻到什么地步。而且，调解过程，也是取证的过程。他们亲口说的话，可能会成为法庭上对他们不利的证据。”
林薇沉默了几秒，明白了我的意图：“你是想……引蛇出洞？顺便录音取证？”
“合法的录音，可以作为证据。”我说，“他们不是想玩吗？我奉陪。我要让他们知道，法律不是他们用来胡搅蛮缠的工具。我要在调解桌上，就把他们的侥幸心理，彻底打碎。”
“好！”林薇也被我的狠劲激起了斗志，“那就陪他们玩玩！我让律师去办手续，安排调解时间。到时候我陪你去！”
“不，你和我律师在外面等就行。”我说，“我自己进去。有些话，我需要单独和他们说。”
两天后，调解通知来了。时间定在下周二上午，在法院的调解室。
这几天，我照常工作，生活，甚至抽空去健身房恢复锻炼。我刻意不去想调解的事，也不去揣测我妈是否会突然出现。我把全部精力投入工作，用一个个清晰的数据模型、一份份扎实的行研报告，来构筑内心秩序的铜墙铁壁。
然而，树欲静，风不止。
周五晚上，我收到了私家侦探发来的一份加密文件包。点开，里面是周浩和那个女分析师的一些“亲密”照片，时间跨度近半年，地点从酒店到私人公寓，清晰度足以辨认人脸。还有几段录音，是侦探想办法弄到的（手段未必完全合法，但侦探保证来源安全），内容是关于周浩如何授意女分析师在几个项目报告上做手脚，虚增估值或隐瞒风险，以促成交易获取高额奖金分成的对话。
看着这些照片和听着那些录音，我心里没有多少扳倒对手的快意，只有一种深沉的厌恶。职场如此，为了利益，有些人真的可以毫无底线。
我把这些材料备份好，单独存放到一个离线硬盘里。这是核武器，不到关键时刻，不能轻易动用。而且，使用这些证据需要非常谨慎，必须确保合法合规，不能把自己也拖下水。
但我至少有了反制周浩的筹码。这让我在面对即将到来的调解时，心里更多了一份底气。
周末，林薇和徐岩陪我出去吃了一顿好的，算是给我“壮行”。徐岩以他刑警的经验，又帮我分析了几种调解时可能遇到的突发情况及应对策略。林薇则再三检查了我手机里的录音软件是否设置妥当。
周一晚上，我早早躺下，却失眠了。脑子里不受控制地想象着明天调解室里的场景。沈峰会是什么样子？苍白？虚弱？还是依旧一脸怨毒？我爸呢？他会说什么？我妈……她会来吗？带着刀？还是在外面等着？
各种可能性像走马灯一样旋转，直到天色微亮，我才勉强迷糊了一会儿。
周二早上，我换上一身中灰色的职业套裙，颜色比黑色柔和，比浅色庄重。妆容清淡，只着重描了眉和点了唇膏，让自己看起来精神、镇定，又不具攻击性。
林薇和我的代理律师陈律师开车来接我。陈律师四十多岁，专打经济纠纷和家事案件，经验丰富，神色沉稳。
路上，陈律师最后跟我核对了一些细节和策略：“沈小姐，记住，调解不是审判，目的是促成和解。但我们今天的首要目标，是固定证据，明确对方态度。如果对方坚持无理诉求，我们就不必浪费时间，直接表示调解失败，等待法庭判决即可。你的情绪一定要稳住，无论对方说什么，都不要被激怒。法律和协议，是我们最有力的武器。”
“我明白，陈律师。”我点点头。
法院庄严肃穆。我们提前到了，在调解室外的走廊长椅上等待。空气里有淡淡的消毒水味和纸张陈旧的味道。
九点整，走廊另一端传来脚步声。
我抬头看去。
我爸扶着沈峰，慢慢走了过来。沈峰穿着宽大的病号服外套，脸色蜡黄，瘦得脱了形，走路需要我爸半搀半扶，但那双眼睛，在看到我的瞬间，就亮起了熟悉而刻骨的恨意。
只有他们两个人。
我妈没来。
我心里说不出是松了口气，还是更加不安。她到底在哪里？在做什么？
我爸看到我，眼神躲闪了一下，嘴唇动了动，没说出话。他看起来更老了，背驼得厉害，眼袋深重。
沈峰在我面前停下，喘了口气，扯出一个讥诮的笑：“姐，气色不错啊。看来没了我这个累赘，你过得挺滋润。”
我没接他的话，看向调解室的门：“进去吧。”
调解室不大，一张长桌，几把椅子。主持调解的是一位中年女调解员，姓王，看起来干练严肃。
双方落座。我们这边，我和陈律师。他们那边，沈峰和我爸。沈峰没请律师，不知道是请不起，还是觉得没必要。
王调解员先核对了双方身份，然后宣读了调解纪律和保密原则。
“原告沈峰，你先陈述一下你的诉求和理由。”王调解员看向沈峰。
