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月十五日，周三。清晨七点五十分。
吴普同站在80吨注塑机前，手里握着发黑的抹布，仔细擦拭模具最后一个角落。汗水顺着他的额角滑下来，滴在滚烫的金属表面，“滋”的一声化作白烟。他抬起手臂擦了擦脸，工装袖口在脸颊上留下一道油污。
今天是他来注塑厂满一个月的日子。
也是发工资的日子。
这个念头在他脑子里转了一整夜。从昨晚十一点半骑车来上班的路上，到凌晨三点休息时蹲在车间角落啃冷馒头，再到此刻站在机器前重复着已经熟练到近乎本能的工作——发工资，发工资，发工资。像一句咒语，在机器的轰鸣声中时隐时现。
模具擦完了。吴普同退后一步，借着惨白的日光灯检查。金属表面光洁如镜，映出他模糊的倒影：一张疲惫的脸，深陷的眼窝，嘴唇干裂。他伸手摸了摸模具边缘——干净，没有残留。
身后传来脚步声。不用回头，他也知道是谁。
“小吴，今天挺准时啊。”
老赵的声音还是那样，粗哑中带着刻意拖长的腔调。吴普同转过身，看见老赵正背着手走过来，像巡视领地的领主。这一个月来，每天交接班都是这样：挑毛病，找茬，拖延时间。吴普同已经习惯了，或者说，麻木了。
“赵师傅。”吴普同点点头，递上产量单。
老赵接过单子，却没看，而是先走到模具前，弯下腰检查。他今天戴了副老花镜，镜片后的眼睛眯成两条缝，像在寻找什么珍贵的东西。
吴普同站着等。车间里的其他机器陆续停了，夜班工人们开始收拾工具，准备下班。有人经过时朝他投来同情的眼神——大家都知道老赵的脾气，也知道这个新来的大学生每天都要被多留半小时。
“这里。”老赵终于直起身，指着模具上一个针尖大小的斑点，“没擦干净。”
吴普同凑过去看。那确实是个斑点，但与其说是污渍，不如说是金属本身的一个微小凹陷——模具用了这么多年，难免有磨损。
“赵师傅，这个是模具的……”
“让你擦你就擦！”老赵打断他，“哪那么多废话？”
吴普同深吸一口气。他想起今天是十五号，发工资的日子。他不想争吵，不想惹麻烦。他重新拿起抹布，倒了点清洗剂，在那个斑点上用力擦拭。当然擦不掉，那是金属的缺陷，不是污渍。
擦了五分钟，老赵才哼了一声：“行了行了，擦不掉就算了。产量单我看看。”
吴普同把单子递过去。这个夜班他做了八百七十件，废品九件，废品率百分之一点零三——这是他在这个月里取得的最好成绩。
老赵看着数字，眉头皱起来：“废品这么少？”
“嗯，今晚原料好，机器也顺。”吴普同说。
“原料好……”老赵嘟囔了一句，继续往下看。他想找茬，但数字确实挑不出毛病。最后他指了指备注栏：“这里，凌晨两点停机十分钟，为什么？”
“机器报警，温度传感器有点异常，我重启了一下。”吴普同解释，“已经恢复正常了。”
老赵没说话，把单子扔在机器上：“工具！”
吴普同打开工具箱。扳手、钳子、螺丝刀，摆放得整整齐齐，每样工具都在该在的位置。老赵伸手在里面翻了翻，没翻出毛病。
“行了，走吧。”老赵终于说，语气里带着点不情愿。
“谢谢赵师傅。”吴普同说。这句话他每天都说，已经成了条件反射。
走出车间时，已经是八点十五分了。比正常下班时间晚了十五分钟——这已经是这个月以来最短的一次拖延。
晨光很好，金灿灿的，洒在厂区的水泥地上。吴普同站在车间门口，深深吸了一口新鲜空气。六月的早晨，空气里有青草和露水的味道，清爽得让人想哭——和车间里那种混杂着塑料、机油、汗味的污浊空气完全不同。
更衣室里，老李正在换衣服。看见吴普同进来，他笑了笑：“今天老赵放过你了？”
“嗯，就留了十五分钟。”吴普同说。
“那是因为今天是十五号。”老李说，脱下工装，露出精瘦的上身。肋骨根根可见，皮肤黝黑，上面布满了烫伤的疤痕，“他也急着去领工资。”
吴普同打开自己的储物柜。柜门内侧贴着一张月历，是马雪艳上个月从菜市场拿回来的，上面印着化肥广告。他用圆珠笔在过去的每一天上打了叉，密密麻麻的，像一片黑色的栅栏。今天是六月十五日，他拿起笔，在十五号上郑重地画了个圈。
“第一次领工资吧？”老李一边穿衬衫一边问。
“嗯。”吴普同说。
“感觉怎么样？”
吴普同想了想：“说不上来。”
