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军接收爱琴海后，有一位记者去爱琴海群岛采访岛民。
这位记者是希腊民间报社《雄鹰报》的记者，这次来是找素材的，想记录新领土民众在希腊接管后的生活变化，希望能够盘活报社。
他来到基莫洛斯岛，岛上的白色房屋沿着海岸线铺开，渔民们正将刚捕捞的渔获抬上岸，空气中弥漫着海水的咸腥味。
记者走上前，用希腊语向一位正在整理渔网的老人打招呼，询问他如今的生活是否安稳。老人笑着点头，说有希腊海军巡逻，海盗不敢再来，出海捕鱼终于能安心了。
正聊着，一个穿着蓝色粗布衣服的小男孩跑了过来，约莫六七岁，手里着一个贝壳，睁着圆溜溜的眼睛盯着记者的笔记本。
“你是谁呀？”男孩用带着岛上口音的希腊语问道，声音清脆。
记者蹲下身，摸了摸男孩的头，温和地说：“和你一样，我也是希腊人，来自雅典。
男孩却猛地摇了摇头，把贝壳得更紧了，语气坚定：“我不是希腊人，我是罗马人！”
记者愣住了，手里的钢笔悬在笔记本上空。
他刚想追问“为什么你觉得自己是罗马人”，不远处突然传来急促的脚步声。男孩的父母快步走了过来，母亲一把将男孩拉到身后，父亲则警剔地看着记者，眉头紧锁：“你问孩子这些做什么？我们只是普通岛民，没什么好说的。”
说完，便带着男孩匆匆离开，临走前，母亲还回头看了记者一眼，眼神里满是防备。
记者站在原地，看着他们的背影，记者的本能忽然让他意识到，这个孩子脱口而出的罗马人，或许藏着希腊民族认同的大问题。毫无疑问，这个故事能让他们的报社成为雅典的明星。
他掏出笔记本，郑重地写下这次采访的细节，决定将其作为报道的内核。
雅典王宫的书房里，晨光通过高大的彩绘玻璃窗，在深色的木质书桌上投下斑驳的光影。
康斯坦丁一世坐在宽大的皮椅上，指尖捏着一份摊开的《雄鹰报》，目光停留在头版那篇题为《希腊人，还是罗马人？》的报道上，眉头始终没有舒展。这篇报道他已经读了三遍。
记者在文中详细描述了在基莫洛斯岛的采访经历，老人对希腊海军巡逻带来的安全感表示满意，却在与孩童的对话中，意外触碰到了隐藏在新领土民众心中的身份认同裂痕。
那个六七岁的男孩，着贝壳，坚定地否认自己是希腊人，只认罗马人的身份。
他放下报纸，起身走到窗前，望着远处雅典卫城的轮廓。
帕特农神庙的立柱在晨光中巍峨嘉立，那是古希腊文明的像征，也是如今希腊王国构建民族认同的精神支柱。可基莫洛斯岛上男孩的一句话，却让他清淅地意识到，希腊民族的统一认同，在新领土上远未形成。
爱琴海群岛曾是东罗马帝国的内核局域，岛上居民世代以罗马人自居，即便在奥斯曼统治的数百年间，这种身份记忆也未曾完全磨灭。这并非个例，事实上在希腊新收复的领土上所谓的希腊人其实都是这样的“罗马人”。
希腊人自认为是罗马帝国的继承者，但是目前推行的民族政策中，罗马认同并未得到系统性的总结，只是有伟大理想这种模糊的理念，所以将希腊民族的认同系统性的重塑一遍很有必要。
康斯坦丁回到书桌前，拿起一份人口统计报告。这是几大军区努力的结果，在完成奴隶解放后并恢复秩序后，军队立即开始对辖区内的人口进行统计，得到一个大概的数据。
报告显示，目前希腊全国总人口约720万，其中希腊人425万，占比59；斯拉夫人210万，占比29，其中保加利亚裔140万、塞尔维亚裔70万；阿尔巴尼亚人65万，占比9；其馀土耳其人12万、犹太人2万、瓦拉几亚人3万，合计17万，占比不到一成。这个数据看似让希腊人占据了多数优势，可康斯坦丁清楚，报告末尾标注的“聚居区集中度高”，才是真正的隐患所在。
斯拉夫人是最棘手的群体。
140万保加利亚裔主要聚居在北色雷斯，70万塞尔维亚裔则集中在马其顿北部，形成了大片连续的聚居区。
这些地区远离雅典、比雷埃夫斯等希腊内核区，交通不便，信息闭塞，长期受奥斯曼统治影响，对希腊的认同感本就薄弱。
更关键的是，北方的保加利亚公国和塞尔维亚王国，一直将这些族群视为“同胞”，有可能会试图渗透干预。
虽然目前军管体系下，边境已设立三层哨卡，所有入境人员需登记身份并接受文化审查，任何携带非希腊语教材、宣扬民族分裂的人，都会被直接驱逐，严重者将被直接处决，但是军管毕竟不可能一直维持，总要面对这些威胁。
真正的威胁，在于斯拉夫人内部强烈的民族意识，以及他们对土地和自治权的诉求。
