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参谋部那边已经得到消息了吧？”
总参谋部有地方军队的《形势报告》汇报体系，这套体系不仅仅是军队内部情报，也关系到地方情报。现在克虏军就在嘉峪关，这么大的事情，总参谋部肯定会得到消息。
已经集中在苏泽公房的兵房宋??说道：
“已经派人通知总参谋部了。”
苏泽点头：
“阁老们马上就要开会商议此事，兵房牵头，先把资料准备好，阁老们需要就立刻送过去。”众人纷纷点头，中书门下五房早已经是个成熟的行政机构了，遇到这样的大事，自然有专门的官吏去查询资料。
不一会儿，果然内阁派人，请苏泽去内阁议事。
等到苏泽来到内阁议事堂的时候，兵部尚书王崇古已经在列，除此之外，总参谋部的定国公徐文壁，作为勋贵重臣也在内阁。
徐文壁其实对于军事并不精通，他是代表总参谋部来参加会议的。
徐文壁性格谨慎，所以他不是来说的，而是来听的。
此外司礼监掌印冯保也被皇帝派来，他和徐文壁的态度差不多，是代表皇帝和内廷来旁听的。人来齐了之后，高拱清了清嗓子说道：
“哈密发来求援信，叶尔羌汗国支持火者，已经兵围了哈密城。”
“刘秉已经派人向嘉峪关送求援信，这哈密到底救还是不救？”
高拱环视了一圈，第一个接话的是张居正。
张居正这次表态还是很强烈的，他说道：
“火者在我大明和叶尔羌之间首鼠两端，今年还公然叛我大明，这仗是一定要打的，户部一定会凑出军费来！”
苏泽看向张居正，这位一向抠门的计相，如此支持西域战事，怕是也近日来朝廷财政的变化有关。七月的时候，户部对上半年的朝廷收入进行了一次统计。
这不统计不知道，结果让张居正都吓了一跳。
首先是几座港口的市舶税激增，其他港口的增长算是意料之中，但是广东的广州港以及广西的防城港，这两个港口的增长出乎意料。
广西防城港是背靠着安南的贸易，以及安南军的军事运输而增长的。
港口的停靠船只增长，一些商人也开始停靠防城港，所以市舶税也获得了一些增长。
但是广州港的增长，就出乎意外了。
特别是广州新安县，一个原本走私香料的港口，如今成了南洋贸易的重要节点。
而在楚王迁番到了南洋之后，大明在南洋的地盘不断的增长，这些都给广州港口带来了繁荣。市舶税大部分都是入了内帑，但是隆庆皇帝也会补贴一些返还到了军事上，比如京营新军的军费，武监的费用。
刚刚抵达的克虏军，也是京营三军之一，如果真的要支持西域，那最后也是皇帝掏钱。
当然，这也是张居正支持经营西域的原因之一。
市舶司的收入增长迅速，但是还在朝廷的预期中，但是今年以来，九边马市的商税增长，大大超过了张居正和户部预期！
张居正刚开始还觉得是九边的官员谎报，还让中书门下五房连络和六科都察院调查。
但是结果是，九边马市的税收是确实增长的，这些入股的银元都已经解送到了京师的户部银库，是绝对没有造假的可能的。
这就让张居正十分疑惑了，他又做了调查，这才发现，原来是这些在草原做生意的商人实在是太狠了！自从九边马市开展以来，蒙古的经济遭遇到了大明商品的倾销。
以往蒙古和大明敌对的时候，大明对蒙古进行封锁政策，蒙古还是有一些自己的产业的。
比如铁器制造产业，游牧民族的锻造水平其实并不差，就算是成吉思汗也不会杀敌对部落的铁匠，而且草原上也是有铁矿的，以往牧民日常使用的铁器还是能自给自足的。
可是大量廉价的大明铁制品流入草原后，迅速摧毁了草原本就脆弱的锻造行业。