是真的说不上来。这一千二百块钱，是他站了三十个夜班，重复了几万次同样的动作，闻了一个月的塑料味，被烫了无数次手换来的。它应该很重要——家里需要钱，马雪艳需要钱，下个月的房租需要钱。但当他真的要去领这笔钱时，心里却空落落的，像少了什么。
换好衣服，两人一起走出更衣室。财务室在办公楼二楼，一间很小的房间，门口已经排起了队。工人挨挨挤挤地站着，有的在抽烟，有的在聊天，空气里弥漫着烟草和汗水的味道。
“听说这个月效益好，可能会有奖金。”一个年轻工人兴奋地说。
“得了吧，效益好是老板的事，关我们屁事。”一个老工人嗤之以鼻，“能按时发工资就不错了。”
队伍缓慢地向前移动。吴普同站在老李后面，看着前面的人一个个领完钱出来。每个人的表情都不一样：有人数钱时眼睛发亮，有人皱着眉头，有人面无表情。钱用牛皮纸信封装着，鼓鼓囊囊的，握在手里像握着一块砖。
轮到老李了。他走进财务室，几分钟后出来，手里拿着一个信封。他边走边打开信封，抽出里面的一沓钱，快速地数了数。
“多少？”有人问。
“一千三。”老李说，“加了点夜班补贴。”
“可以啊老李。”
老李笑了笑，没说话，把钱装回信封，塞进裤兜里。他拍了拍吴普同的肩膀：“到你了。”
吴普同走进财务室。房间很小，只有一张办公桌，一个铁皮柜，和一个保险箱。办公桌后面坐着个中年女人，戴着眼镜，正在本子上记账。
“名字？”女人头也不抬地问。
“吴普同。”
女人翻开花名册，找到他的名字，然后打开抽屉，拿出一个信封：“点一下，签个字。”
吴普同接过信封。牛皮纸很粗糙，上面用圆珠笔写着他的名字。他打开信封，抽出里面的钱。
一沓钞票。十块的，五十块的，一百块的，混杂在一起。最上面是一张粉红色的纸——工资条。
下面是扣款项，空白。
一千二百元整。
吴普同开始数钱。他的手指有点抖，不知道是因为累，还是因为别的。一张，两张，三张……他数得很慢，很仔细，生怕数错。十块的钞票边缘有些毛糙，五十块的比较新，一百块的最少，只有三张。
数完了，正好一千二百元。
他在花名册上找到自己的名字，在后面签了字。字迹有点潦草，不像他平时写的那么工整。
“好了。”女人说，接过签完字的本子。
吴普同走出财务室。走廊里已经没什么人了，大家都领完钱走了。他站在走廊尽头，透过窗户看着外面的厂区。阳光下，一切都那么真实：灰色的厂房，生锈的铁门，堆在角落的废料，还有那棵歪脖子槐树，在风里轻轻摇晃。
他重新拿出那沓钱，又数了一遍。
一千二百元。
他在绿源时，第一个月工资是两千四，正好是现在的一倍。那时候他拿着工资卡去at机取钱，看着屏幕上显示的数字，心里满是兴奋和期待——那是他第一份正式工作的工资，是他职业生涯的开始。
现在，他拿着一千二百块现金，站在注塑厂的走廊里，心里只有疲惫和一种说不清的空洞。
老李在楼下等他。看见吴普同下来，他问：“领了？”
“嗯。”吴普同把信封举了举。
“多少？”
“一千二。”
“可以了。”老李说，“你才来一个月，又是试用期。转正以后会多点。”
吴普同点点头。两人一起往厂门口走。老李推着他那辆破自行车，链条咔啦咔啦地响。
“打算怎么花？”老李问。
“给我媳妇。”吴普同说，“家里要用钱。”
老李笑了笑：“是个顾家的。好好干，日子会好起来的。”
厂门口，两人分开。老李往东，吴普同往西。他骑上自行车，把装钱的信封小心翼翼地塞进夹克内袋里，拉上拉链。信封贴着胸口，薄薄的，却能感觉到里面钞票的厚度。
回家的路上，吴普同骑得很慢。早晨的街道热闹起来了：上班的人流，上学的孩子，卖菜的吆喝声，自行车的铃铛声。阳光透过梧桐树叶洒下来，在地上投下斑驳的光影。
他在常去的早点摊前停下来。今天他没要豆浆油条，而是要了一碗馄饨。馄饨三块钱一碗，热气腾腾的，汤里飘着紫菜和虾皮。他慢慢地吃，一个馄饨，一口汤。热汤下肚，身体暖和起来，疲惫似乎也减轻了一些。
吃完，付钱。他从口袋里掏出一张十块的，摊主找给他七块钱。他看着那七块钱零钱，想起胸口那一千二百块，心里涌起一种奇怪的感觉——好像这些钱不是他的，只是暂时放在他这里，很快就要交出去。
继续骑车。八点五十，他到了家。
推开门，屋里很安静。马雪艳已经去上班了，桌上照例留着纸条：“粥在锅里。今天发工资了吧？晚上早点回来。”
