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月二十五日，周六。凌晨三点二十分。
吴普同站在80吨注塑机前，盯着控制面板上的温度显示。数字在195c和196c之间跳动，像犹豫不决的心跳。机器正常运转，模具一开一合，产品一个个被顶出来。他机械地重复着动作：取产品，检查，修毛边，扔进筐里。一套动作五秒钟，一分钟十二次，一小时七百二十次，八小时五千七百六十次。
他的手臂已经形成了肌肉记忆，不需要思考就能完成。但大脑并没有休息，而是在想别的事——想昨天马雪艳说的话。
昨天晚饭时，马雪艳拿出记账本，指着一行数字：“这个月已经花了八百多了。离月底还有五天。”
吴普同看着那些数字：房租三百，水电四十二，买菜二百三，买药八十五……密密麻麻，像一张网，把他们罩在里面。
“下个月……”马雪艳没说下去，但意思很清楚。
下个月的开销怎么办？一千二百块的工资，交完房租和水电就只剩八百多，要撑三十天。平均每天不到三十块。三十块，要买菜，要买日用品，要应付可能的意外——比如生病，比如家里什么东西坏了。
“我会想办法。”吴普同当时说。
“想什么办法？”马雪艳问。
他不知道。他真的不知道。
机器发出“嘀嘀”的报警声，把他从思绪中拉回来。他看了一眼控制面板：温度过高报警。他迅速按下几个按钮，调低加热温度，然后打开机器侧面的检修门，检查加热圈。热气扑面而来，带着塑料熔化的甜腻味。他戴着手套的手在里面摸索，找到了一个松动了的接头——接触不良导致局部过热。他用扳手紧了紧，关上门，重启机器。
报警解除。机器恢复正常运转。
他看了看墙上的钟：三点三十五。离下班还有四个半小时。
这个夜班过得特别慢。每一分钟都像被拉长了，黏糊糊的，不肯往前走。吴普同盯着模具开合，盯着产品一个个出来，盯着塑料筐慢慢被填满。他感觉自己像这台机器的一部分，一个会呼吸的零件，在固定的节奏里重复固定的动作。
凌晨五点，休息时间。他走到车间角落的小桌子前，拿出饭盒。马雪艳昨晚给他装了馒头和咸菜，还有两个煮鸡蛋。他慢慢地吃，一口馒头，一口咸菜。鸡蛋剥了壳，蛋白很嫩，蛋黄有点干。他小口小口地吃，像在完成一项任务。
老李走过来，在他旁边坐下，点了一支烟。
“今天精神不好？”老李问。
“有点累。”吴普同说。
“都累。”老李吐出一口烟，“干这行的，谁不累？”
吴普同没说话。他看着老李抽烟的样子：眼睛微眯，嘴唇抿着，烟雾从鼻孔里缓缓飘出来。那是一种很深的疲惫，刻在脸上的每一条皱纹里。
“听说下个月可能要减产。”老李说，“订单少了。”
“减产会怎么样？”
“还能怎么样？减班，减工资。”老李弹了弹烟灰，“或者裁人。”
吴普同心里一紧。如果被裁，他连这一千二百块钱都没有了。
“不过你是新来的，要裁也是先裁你。”老李说得很直接，“老人有经验，老板舍不得。”
吴普同低下头，继续吃鸡蛋。蛋黄噎在喉咙里，他用力咽下去。
休息结束，继续干活。
早上七点四十分，吴普同开始做交接班准备。他先停了机器，然后仔细擦拭模具。今天的模具特别脏，可能是原料里有杂质，残留物比平时多。他擦了一遍，又擦一遍，直到金属表面能照出模糊的人影。
七点五十分，老赵准时出现。
但今天来的不止老赵一个人，还有车间主任——姓孙，一个四十多岁的中年男人，有点胖，总是皱着眉头，像谁欠他钱似的。孙主任很少在这个时间出现在车间，除非有什么事情。
吴普同心里咯噔一下，有种不好的预感。
“小吴，”孙主任走过来，声音很沉，“昨晚的产量记录有点问题。”
“什么问题？”吴普同问。
孙主任没直接回答，而是转向老赵：“赵师傅，你说。”
老赵清了清嗓子，拿出一张产量单——是吴普同昨晚交班时给他的那张：“孙主任你看，昨晚记录产量九百二十件，废品八件。但我今天早上清点产品筐，只有八百九十件。”
“差三十件？”孙主任眉头皱得更紧了。
“对，差三十件。”老赵说，“而且废品筐里也只有五件废品，不是八件。”
吴普同愣住了。他昨晚明明数得很清楚：产品筐满了就换新筐，每筐他都数过，最后加起来九百二十件。废品他也单独放在一个小筐里，一共八件，都是因为有瑕疵或者缺料。
“不可能。”吴普同说，“我数过，就是九百二十件，废品八件。”