大明的铁好，锻造水平还高，关键是运输到草原后，价格还要比草原锻造的便宜！
这也让部落中的铁匠迅速破产，不到一年的时间，草原就失去了生产铁制品的能力，完全依赖于大明进囗。
而铁器只是草原上被大明摧毁的产业之一，在大明商品的倾销之下，草原的手工业几乎完全破产。铁、茶，加之近些年出现的蔗酒，这些都是草原必须品，大明商人大量贩售这些商品，给九边马市带来了繁荣。
但盘剥草原牧民最狠的，还不是大明的商人。
黄台吉继承蒙古汗位之后的，禁止大明商人深入草原交易，也就是说这些商人必须先将货物卖给黄台吉指定的贵族头人，然后由这些人再运输贩卖到各个部落。
这个制度，大大增加了黄台吉在草原的权威，这也是俺答部如此听话的原因之一。
这也让草原上，形成了一个买办阶层。
这些买办，他们从大明商人手里购买商品，然后以更高的价格，卖给那些普通部落。。
等到了今年，大同范氏又搞出了新版本。
新版本就是，草原商人可以用赊账的方式，预支货物，但是约定要在年底用牛羊马匹抵债。大同范氏还将票号开到了九边马市，只要是草原的王公贵人，验明身份就能获得借贷，范氏不过问这些王公贵人到底拿着银元做什么，只是掏出一份非常复杂的借款协议。
这复杂的贷款协议，就连算学高手都不一定能算清楚，这帮半文盲水平的蒙古王公，就更加算不清楚了。
他们只是知道，自己每个月只需要支付一笔不太多的利息，就能获得大一笔银元。
范氏并不限制他们购买什么，也贴心的提出，如果到期不能还银元，那可以用牛羊马匹抵债，就让这些蒙古王公乖乖按上手印。
九边马市的交易，甚至改变了山西与河北的农作物种植。
这又要说到蔗酒了。
虽然蔗酒味道甜口感醇厚，但毕竟还是中低度酒。
在海上流行的蔗酒，酒精度数和啤酒差不多，并不是后世那种精酿的朗姆酒。
就是最高端的，澎湖台南出品的金蔗酒，也就是用橡木桶存放，酒体金黄的陈酿朗姆酒，其度数也就是二十左右。
这种酒海员喝一喝还可以，毕竞在海上酒是当做水喝的，喝酒甚至要比喝水还卫生一些。
但是对于一年有一半时间苦寒的草原来说，蔗酒喝惯了之后，也有些不过瘾了。
这时候，一名山西的酿酒师，将蔗酒酿造的技术，用在了高粱酿酒中，制作出了一种极为上头的高梁酒。
这种高粱酒度数达到了五十度，普通酒量的人一杯就倒，被这名酿酒师用自己的家乡汾阳命名，取名“汾酒”。
汾酒很快被大同范氏发现商机，将这种高度酒卖到草原后大获成功，大量蒙古王公头人们，一边从大同范氏的钱庄借钱，一边购买汾酒。
结果是，今年开始，山西和京畿一些地区，都开始改种高梁。
这也是为什么山西商人，要去陕西购粮的原因，因为山西本来就不多的土地，现在都用来种植高粱了。然后就是澳洲开拓股票的案件后，大同范氏受到了敲打。
他们主动向九边马市的官员，缴纳了他们向蒙古王公头人放贷收益的税收，这也是上半年九边马市税收大幅度增加的原因。
张居正实在是不敢想象，和中原缠斗千年的草原人，竞然被酒打败，这些草原王公头人失去了骄傲，成了酒精的奴隶。
他们向大明商人借贷，然后加倍盘剥他们的同族，结果就是，中原民族千年来都没能打垮的草原人，竞然被酒精打垮了！？
等清楚了前因后果之后，张居正也不知道说什么了。
如果是，大明商人对于草原的盘剥，还属于是循序渐进，还讲究商业规则。
那么大明在堤港，就完全不顾什么体面了。
执掌倭国市舶司的，是原本太子身边的太监张鲸。