吴普同放下背包，走到厨房。锅里果然有粥，还温着。他盛了一碗，坐在桌前慢慢地喝。粥是大米粥，熬得很稠，米粒都开了花。马雪艳知道他上夜班辛苦，每天早上都会早起给他熬粥，哪怕她自己也要上班。
喝完粥，他洗了碗，然后从夹克里拿出那个信封。他把钱倒在桌上，重新数了一遍。一千二百元，没错。
他找来一个旧铁盒子——就是装“紧急备用金”的那个。打开盒子，里面还剩八百多块钱。他把这一千二百块放进去，和原来的钱混在一起。钱在盒子里显得多了些，但依然单薄。
他盖上盒子，放回抽屉里。然后去洗澡。
热水冲在身上，很舒服。他站在花洒下，闭上眼睛，让水流过头发，脸，肩膀。这一个月的疲惫似乎随着水流往下淌，流进地漏，消失不见。但那种空洞感还在，像心里有个窟窿，怎么也填不满。
洗完澡，他躺到床上。窗帘拉着，房间里很暗。他闭上眼睛，但睡不着。脑子里想着那一千二百块钱，想着马雪艳晚上看到钱时的表情，想着下个月的开销，想着还要在这个厂里干多久。
下午两点，他醒了。起床，做饭。简单的饭菜：炒白菜，蒸米饭。他做得很慢，切白菜时，刀在案板上发出单调的咚咚声。
五点半，马雪艳回来了。
她推开门，看见吴普同坐在桌前，桌上已经摆好了饭菜。她笑了笑：“今天这么早？”
“嗯，交接班顺利。”吴普同说。
马雪艳放下包，去洗手。回来时，吴普同已经把那个铁盒子放在桌上。
“工资。”他说。
马雪艳在桌边坐下，打开盒子。她没立刻数钱，而是先看了看吴普同：“多少？”
“一千二。”
马雪艳点点头，开始数钱。她的动作很熟练，手指飞快地翻动钞票，嘴唇微微动着，默数。阳光从窗户照进来，照在她手上。吴普同看见她的手指——指节有些粗大，指甲修剪得很短，手心有薄茧。这是一双干活的手。
数完了，马雪艳把钱放回盒子里，盖上盖子。她什么也没说，只是抬起头，对吴普同笑了笑：“吃饭吧。”
两人开始吃饭。炒白菜有点咸，但马雪艳吃得很香。吴普同看着她低头扒饭的样子：她的头发扎成马尾，露出一段白皙的脖子；睫毛很长，在脸颊上投下小小的阴影；嘴唇因为吃饭而泛着油光。
他心里突然堵得慌。
这一千二百块钱，是他站了一个月夜班换来的。而在绿源时，他坐在办公室里，对着电脑，做研发，写报告，一个月两千四。现在他赚的钱只有那时候的一半，却要付出几倍的辛苦。
马雪艳什么都没说。她没抱怨钱少，没问他累不累，没提下个月的开销。她只是安静地吃饭，偶尔夹一筷子菜给他。
“菜咸了。”吴普同说。
“是吗？我尝尝。”马雪艳夹了一筷子白菜，“还好啊，不咸。”
“我觉得咸。”
“那你多喝点水。”马雪艳起身，给他倒了杯水。
吴普同接过水杯，喝了一口。水是温的，滑过喉咙，舒服了些。
吃完饭，马雪艳收拾碗筷。吴普同想帮忙，她说：“你歇着吧，我来。”
他坐在桌前，看着她洗碗的背影。她的肩膀很窄，背影很单薄。但就是这样一个单薄的肩膀，和他一起扛着这个家。
洗完碗，马雪艳擦干手，走过来坐下。她从抽屉里拿出那个记账本，翻开最新一页。
“这个月花了九百六。”她说，“工资一千二，还剩二百四。下个月房租三百，水电大概五十，吃饭……”
她停下来，抬起头：“下个月可能要超支。”
吴普同没说话。他知道会超支。这个月能撑过来，是因为之前还有点积蓄。下个月，那一千二百块钱要应付所有开销，肯定不够。
“我……”吴普同开口，但又不知道说什么。
“没事。”马雪艳合上本子，“我省着点花。你好好上班，别想太多。”
晚上九点，吴普同又要准备去上班了。马雪艳给他装饭盒：这次除了饼干和苹果，还加了一小包花生米。
“夜里饿了吃。”她说。
“好。”
“骑车小心。”
“知道。”
晚上十一点半，吴普同推着自行车出门。夜色深沉，路灯昏黄。他骑上车，朝着东二环的方向去。
胸口的内袋里空空如也——那一千二百块钱已经交给了马雪艳。但他心里那个窟窿还在，空落落的，风吹过去会有回音。
他想起老李的话：“好好干，日子会好起来的。”
会吗？
他不知道。
他只知道，下个月还要继续。夜班，交接班，老赵的刁难，一千二百块钱的工资。
因为，别无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