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宫书房的烛火摇曳，将康斯坦丁与帕帕里戈普洛斯的身影投射在墙壁上，形成两道交错的剪影。
桌上摊开的《希腊民族史》旁，放着康斯坦丁亲笔撰写的“新罗马认同构想”草稿，还在等待被讨论、被修正。
这场关于民族认同的对话，已从午后持续到深夜。
帕帕里戈普洛斯将眼镜摘下，用布轻轻擦拭镜片，语气中带着几分坚持：“陛下，我的《希腊民族史》并非刻意构建“纯粹血脉”，而是为了驳斥法尔梅赖尔的谬论。他声称现代希腊人是斯拉夫人后裔，与古典希腊人无关，这是在从根源上否定我们存在的合法性。我必须证明，从荷马时代到1821年独立战争，讲希腊语的人及其文化精髓从未断绝。语言、哲学、艺术，这些是我们的文化火种，一旦承认其断裂，希腊就成了欧洲文明的品。”
帕帕里戈普洛斯的理论，本质是一场针对西方质疑的“历史辩护”。他的内核目标是反击法尔梅赖尔的“种族灭绝论”，为现代希腊争取继承古典遗产的合法性。
为达成这一目标，他构建了一套单一线性的民族发展史：一方面极力论证“绝对的文化连续性”，从荷马时期的诗人到伯里克利时代的政治家，再到东罗马的学者与1821年的革命者，他将所有讲希腊语、传承希腊文化的群体串联起来，塑造出“文化火种永不熄灭”的叙事；另一方面，他对东罗马进行“希腊化”重塑，承认其基督教信仰与罗马法统，却将其内核重新定义为“希腊精神的基督教阶段”，强调东罗马以希腊语为官方语言、传承古希腊哲学（即便多为经院式解读），并将其塑造为“东方基督教文明堡垒”，以此弱化西欧对东罗马“堕落罗马”的鄙视，赋予其“希腊民族中世纪英雄时代”的定位。
为维护这套“民族纯粹”的叙事，帕帕里戈普洛斯不得不进行“选择性遗忘”：他淡化东罗马早期对拉丁罗马法律、行政、军事架构的继承，将“罗马”简化为空洞的帝国头衔；忽略斯拉夫、阿尔巴尼亚等族群对巴尔干半岛的深刻影响，将这些影响视为历史“杂质”；甚至刻意淡化奥斯曼统治时期的文化交融，避免与“受压迫-反抗-复兴”的民族主义主线冲突。
这套理论对当下的希腊，既是支撑也是锁。
在积极层面，它成功击退了西方对希腊合法性的质疑，为新生国家提供了急需的凝聚力与自信心，让希腊人在独立后混乱的局势中找到了文化归属感。
但从现实治理来看，其局限性已愈发明显：它将“希腊性”的黄金标准锁定在古典时代，让后世所有文化创造都沦为对古典荣光的“继承”，压制了现代希腊的文化创新活力；通过定义“纯粹”的传承脉络，隐含地将不说希腊语、不信东正教的群体排除在内核民族之外，直接导致希腊在处理新领土斯拉夫人、穆斯林等族群时，难以采取包容的公民国家模式，只能依赖同化或排斥，为族群冲突埋下隐患。
康斯坦丁听完后严肃地说道：“教授，我理解您的初衷。在希腊刚独立时，这份辩护是必要的，它为国家赢得了凝聚力。但现在，我们接管了新领土，面临看斯拉夫人、穆斯林等不同族群的集成问题，您的理论似乎—有些局限。”
他顿了顿，继续说道：“您将东罗马重新解释为希腊基督教帝国，弱化其拉丁罗马遗产，忽略斯拉夫、阿尔巴尼亚族群的影响，甚至淡化奥斯曼时期的文化交融。这固然能驳斥种族灭绝论，却也构建了一个封闭的1定义，只有说希腊语、信东正教的人，才算内核民族。可新领土上，有140万保加利亚裔、65万阿尔巴尼亚人，还有近50万穆斯林，若将他们排除在外，我们如何实现真正的统一？要是未来重返小亚细亚，上面生活着众多的说着希腊语的穆斯林，又该如何处置？”
帕帕里戈普洛斯重新戴上眼镜，眉头紧锁：“陛下，民族认同本就需要纯粹性作为根基。承认族群融合，会让希腊性变得模糊。您看古典时代，雅典的辉煌正是创建在清淅的文化认同之上。后世的东罗马，虽受罗马影响，但其内核仍是希腊文化。若我们接纳太多杂质，最终会失去自己的根。”