一旦外部势力找到突破口，很可能引发大规模的反抗，阿尔巴尼亚人的问题虽不如斯拉夫人紧迫，却也暗藏风险。
65万阿尔巴尼亚人主要分布在伊庇鲁斯地区和马其顿西部，40信奉东正教（阿诺正教徒），60信奉伊斯兰教。东正教徒与希腊人在宗教上有共通之处，理论上是可以拉拢的对象，但阿尔巴尼亚人长期保持部落制社会结构，每个部落都有自己的酋长，部落忠诚远高于国家认同。
上个月，伊庇鲁斯地区的一个阿尔巴尼亚部落为争夺水源，与相邻的希腊村庄发生冲突。
当地驻军介入调解时，部落酋长竟直言我们只认部落的规矩。
最终经过多轮协商，部落同意保留内部调解权，但需遵守希腊法律，才平息了争端。
这件事让康斯坦丁意识到，集成阿尔巴尼亚人不能只靠行政命令，还需要灵活的策略，既要维护国家统一，也要适当尊重他们的部落传统，否则很容易激起反抗。
至于土耳其人、犹太人等少数民族，实际情况比想象中更稳定。
12方土耳其人多聚居在城市周边，以务农和小贸易为生，自前希腊推行宗教包容加经济限制的政策，他们虽不能担任公职，却可保留宗教信仰和私人财产，暂无明显反抗情绪。
犹太人仅有2万，多为塞萨洛尼基的商人，在奥斯曼统治后期遭受大规模屠杀，影响力和规模远不如从前。
如今希腊政府暂时允许他们继续从事金融和进出口业务等商业行为，只是限制了私人放贷等非法行为，因此也未提出特殊诉求。
之前有议员担忧他们会要求“保留传统节日”“使用希伯来语教程”，但目前来看，这些不过是夸大其词的顾虑。
康斯坦丁明白，少数民族的诉求本质是利益诉求，只要保障其基本生存和经济权益，同时明确国家主权底线，就不会出现大规模动荡。
除了民族认同问题，经济层面的压力也让康斯坦丁忧心。
新领土经过长期战乱，经济濒临崩溃。马其顿的农田大量荒芜，色雷斯的灌溉系统被炸毁，爱琴海群岛的渔业设施受损严重。
虽然第一阶段军管期间，军队已修复了部分基础设施，但要恢复经济活力，还需要大量资金投入。
财政报告显示，目前国库中可用于新领土重建的资金，仅有从奥斯曼获得的战争赔款1500万英榜中的400万。
其馀资金的分配早已确定：500万用于偿还外债，300万投入军队建设，200万补贴本土农业，100万作为应急储备。更何况这笔钱奥斯曼也无法一次缴清，所以目前的财政状况依旧紧张。
而据估算，仅修复马其顿的灌溉系统和色雷斯的铁路，就需要至少300万英镑，再加之建设学校、医院等公共设施，资金缺口极大。没有足够的钱，即便推行希腊化政策，也难以让民众真正认同，毕竟，填饱肚子比身份认同更重要。
康斯坦丁再次拿起人口统计报告，手指在六成为希腊人的报告上轻轻划过。
这个数字看似给了希腊构建民族国家的底气，却也掩盖了深层次的矛盾。他明白，目前的局面既是机遇，也是挑战。
若能抓住这个黄金窗口期，成功集成各民族，希腊将成为巴尔干地区的强国；若处理不当，高压锅一旦爆炸，国家很可能陷入分裂。
他走到书架前，取出一本东罗马帝国的历史书，翻开其中一页。书上记载着东罗马帝国鼎盛时期，如何通过文化融合将不同民族纳入“罗马人”的认同体系。
康斯坦丁若有所思，或许希腊可以借鉴历史经验？但这个想法很快又被他否定。
19世纪的欧洲已不是东罗马时期的世界，奥匈帝国就是典型例子。
这个由多民族组成的帝国，因未能创建统一的民族认同，内部矛盾不断激化，如今早已摇摇欲坠。在民族主义浪潮席卷欧洲的当下，试图创建“普世帝国”根本不现实。且不说希腊本民族的意愿如何，就康斯坦丁所知，那些斯拉夫人可没有什么和希腊人和平共处、共建罗马的意愿。
那如果完全倒向希腊民族认同呢？这也是不行的，且不说底层希腊人愿不愿意放弃罗马认同，就是未来重返小亚细亚后，希腊认同的影响力将会急速下降，使得希腊无法在小亚细亚获得足够多的支持。极大的削弱发展与扩张的上限。
康斯坦丁合上书本，目光重新变得坚定。
他知道，无论希腊选择什么认同，至少基本的希腊化，如希腊语、希腊文化之类是必须要推行的。
他拿起钢笔，在纸上写下“内阁会议议题”：民族认同集成策略、新领土经济重建资金筹措、边境管控与外部干预应对。他决定，在下周的内阁会议上，组织大臣们深入讨论这些问题，制定出一套系统、可行的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