“你的意思是说我数错了？”老赵瞪起眼睛。
“我不是那个意思……”
“那是什么意思？”老赵打断他，“白纸黑字写着九百二，实际只有八百九，差三十件！这三十件去哪儿了？被你吃了？”
周围开始有人围过来。早班的工人，夜班还没走的工人，都聚拢过来看热闹。吴普同感觉脸上发热，耳朵里嗡嗡作响。
“我昨晚真的数过。”吴普同坚持，“每一筐都数过。”
“数过？”老赵冷笑，“那你告诉我，为什么现在只有八百九？那三十件长翅膀飞了？”
吴普同看向产品筐。确实，筐里的产品堆得不高，看起来不像有九百件的样子。
“会不会是……”吴普同突然想到一种可能，“会不会是有人动过？我交班后，有人动过产品？”
“你什么意思？”老赵的声音陡然提高，“你是说我动了你的产品？我偷了你的三十件产品？”
“我没这么说……”
“那你是什么意思？”老赵转向孙主任，“孙主任你听听，他自己记录作假，还诬陷我！”
孙主任的脸色很难看。他看了看吴普同，又看了看老赵，然后说：“小吴，你确定你昨晚数的数是准的？”
“我确定。”吴普同说，“我数了三遍。”
“那这三十件的差距怎么解释？”
吴普同答不上来。他也不知道怎么解释。但他可以肯定，自己昨晚绝对没有数错。
“我看就是记录作假。”老赵在旁边煽风点火，“为了显得产量高，故意多写。年轻人，想表现，可以理解，但也不能这么搞啊！”
“我没有！”吴普同终于忍不住了，声音也高起来，“我为什么要作假？作假对我有什么好处？”
“那谁知道？”老赵耸耸肩，“也许是想让领导觉得你干得好，早点转正，加点工资？”
这句话像一根针，扎进了吴普同心里最敏感的地方。他确实需要钱，需要更好的待遇，但他绝不会用作假的方式来获得。
“赵师傅，”吴普同盯着老赵，一字一句地说，“我再说一遍，我没有作假。昨晚就是九百二十件，废品八件。如果你不信，我们可以现在就数。”
“数什么数？”老赵说，“产品都混在一起了，怎么数？”
确实，早班已经开始生产，新产品和夜班的产品混在一个筐里，已经分不清了。
“那就没办法了。”老赵摊摊手，“死无对证。”
吴普同站在那里，感觉全身的血都在往头上涌。他握紧了拳头，指甲嵌进手套里。这一个多月的憋屈、忍耐、辛苦，在这一刻全部涌上来，像洪水一样要冲垮堤坝。
他看着老赵那张脸——那张刻薄的，带着得意笑容的脸。看着孙主任那张事不关己的脸。看着周围那些看热闹的脸。
“我说了，”吴普同的声音在发抖，但不是因为害怕，而是因为愤怒，“我没有作假。”
“你说没有就没有？”老赵不依不饶，“证据呢？”
“那你呢？”吴普同反问，“你说我作假，证据呢？就凭你现在数的数？万一你数错了呢？”
“我数错了？”老赵像是听到了什么笑话，“我干了十几年，我会数错？”
“干了十几年就不会数错？”吴普同说，“人都会犯错。”
“你！”老赵被噎住了，脸涨得通红。
孙主任看场面要失控，赶紧站出来打圆场：“行了行了，都少说两句。小吴，你记录可能确实有点误差，以后注意点。赵师傅，你也别太较真，差三十件也不是什么大事……”
“怎么不是大事？”老赵不干了，“孙主任，这是态度问题！记录作假，这是诚信问题！这样的工人怎么能用？”
吴普同看着孙主任。他希望孙主任能说句公道话，能查清楚到底怎么回事。但孙主任只是皱着眉头，看了看他，又看了看老赵，然后说：“这样吧，这次就算了。小吴，你给赵师傅道个歉，以后注意。赵师傅，你也别追究了。”
道歉？
吴普同以为自己听错了。他没做错事，为什么要道歉？
“我没错。”吴普同说，“我不道歉。”
孙主任的脸色沉下来：“小吴，你这是什么态度？”
“我就是这个态度。”吴普同说，“我没作假，为什么要道歉？要道歉也是他给我道歉，他冤枉我。”
“我冤枉你？”老赵跳起来，“你还嘴硬！”
“好了！”孙主任大喝一声，“都别吵了！小吴，你现在就给我道歉！不然今天你别想下班！”
又是这句话。又是这句“别想下班”。
这一个多月来，吴普同每天都被这句话威胁。迟到一分钟，别想下班；产量不够，别想下班；模具没擦干净，别想下班。现在，连他没做错的事，也要用这句话来逼他低头。
他看着孙主任，看着老赵，看着周围那些麻木的、看热闹的脸。他突然觉得很可笑，也很可悲。
“好。”吴普同说。
孙主任以为他服软了，脸色缓和了一些：“这就对了，道个歉，这事就过去了。”
