胖鸽子飞向的是，朝廷的守门人，登闻鼓的裁决者，《大明律》的修订者与《巡捕公案》的编篡者，正在前往敦煌的通政使李一元。
作为大明最厉害的法律专家，这样的律法自然要由李一元起草。
虽说是写一条法律，但是这法律也不是随便写的。
律法作为国家强制力的体现，立法者最需要的就是大义。
如果没有大义，那律法就成了世人厌恶的恶法，那么无论是律法的执行者还是审判者，都会抵触律法的执行，最终让法律名存实亡。
没有比一部制定了还没办法执行的法律，更损害国家威信的事情了。
所以如果制定的法律得不到执行，那还不如不立法。
但是要怎么立意，怎么起草律法条文，如何让百姓接受这道法令，这就不是苏泽能做到的了。所以他拿出四袋子精米，等着胖鸽子飞入了公房。
这两个月，胖鸽子往来于京师和广西太多次，竟然吃出了“公伤”一比以前更胖了！
与之相对的，传信的价码也涨了。
苏泽将精米打开，胖鸽子却没有正视一眼，苏泽明白了它的心思一一得加钱！
苏泽只好再拿出一袋子米，这下胖鸽子才伸出“鸡腿”，让苏泽将信塞了进去。
苏泽给李一元带去了治安司的报告，以及自己的忧虑，希望李一元能够从《大明律》现有的条文出发，制定出一条专门应对这种情况的法律出来。
李一元和徐叔礼已经离开河南，他们顺着黄河进入陕西。
进入陕西之后，李一元先是去了古都长安，紧接着又继续西行，看到了凋敝的关中景象。
自唐代开始，关中由于过度开发，已经逐步失去了霸业之基的地位。
中唐开始，关中粮食都已经不能自给，唐代皇帝经常要去洛阳“就食”，缓解关中的粮食压力。等到了明代，关中的地位进一步下降。
关中的粮食能够自给，但是也仅仅是自给罢了。
更糟糕的是，在嘉靖三十四年，关中还发生了大地震，震中就是陕西华州。
这场地震中，已致仕的南京兵部尚书韩邦奇、南京光禄寺卿马理等多名归家的高官及其家属，同日被压身亡。
陕西、山西是日午夜，声如轰雷，势如簸荡，大树如帚扫地。
整个关中大地震中，就连这些官员都无法幸免，死于大地震的百姓更是无计其数。
根据史料记载，这场大地震中，京师、山东、南直隶、湖广、汉南等五省也都有受灾，福建广东都有地动的记录。
关中大地震中，连那么多高级官员都死于震中，史料上说这一次地震死亡人数是八十三万人，实际上根据各地方志记载远超过这个人数，官府根本没有能力统计死亡人数了。
震中一些地方的基层官府完全被摧毁，整个陕西、山西全面遭灾，流民从两省涌入京师，嘉靖皇帝命令大臣将流民堵在京师外。
史料中这些流民因为没粮食赈灾，竟然在流民中开设人市，易子而食。
史料中的五个字“大灾，人相食”，却是陕西这些年无尽的痛苦。
嘉靖三十四年，距离现在已经过了十几年了，但是这场超级地震带来的创伤还残留在关中大地上。李一元路过很多市镇，但是关中都远不如河南繁荣，一些十几年前的废墟还没清理，部分城墙还坍塌着。
李一元进入陕西之后，脸色一直不好看。
按理说，河南百姓的生活已经比较苦了。
但是和陕西比起来，河南又算得上是幸福了。
李一元见到了不少衣不蔽体的百姓，这和京师以及东南沿海地区，完全是两个世界。
一路上，李一元都尽量投宿在民间。
他今日投宿在一家民驿中。
李一元刚住下，窗外就传来了翅膀煽动的声音，李一元连忙打开窗户，只见到胖鸽子刮起一阵风，吹乱了李一元的手稿，重重的落在桌子上。