沈峰靠在椅背上，虽然虚弱，但语气却带着一股豁出去的狠劲：“我的诉求很简单。我和我姐姐沈念之前签的那个什么补偿协议，是在我病重、神志不清、被她胁迫的情况下签的，根本不作数！她趁我病危，敲诈勒索亲弟弟五十万，这是不当得利！我要求法院判协议无效，她必须公开道歉，赔偿我的精神损失！”
陈律师立刻举手：“调解员，我方需要澄清。第一，协议签署时，我方当事人沈念女士并无任何胁迫行为，有医院护士在场见证。第二，协议内容是关于造血干细胞捐赠的自愿补偿，符合相关伦理规范和已有案例，绝非不当得利。第三，原告沈峰先生目前思维清晰，表达能力正常，所谓‘神志不清’的指控毫无依据。”
王调解员点点头，看向沈峰：“原告，你说协议是胁迫签署，有证据吗？”
沈峰梗着脖子：“还要什么证据？她是我姐！我快死了，她拿救命来要挟我签这种卖身契，这不是胁迫是什么？调解员，你是没看到那天在医院，她那个样子，冷血得跟什么似的！逼着自己亲爹妈签协议，不给钱就不捐骨髓！这不是胁迫是什么？！”
我爸在旁边低着头，双手紧紧攥在一起，手指关节发白。
我静静地听着，手指在桌下轻轻点开了手机录音。
“沈念女士，你对原告的陈述有什么回应？”王调解员转向我。
我抬起头，目光平静地看向沈峰，又扫过我爸，最后落在调解员脸上：“调解员，我弟弟沈峰，患有急性白血病。我是他全相合的骨髓供者。捐赠骨髓，对我个人有健康风险，需要时间恢复，影响工作。基于此，我们自愿签署了补偿协议，明确双方权利义务。这份协议，保障了捐赠的顺利进行，也让我弟弟得到了及时的救治。我不明白，这怎么就成了胁迫和不当得利？”
我的声音不高，语速平缓，却带着一种不容置疑的清晰：“至于说我拿救命要挟……调解员，如果我不愿意捐，按照法律规定，谁也不能强迫我。我完全可以拒绝。但我没有。我选择了捐，同时用协议明确后续的经济关系，避免家庭纠纷影响治疗和未来的生活。我认为，这是一种负责任的做法。”
“负责任？”沈峰激动起来，猛地一拍桌子（力气不大，但声音在寂静的房间里很响），“沈念！你少在这里冠冕堂皇！你就是冷血！你就是看我们家里困难，想趁机捞一笔！五十万！你怎么不去抢！我告诉你，这钱我一分都不会给！协议就是废纸！你想告我？你去告啊！我看法院会不会支持你这种吸亲人血的吸血鬼！”
他的声音因为激动而尖锐，脸色更加难看，大口喘着气。
我爸赶紧扶住他，低声劝：“小峰，别激动，身体要紧……”
“身体要紧？”沈峰甩开我爸的手，赤红着眼睛瞪着我，“爸！你看她！她巴不得我死呢！我死了，她就彻底轻松了，不用再被我们拖累了！是不是，沈念？！”
我看着他歇斯底里的样子，心里最后一点因为血缘而产生的微弱波澜，也彻底平息了。
“沈峰，”我开口，声音冷得像冰，“你需要冷静。你的命，是我用我的健康换来的。我不欠你。协议，是你自愿签的。法律，会给出公正的判决。你今天在这里咆哮、污蔑、颠倒黑白，除了消耗你自己的精力，毫无意义。”
“你……”沈峰被我噎得说不出话，只是死死瞪着我，胸口剧烈起伏。
王调解员敲了敲桌子：“双方请控制情绪。现在是调解，不是吵架。原告，你的情绪我理解，但指控需要证据。你声称协议是胁迫签署，除了一口咬定，还有其他证据吗？比如证人？录音录像？”
沈峰张了张嘴，答不上来。当时在场的只有家人和刘护士长，刘护士长绝不会帮他作伪证。
“没有证据，单方面声称，法律上很难支持。”王调解员实事求是地说，“而且，从常理判断，捐赠骨髓是救命的善举，在此基础上达成补偿协议，虽在亲情关系中少见，但并非绝对不合理。原告，你是否考虑过，接受协议，支付补偿金，了结此事？毕竟，你的姐姐确实为你付出了很多。”
“我付出什么了？！”沈峰几乎是吼出来的，“她不就是抽了点血吗？有什么大不了的！我是她弟弟！她救我难道不应该吗？凭什么要我给钱？！妈说的对，她就是白眼狼！赚了钱就忘了根本！现在还要反过来咬我们一口！”
他又把妈妈搬出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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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看向我爸：“爸，那天在医院，妈手机里那条‘千万别让念念知道’的转账备注，您还记得吗？这些年，我往家里打的每一分钱，最后都去了哪里，您心里不清楚吗？”
