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乎在同一时间，距汴京千里之外的河北路首府——北京大名府，气氛同样凝重得能拧出水来。
安抚使司节堂内，烛火通明，却驱不散弥漫在每一位重臣眉宇间的阴霾。
枢密使文彦博持节北巡，此刻正坐镇主位。
他左侧是河北东西路安抚使、判大名府事富弼，这位历经风浪的三朝老臣。
此刻面色沉静如水，但紧握座椅扶手的指节微微泛白，显露出内心的波澜。
右侧则是以提举河北荒田水利公事身份实际主持新政的王安石，他眉头紧锁，目光锐利地盯着一份刚由军士送来的、加盖了枢密院急递火漆的密函。
一旁还坐着权三司使负责河北后勤统筹的元绛，以及本欲北上辽国。
此刻被紧急请来参赞军机的观文殿学士欧阳修。
案几上，摊开着的是韩琦与吕公弼从汴京和西北发来的最新急报。
上面描述的西夏异动、辽夏勾结的态势，如同两块冰冷的巨石，压在每个与会者的心头。
然而，与汴京中枢可以从容布局、甚至因暗藏后手而稍感轻松不同。
身处河北一线的他们，感受到的是一种更直接、更具体、几乎令人窒息的压迫感。
“树欲静而风不止啊……”
文彦博缓缓开口，打破了令人压抑的沉默，声音带着一丝沙哑。
“西线烽烟将起，我北疆……怕是难有宁日了。”
“韩相与吕公弼的判断，应是无误。
辽主耶律洪基，绝非庸主。
他此番高调册封梁氏，绝非仅仅是示好西夏。
其真正用意，乃是‘驱狼吞虎’，更要‘坐山观虎斗’。”
“我敢断言，一旦我朝与西夏战事胶着，乃至显露出疲态，北朝的铁骑，绝不会甘于只在边境‘秋狩’。”
欧阳修虽以文名世，但曾出使辽国，深知其国情，他捋须叹道：
“辽主‘春水秋山’，四季捺钵，其军旅之盛，绝非虚言。
如今西夏既已为其前驱，辽人必陈兵边境，以作威慑。
名为‘维护和平’，实则刀锋已抵我咽喉。
我河北精锐，被牢牢钉死在此，一兵一卒，恐都难西调矣。”
这番话，道出了河北防线面临的核心困境：
战略上的绝对被动，他们必须时刻防备着北方那个更强大的敌人，随时可能发起的致命一击。
这种头顶悬剑、却不能主动出击的状态，最是消耗心力。
一直沉默的王安石突然出声，他的声音依旧带着特有的执拗，但内容却比以往多了几分基于残酷现实的冷静：
“以往，我力主清查隐田、整顿厢军，是为富国强兵，削除冗弊。
然今日观之，此等举措，于应对眼前危局，犹嫌缓不济急。”
“辽人若南下，其铁骑所长，在于平原旷野，纵横驰突。
我河北军州，城防可固守一时，然野外决战，胜算几何？
以往所裁之冗兵，多是疲弱不堪战者，即便不裁，于战事亦无大用。
如今紧要之事，非空谈过往方略，乃是如何应对辽人即将施加的泰山压顶之势。”
王安石的变化是细微而关键的。
他依然激进，但他的激进开始聚焦于最迫在眉睫的生存危机，而非单纯的制度理想。
他看到了河北防线在野战机动力上的致命短板。
“然则，若辽人长期陈兵边境，不需真打，光是这对峙状态下的巨额耗费，便足以拖垮河北乃至朝廷财政。
军需粮草要囤积，征发的民夫要安置犒赏，边境州郡需加固城防……这每日皆是金山银海往里填！
西线战事若起，两线消耗，三司压力……唉！”
他的一声叹息，道出了国力支撑两线作战的极端艰难。
文彦博作为最高军事长官，最终拍板定调，他的决策老辣而务实：
“诸公所言，皆切中要害。，需立做三件事：
“其一，外示镇定，内紧备战。
即刻行文沿边诸州军，加固城防，深挖壕堑，检查军械，囤积粮草。
尤其真定、河间、中山三府，需作为支撑要点，重点经营。
但对辽人，绝不可率先示弱，亦不可轻启边衅，一切如常，避免授人以柄。”
“其二，以静制动，固守待援。
严令高阳关、瓦桥关、益津关等前线要塞，持重防守，绝不可浪战。
利用新建的蜂窝煤炉、水泥加固的堡寨，发挥我军守城之长，挫其骑兵之利。
同时，广布斥候，严密监控辽军动向，尤其是其南京（幽州）兵马都总管府的调动。”
“其三，外交斡旋，争取时间。
永叔（欧阳修字），”
“你北上之行事关重大，需借文化交往之名，设法探明辽主真实意图，尽可能延缓其直接介入的脚步。
即便不能使其中立，也要让其明白与我朝全面开战，纵然能胜，亦必元气大伤，恐为外族、高丽所乘。”
文彦博的策略，核心在于一个“稳”字。
在绝对的战略劣势下，避免决战，争取时间，苦撑待变。
他寄希望于西线能尽快打开局面，或者辽国内部出现变数。
会议散去后，王安石独自一人留在节堂，望着地图上那条漫长的边境线，久久不语。
他推行新法，本欲“富国强兵”，而今“强兵”的第一道考验，竟是以这种被动挨打的守势来临。
他意识到在河北，他的“激进”必须转向如何更高效地加固防线。
如何利用新技术（水泥、蜂窝煤）提升守军持续作战能力这些无比具体、甚至有些枯燥的事务上来。
河北的压力，与西北截然不同。
西北是即将到来的血与火的正面碰撞，是开刃后的锋芒对决。
而河北则是面对一头匍匐在侧、随时可能暴起噬人的猛虎，必须时刻绷紧神经，保持最高戒备，却不能、也不敢主动刺激它。
这是一种精神上的持续凌迟，是对国力、军心、民力的漫长煎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