李一元也不知道这胖鸽子到底是如何找到自己的，但是这一路上他和苏泽通信，都依靠这只胖鸽子。李一元甚至想，如果这天下的邮差都能和胖鸽子一样就好了，飞速、高效。
李一元也是知道规矩的，他连忙解开米袋。
胖鸽子很满意李一元的上道，伸出鸡腿，李一元打开了信笼。
李一元在摇曳的烛光下，拆开了胖鸽子带来的密信。
苏泽的笔迹一如既往的工整，详述了京师“澳洲殖拓股票”骗局的猖獗、治安司的困境以及亟需法律利刃斩断这贪婪之藤的迫切。
信末，苏泽满是忧虑：
“此风非止于市井欺诈，实乃蛀蚀国本、动摇民心之毒瘤。”
“然《大明律》于“股票’、“空券’之事，尚无明文可依循。”
“李公乃律法砥柱，守经达权，望速拟一法，以正视听，以慑奸邪，使其合于圣贤义利之辨，亦能切中时弊，为有司执法之凭！”
李一元放下信缄，眉头紧皱。
苏泽说的情况，确实影响了朝廷，他思考了一番，就提笔写道：
“借朝廷开疆拓土之伟业，行巧取豪夺、诱民入彀之恶行，此非寻常市井欺诈，实乃乱法度、坏人心、窃国运！”
“《大明律》虽有“诈欺官私取财’之条，然于此类以“股券’为名、编织弥天大谎、聚敛无度之新奸，其界定模糊，量刑亦难服众。”
他闭目沉思，儒家经义与律法精神在脑海中激烈碰撞、交融。
苏泽的义利之辨，如今已经逐渐成了实用派官员的共识一一儒家重义轻利，但非绝利。
关键在于取之有道，利以养民，而非损人肥己、巧取豪夺。
李一元起手还是《论语》。
他写道：“《论语》云：“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
“这些奸商所为，正是“不以其道”，以虚幻之利诱人倾家荡产，此乃大不义！立法之根本立意，必须直指此内核一惩不义之敛财，护小民之膏血，维朝廷之威仪，正商贾之正道。”
道德上占据高地之后，李一元又开始在记忆中思考法律条文。
他为了编修《大明律》，查阅了大量法条，对大明律法的了解，若自称第二，便无人敢称第一了。钱债》中“违禁取利”条，禁止重利盘剥。
尤其“伪造宝钞”之罪，与此类伪造“官方特许”、“内幕消息”欺骗民众购买空头股票券契的行为，在淆乱视听、动摇信用根基上何其相似！
量刑可参照此等重罪，视情节轻重予以降等或比附。
接下来就是确定犯罪行为的范围。
任何一条法律，必须要准确的框定罪犯的范围，这样执法者才能有法可依。
所以这条法条，必须清淅界定此种新型犯罪。
李一元又写道：“凡以虚构朝廷特许、捏造海外利源、假托内幕消息等诈术，印制、贩卖所谓“股票’、“股券’、“拓殖凭证’等无实契之空券，诱使良善出资购股，意图骗取钱财物者，即为“伪券诈财’之罪。”
然后就是罪责了。
这类经济犯罪，主犯都是做局的人，他们是最需要严惩的。
一个骗局也不是几个主犯就能闹出这么大的声势的，必然也有一批骨干煽动，他们是一般都是明知道是骗局却还添加，就为了从中渔利，将身边亲友坑下水。
所以这一类人，必须要严惩。
“主谋、印制者、首要煽动者，视同伪造及诈欺主犯，罪加一等。”
接下来，就是要体现律法的“温情”了。
当然，这也不仅仅是因为律法的“温情”，更重要的是司法力量是有限的，如果什么都要抓，那执法人员就会压力太大。
人人都抓，就等于人人都不抓。
所以李一元又补上一条：
“区分首从，罚当其罪。”
儒家讲求“刑罚世轻世重”、“罚当其罪”。