我爸浑身一颤，头埋得更低，肩膀耸动起来，发出压抑的、痛苦的啜泣声。他没有回答我，但他的反应，已经说明了一切。
沈峰见状，更加暴怒：“爸！你哭什么！是她对不起我们！是她不要这个家了！”
调解室里一片混乱。沈峰的叫骂，我爸的哭声，调解员试图维持秩序的声音。
我坐在那里，像风暴中心一块沉默的礁石。内心一片冰冷的平静，甚至带着一丝荒诞的审视感。看着眼前这个被我救了一命，却恨不得将我生吞活剥的弟弟，看着那个永远沉默、永远软弱的父亲，我只觉得无比疲倦，也无比清醒。
这就是我的家人。
用尽我前半生去维系、去讨好的家人。
“调解员，”我再次开口，声音清晰地压过了嘈杂，“基于原告方目前毫无证据的无理指控和拒不履行协议的态度，我认为本次调解没有继续进行的必要。我们不同意原告的任何诉求。一切，等待法院的正式判决。”
陈律师也立刻附和：“是的，调解员。对方缺乏调解诚意，且诉求毫无事实与法律依据。我方建议终止本次调解。”
王调解员看着眼前这难以收拾的局面，也叹了口气。家庭纠纷，尤其是牵扯到重病和金钱，往往最难调解。情理法纠缠不清，当事人情绪极端。
“原告沈峰，你坚持你的诉求，不同意支付补偿金，是吗？”王调解员最后确认。
“坚决不同意！”沈峰咬牙切齿。
“那好。”王调解员合上记录本，“鉴于双方分歧巨大，无法达成一致，本次调解失败。相关材料将移送审判庭，由法院依法审理判决。双方可以回去了。”
调解结束。
沈峰被我爸搀扶着，狠狠剜了我一眼，蹒跚着走了出去。那眼神里的恨意，浓烈得几乎化为实质。
我和陈律师也起身离开。
走出调解室，林薇立刻迎上来，关切地看着我：“怎么样？没事吧？”
我摇摇头：“没事。都录下来了。”
陈律师说：“沈峰情绪失控，言语漏洞百出，反而对我们有利。他所谓‘胁迫’完全站不住脚。这场官司，我们赢面很大。只是需要时间。”
“时间我有。”我说，“只要结果是公正的。”
我们向法院外走去。阳光有些刺眼，我眯了眯眼。
就在这时，我眼角的余光，瞥见法院对面马路的花坛边，站着一个熟悉的身影。
穿着那件我几年前给她买的、已经洗得发白的暗红色外套，头发凌乱地披散着，手里没拿包，也没拿刀。
她就那么直挺挺地站着，眼神空洞地望着法院大门的方向，望着我们走出来的方向。
是我妈。
她瘦了很多，脸颊凹陷下去，颧骨突出，站在那里，像一具被抽走了灵魂的躯壳。没有愤怒，没有疯狂，只有一片死寂的茫然。
我爸和沈峰也看到了她。沈峰喊了一声“妈！”，我爸则慌忙想过去。
但我妈像是没听到，也没看到他们。她的目光，越过他们，直直地落在我身上。
那目光里，没有恨，没有怨，甚至没有温度。就像在看一个完全陌生的人，或者，在看一块石头。
然后，她慢慢地，转过身，步履有些蹒跚地，沿着人行道，向着车流的方向，一步一步走去。
“妈！你去哪儿！”沈峰急得大叫。
我爸也慌了，想追过去，又放不下沈峰。
我站在原地，看着那个逐渐远去的、佝偻而孤独的背影。
心里没有想象中的快意，也没有同情。只有一片冰冷的虚无。
那个曾经用“母爱”捆绑我、用“家庭”勒索我的女人，似乎在她最偏执的疯狂之后，迎来了彻底的崩塌和抽离。
她放弃了？还是……另一种形式的报复？
我不知道。
我也不再想去知道了。
血缘的绳索，早已被他们亲手斩断。
如今剩下的，不过是法律文书上冷冰冰的名字，和未来可能漫长的、关于金钱的纠葛。
我收回目光，对林薇和陈律师说：“我们走吧。”
坐进车里，车子发动，汇入车流。
我把头靠在车窗上，看着窗外飞速倒退的街景。
一场调解，没能解决任何实质问题，却像一面镜子，照出了所有的不堪和决绝。
也好。
破碎得彻底，才能重建得崭新。
手机震动了一下，是私家侦探发来的新消息：
“周浩和启明资本的风控总监，上周密会了两次。似乎在核查清能项目的某些数据，可能有动作。另外，跟踪发现，周浩的情人，那个女分析师，最近频繁出入一家私立妇产医院。”
我看着这条消息，眼神逐渐锐利起来。
前方的路，依然布满荆棘。
但我的手里，已经握住了刀。
冰层下的火种，从未熄灭。
它只是在等待，一个燃烧的时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