他被太子身边的太监张宏设计，被委派到了倭国，本就是一肚子的怨气。
张鲸对倭国的盘剥，堪称将大明商贾在草原上的“生意经”发挥到了极致，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他心中憋着一股被“发配”倭国的邪火，急于做出成绩来证明自己，敛财手段无所不用其极。《坍港条约》虽规定了税收分配，但“市舶司代征”这五个字，在张鲸手里玩出了花。
对于条约明文规定拨付给堤港市町的那部分税收，张鲸是雁过拔毛。
他发明了各种各样的“手续费”、“保管费”、“清点费”，以及层出不穷的“加征”名目，港口疏浚要加征，防寇巡逻要加征，甚至为庆祝大明皇帝万寿也要加征。
真正能落到木下秀吉这个“市町代官”手里的银钱，往往十不存一二。
对此，木下秀吉也无可奈何。
因为《堤港条约》上规定了，由大明市舶司代替倭国征收市舶税，这笔税收一部分用来偿还对大明的赔款，一部分用来维持大明在琊港驻军和机构的开支，最后一部分才会交给堤港的市町（市政厅），也就是木下秀吉手里。
然而，历史的吊诡之处在此刻显现。
张鲸这种敲骨吸髓式的盘剥，在客观上却为木下秀吉带来了前所未有的、超出他想象的“稳定”财源！原因无他，坍港的贸易量在条约的“保护”和大明海商的涌入下，呈现了爆炸性的增长！
虽然张鲸代表的倭国市舶司拿走了大头中的大头。
但仅仅从他指缝里漏出的，那点经过层层克扣后残存的“合法”份额，其绝对数量，竟也远超木下秀吉过去，在织田家担任一个普通部将时，所能接触到的任何一笔军费或领地收入！
关键是这笔收入还是稳定的！
坍港几乎成了倭国对外贸易的唯一港口，没办法，这里有大明的租界，有大明的官吏管理，商人们自然更愿意停靠坍港。
虽然倭国很多大名也积极开港，但是谁知道这些倭人什么想法？
万一他们秒变倭寇，抢劫了商船怎么办？
所以商人们宁可绕远到坍港，承担大明的市舶税，也要在堤港交易。
稳定！这才是关键。
对于商人如此，对于木下秀吉也是如此。
过去，木下秀吉的军费和物资仰赖织田信长的赏赐或战利品分配，时多时少，朝不保夕。
而现在，每月、每季，总有那么一笔“固定”的银钱或折算的物资从市舶司的账上，经过张鲸的手，象征性地“拨付”给市町。
虽然这笔钱，其实对于坍港市舶司来说，不过是九牛一毛，但对木下秀吉而言就是无价之宝。木下秀吉是足轻出身，在织田信长的手下中，也属于出身最低微的那一批。
而且木下秀吉一直以来，都没能拥有自己的领地，没有领地，就永远都是替织田信长打工的。这也是木下秀吉挺而走险，甘愿冒着得罪织田信长的风险，赌织田信长不敢和他撕破脸，也要占领堤港的原因。
木下秀吉赌对了。
他成了堤港之主后，织田信长派来使者，承认了他的身份，还晋升了他的职位，并且顺水推舟，将木下秀吉带出来的这些兵，都拔给了他。
但是木下秀吉却知道，织田信长只是迫不得已，他还是需要坍港这个和大明贸易，取得大明军火的信道，所以才没有和自己撕破脸。
明证就是，织田信长在信中，说会好好照顾他的妻子宁宁。
这明显就是织田信长将宁宁扣做人质了。
张鲸很快就敏锐感受到了木下秀吉的焦虑，果断提出了向他贷款。
他利用木下秀吉急于扩充实力、摆脱对织田家依赖的心理，以及其财源虽较过去稳定但总量仍不足的现状，以私人或关联商号的名义，向其提供高息贷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