“可您所谓的根，或许成了国家发展的协锁。”康斯坦丁站起身，走到书架前，取出一本古朴的东罗马史，“您将‘希腊性”的黄金标准定在古典时代，后世的一切都成了对古典荣光的继承，而非独立创造。这让现代希腊背负了沉重的文化包袱，我们不敢进行任何文化上的创新，怕被指责背离传统。更严重的是，纯粹血脉的叙事，锁死了民族范围，让我们只能采取同化或排斥的政策，这会为未来的族群冲突埋下隐患。”
帕帕里戈普洛斯眼神微动：“陛下认为该如何打破这层伽锁？难道要否定古典希腊的正统地位？”
“当然不是否定，而是重新看待希腊与罗马的关系。”康斯坦丁将书放在桌上，语气坚定，“我从不认为现代希腊、罗马与古典希腊是相互独立、需要取舍的实体，它们本就是一个文明在不同历史阶段呈现出的三种最高政治表达形式。在我看来，罗马认同不是对希腊认同的否定或替代，而是希腊认同最宏大、最成熟的政治完成态。”
帕帕里戈普洛斯微微前倾身体：“陛下能否详细说说？这与我书中的叙事差异不小我需要理清其中逻辑。”
“很简单，我们可以用‘文明的三次巅峰”来概括。”康斯坦丁走到地图前，手指指向雅典，“首先是古希腊，也就是公元前5到4世纪，它是这个文明的理念与灵魂。作为文明的初创者，它孕育了哲学、科学、艺术、民主理念这些永恒的文明精神，这是希腊文明的精神内核，也是我们最独特的民族之源。如果用比喻来说，古希腊就象一个天才少年，凭着超凡智慧提出了世界上最伟大的思想蓝图。”
他顿了顿，手指移向君士坦丁堡：“其次是东罗马帝国，从330年到1453年，它是文明的实体与传承者。古希腊的思想蓝图被罗马帝国（前期）吸收，到了东罗马时期，又以基督教为框架、希腊语为载体、罗马法为骨架，构建出一个持续千年的庞大文明实体。它做了两件关键的事：一是制度化，把希腊思想与罗马律法、基督教伦理深度融合，形成一套能实际运作的文明国家体系；二是扮演守卫者，作为基督教世界的东方堡垒，抵御了波斯、阿拉伯、突厥等势力数百年的冲击，为欧洲文明发展争取了宝贵时间。这阶段的文明，就象一个成熟的中年人，继承了少年的蓝图，建起一座坚固的城堡，既守护了遗产，又推动了发展。”
最后，康斯坦丁的手指落在现代希腊疆域上：“现在到了现代希腊，从1821年独立至今，我们是文明的复兴者与新征程的开启者。1453年东罗马复灭后，文明的火种没熄灭，一直在民间保存着。现代希腊独立，不是创建新国家，而是夺回文明的‘城堡’、重启中断的文明计划。如今我们不仅拥有古希腊与东罗马的全部遗产，还站在工业革命的新起点上，有能力用科技、工业这些新工具扩建文明城堡”。这就象城堡合法继承人的后代，历经磨难夺回祖产，还能让它变得更辉煌。”
帕帕里戈普洛斯沉默良久，缓缓说道：“陛下的叙事确实更包容，也能复盖更多族群。但按照这个逻辑，古典希腊的地位似乎被降级了，不再是唯一内核，这会不会让雅典内核派难以接受？”
“不会，因为古典希腊仍是根基。”康斯坦丁摇头，“我们承认东罗马的传承、现代的复兴，不代表否定古典的重要性。恰恰相反，正是因为有古典希腊的灵魂，后续的实体与复兴才有意义。我们要让所有人明白，古典希腊是起点，不是天花板；罗马文明是对古典希腊的继承与升华，不是割裂与替代。”
他回到桌前，拿起“新罗马认同构想”草稿：“基于这样的认知，我们就能明确希腊与罗马的内核关系：古典希腊是文明的精神源头，东罗马是文明的实体传承，现代希腊是文明的复兴与升华，三者共同构成罗马文明的完整脉络。而细节自然需要教授您来补充完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