吴普同没理他，而是转身走到机器旁边的小桌子前，拉开抽屉，拿出笔和纸。那是平时用来记临时事项的便签纸，很薄，印着厂里的名字。
他坐下来，开始写。
“你干什么？”孙主任问。
本人吴普同，因个人原因，申请辞去注塑操作工一职，即日生效。
感谢厂里这段时间的培养。
写完，他站起来，把纸递给孙主任。
孙主任接过去看，看完，愣住了：“你……你这是干什么？”
“辞职。”吴普同说，“我不干了。”
车间里一片寂静。机器的轰鸣声还在继续，但人声全部消失了。所有人都看着吴普同，像看一个疯子。
“小吴，你别冲动。”孙主任的语气软了下来，“不就是道个歉吗？没必要这样……”
“不是道歉的事。”吴普同说，“是我干不下去了。”
他转身开始收拾自己的东西：水杯，饭盒，手套，还有那件挂在机器旁边的旧夹克。他把这些东西装进一个塑料袋里，然后走向更衣室。
“小吴！你等等！”孙主任在后面喊。
吴普同没停。他走进更衣室，打开自己的储物柜，把里面的私人物品全部拿出来：换洗衣服，毛巾，还有那本从家里带来的书——他本来想休息时看看，但一个月来一次都没翻开过。
装好东西，他走出更衣室。孙主任还站在车间门口，脸色很难看。
“你考虑清楚，”孙主任说，“辞职了，这个月的工资可能……”
“该给我的给我，不该给我的我不要。”吴普同说，“我会来结工资。”
说完，他绕过孙主任，走出了车间。
早晨的阳光刺眼得让人流泪。吴普同站在厂区院子里，深深地吸了一口气。空气很新鲜，很干净。他回头看了一眼车间：灰色的厂房，高高的窗户，里面传出沉闷的机器声。
一个月零十天。他在这里干了一个月零十天。
他推着自行车走出厂门。门卫老头看见他，探出头：“今天这么早？”
“嗯。”吴普同说，“以后不来了。”
老头愣了一下，然后点点头，没再问。
骑上车，往家走。八点不到，街道上还很清净。吴普同骑得很慢，很慢。他感觉身体很轻，像卸下了什么重担。但心里很重，压着一块石头。
他不知道该怎么跟马雪艳说。
骑到家，八点半。马雪艳已经去上班了。桌上没有纸条——她可能以为他像平时一样九点多才回来。
吴普同把东西放下，坐在桌前。他拿出那张辞职报告，又看了一遍。字迹很工整，语气很平静。但写的时候，他的手在抖。
他想起这一个月零十天的日子：夜班的疲惫，车间的闷热，塑料味的刺鼻，手上的烫伤，老赵的刁难，孙主任的和稀泥，还有那一千二百块钱的工资。
值得吗？
他不知道。
他只知道，他忍不下去了。不是忍不了累，忍不了苦，而是忍不了那种憋屈，那种冤枉，那种连最基本的事都得不到的公平。
他站起来，走到窗边。窗外是熟悉的街道，熟悉的楼房，熟悉的生活。但今天看这一切，感觉有点陌生。
中午，他简单做了点饭吃。吃完饭，他睡了一觉。这一觉睡得很沉，没有梦。
下午五点半，马雪艳回来了。她推开门，看见吴普同坐在桌前，愣了一下：“你今天怎么在家？”
“我辞职了。”吴普同说。
马雪艳站在门口，手里的包掉在地上。她看着吴普同，眼睛睁得很大：“什么？”
“我辞职了。”吴普同重复了一遍，“今天早上，不干了。”
马雪艳走过来，在桌边坐下。她的脸色很白，嘴唇在抖：“为什么？”
吴普同把事情说了一遍。从产量记录的争议，到老赵的指责，到孙主任的“各打五十大板”，到他最后写辞职报告。
马雪艳静静地听着，没插话。听完，她问：“真的没法忍了？”
“嗯。”吴普同点头，“没法忍了。”
马雪艳沉默了很久。然后她站起来，走到厨房，开始做饭。她做得很慢，切菜时刀落在案板上的声音很轻。
晚饭时，两人都没怎么说话。吃完饭，马雪艳洗碗，吴普同坐在桌前发呆。
晚上，两人躺在床上。黑暗中，马雪艳说：“辞职了也好。那个地方，太欺负人。”
吴普同没说话。
“接下来怎么办？”马雪艳问。
“再找。”吴普同说，“明天就去人才市场。”
“嗯。”马雪艳翻了个身，面对着他，“别急，慢慢找。家里还有点钱，能撑一阵。”
吴普同心里一酸。他知道家里没多少钱了。下个月的开销怎么办，他也不知道。
但他知道，他不能再回那个注塑厂了。
即使这意味着，又要开始奔波，又要面对不确定的未来。
因为有些东西，比钱更重要。
比如尊严。
比如那口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