所以对于受雇散布消息、不明就里参与售卖的小角色，可依“为从”论处，但需强制其退赃或罚役。购股之小民，虽愚昧贪利，然实为受害者，新法当明确其有告发免罪或减罪及追偿之权，体现朝廷“仁恕”之道，避免苛责无知百姓。
这些写完，一气嗬成，然后就是如何执法的问题了。
李一元想到的还是治安司。
案件是治安司发现的，这类案件扎根于市井，调查起来也需要治安司的力量。
李一元再次提笔：
“凡市面流通之此类券契，治安司有权查验其发行凭据、官府批文真伪。无实据而贩售者，治安司可即行查封铺面，拘押人犯，封存赃款赃物，并速报有司审理。”
这解决了沐昌佑面临的“无法可依、无权处置”的窘境。
最后就是先礼后兵了。
“此法自颁布之日施行。此前所发伪券，限一月内由发行者自行清退钱款，向治安司具结悔过，可酌情减等论处。逾期不退、继续行骗者，依新法严惩不贷！”
同时要求各地衙门、巡检司、治安司张榜公布新法，务必使“伪券之害，家喻户晓；朝廷之法，妇孺皆知”，以儒家“明刑弼教”之理，达到震慑与教化并举之效。
一份题为《惩处伪券诈财疏》的奏疏就写完。
写完之后，李一元又敲开隔壁徐叔礼的房门，请他校对奏疏。
徐叔礼读完，也觉得这份奏疏写得极具美感，浑然天成，自己这位上司担任通政使真是可惜了，刑部尚书才是他最适合的位置！
等到徐叔礼校对完毕，李一元说道：
“我们入陕之后的见闻，你有什么看法？”
徐叔礼老实说道：“陕西近年来灾害频发，今年春季就遭了蝗灾，但是陕西布政使衙门却没有上报，竞然还对百姓足征夏粮！”
“陕西官员素质也低下，都是一些自知没有前途的官员，到了地方上要么尸位素餐，要么就想着捞钱。”
“唯一的好事，是戚侯平定河套之后，陕西不用再出人出钱秋防，少了兵灾之祸。”
李一元赞同的点头，他说道：
“天灾频发，但是陕西地方官员能力不足，救灾不利。”
“十几年前的华州地震，地方官府都没能处置完毕，甚至还有地震中倒塌的官署没有修复的。”“这些年陕西的灾情，朝廷竟然都不太知情，如此下去陕西百姓必然对朝廷离心离德。”
李一元重重点头。
接着，李一元又说道：
“陕西的问题，除了这些之外，还有一个一一山西。”
这下子徐叔礼就听不懂了。
李一元说道：
“陕西之困，除天灾频仍、吏治疲敝外，另有一隐忧如疽附骨一一粮流西向，银蚀秦川川！”“大人是说那些山西粮商？”徐叔礼恍然。
“正是！”李一元说道：
“自进入关中，沿途粮栈十室九空。可你见那市集之上，满载新麦的骡车络绎不绝，皆插“晋’字商旗‖”
这下子徐叔礼不明白了，他问道：
“为何山西商人，要来陕西购粮。”
李一元说道：
“山西近年大辟煤矿，广设铁坊、织厂。汾河谷地农田十亩弃耕七亩，农人皆入矿洞工坊谋生。”“其地所产银元、棉布、铁器倾销陕甘，却无粮自给，便如巨鲸吸水，以银元攫取关中活命之粮！”他推开房门，指着驿馆马厩旁几辆空车，那是明日即将返晋的粮队：
徐叔礼喃喃道：“朝廷许工商兴盛，本为富国。
“症结便在“失衡’二字！”
“《周礼》言“九谷敛藏’，管子论“轻重之术’，皆重粮本。”
“今山西弃耕逐利，全赖陕西供粮，若遇大荒，两省必同陷死局！”
徐叔礼也沉默了，李一元说的情况确实存在，但是却看不到解决的办法。
李一元说道：
“老夫帮了一把苏子霖，接下来就轮到苏子霖帮老夫解决这个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