雅典王宫的议事厅内，长条木桌两端分别坐着康斯坦丁一世与首相，两侧依次排列着国防大臣、财政大臣、内政大臣、教育大臣及军方高级将领。桌上摊开着人口统计报告、财政预算表与新领土地图。
这场关于民族问题的内阁会议，关乎希腊新领土的稳定，没人敢掉以轻心。
康斯坦丁放下手中的钢笔，目光扫过众人：“诸位都已看过《雄鹰报》的报道，也了解了新领土的人口与经济现状。今天召集大家，就是要讨论出一套切实可行的方案，解决民族认同、资金筹措与边境管控三大问题。先从民族认同说起，我们的总方针必须是分而治之、文化同化，针对不同民族群体，策略必须精准，不能一概而论，你们有什么具体想法？”
话音刚落，国防大臣迪米特里便率先开口，他身着军装，手指重重敲在地图上斯拉夫人聚居区：“陛下，依我之见，斯拉夫人内部必须区别对待。140万保加利亚裔聚居在马其顿，他们视我们为首要敌人，对马其顿的领土诉求与我们直接冲突，民族意识极强，还有保加利亚公国作为精神母国支持。上周边境哨卡还查获了一批保加利亚运来的‘民族手册”，里面全是煽动性内容。对他们必须采取强硬镇压，坚决取谛保加利亚语学校、报纸和教会，严厉打击任何民族主义符号，同时推行强制希腊化教育。至于70万塞尔维亚裔，情况则不同，他们更警剔北方的奥匈帝国，我们完全可以将其发展为新普盟友。”
迪米特里的话让议事厅内出现一阵小声议论，内政大臣乔治随即补充：“将军说得对，对塞尔维亚人应当采取怀柔与合作。我们可以承认他们的独立与主权，支持其在奥匈问题上的立场，甚至在科索沃问题上展现灵活性，允许塞尔维亚文化存在或进行某种程度的自治安排，以此换取贝尔格莱德的友好。后续还可推动创建“希-塞-罗三方合作”，将塞尔维亚的战略重心引向北方，这样既能减轻我们在马其顿的压力，又能孤立保加利亚，避免两线作战。”
教育大臣推了推鼻梁上的眼镜，接过话题：“对保加利亚人的文化高压必须配套经济分化，单纯压制只会激化矛盾。我们可以拉拢保加利亚裔的商人和地主，给他们税收优惠或授予小额公职，用经济利益换取政治沉默，在其内部制造裂痕。至于教育，针对保加利亚聚居区的国立学校，必须强制教授希腊语与希腊历史，不允许出现任何保加利亚语教材；而塞尔维亚聚居区的学校，可以适当保留放宽条件，用包容换取信任。”
“那阿尔巴尼亚人呢？是东正教徒，难道只靠教会学校就够了？”财政大臣放下预算表，提出疑问。
他始终担心资金投入，更关注策略的长远性价比。
首相此时缓缓开口，从文档堆里取出一份标注“长期战略”的报告：“阿尔巴尼亚人的问题，需要一套根源性的同化策略，要在他们的民族主义萌芽前将其扼杀，这比单纯的军事管制更持久。
首先是历史叙事改造，阿尔巴尼亚有位民族英雄叫斯坎德培，我们可以重新包装他，强调他在东罗马帝国受过教育、为基督教信仰而战的经历，将其塑造为‘抵抗伊斯兰入侵的希腊式基督徒英雄”，弱化他的阿尔巴尼亚部落首领身份。”
“语言改造才是关键。”首相继续说道，手指在报告上划过，“我们可以官方宣称，阿尔巴尼亚语是‘受到拉丁和斯拉夫语影响的古希腊语方言变体”，虽然学术上牵强，但能为同化提供理论依据。更重要的是，主动“帮助”他们用希腊字母创制标准文本。历史上阿尔巴尼亚人长期使用希腊、拉丁、阿拉伯字母混杂记录语言，一旦用希腊字母书写，他们的文化发展就会被纳入希腊轨道，文献和教育自然与我们深度绑定。从文化根源上切断阿尔巴尼亚与外部特别是意大利和奥匈的民族主义联系。”
就好比历史上沙俄曾长期否认乌克兰族，将其命名为小俄罗斯族，试图通过这种方式压制其独立性。
但最后的结果就是奥匈帝国帮住乌克兰人创造了自己的语言，使乌克兰族这一概念彻底从俄罗斯族独立中了出来。
阿尔巴尼亚同样与希腊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但也有大的不同之处。希腊目前要做的就是主动创造阿尔巴尼亚文本，使其从一开始就带有强烈的希腊色彩，将阿尔巴尼亚这一概念转换为希腊文化的某种地方变种，彻底堵死其他的可能性。
康斯坦丁微微点头，他明白这套策略的深意：这样一来，未来不仅能将阿尔巴尼亚人转化为说希腊字母文本、认同希腊文化的准希腊人，还能为影响甚至合并北阿尔巴尼亚自治公国奠定基础。
讨论至此，迪米特里突然想起一个关键问题：“无论对哪个民族，总会有死硬的敏组分裂分子，这些人不接受同化，还可能煽动他人，留着就是隐患。国内监狱成本高，还容易让他们成为像征，引发骚动，该如何处理？”
这个问题让众人陷入思考，首相却早有预案：“我们可以制定一套海外流放制度。未来希腊计划在东非创建殖民地，那里环境艰苦，缺乏劳动力。我们可以通过立法，将“煽动民族仇恨、危害国家安全’定为重罪，明确规定可判处‘流放至海外领地服苦役”。在殖民地创建类似古罗马的惩罚营，让这些敏组分裂分子从事修路、开矿等艰苦的工作，既能物理上消除国内隐患，又能为殖民地开发提供强制劳动力，是一石二鸟的办法。”
“可流放的前期准备、殖民地选址都需要资金，现在国库本就紧张。”财政大臣又一次提到资金问题，他拿起财政预算表，语气无奈，“目前国库仅馀400万英镑用于新领土重建，修复灌溉系统与铁路就要花掉300万，剩下的100万要兼顾医疗与行政，再加之针对不同民族的教育、拉拢、
流放准备，资金缺口只会更大。”
康斯坦丁看向财政大臣，语气坚定：“资金问题我已有考虑。一是发行新领土重建债券，面向本土与海外希腊裔募集，海外希腊裔对国家认同感强，应当会支持。另外，没收的奥斯曼旧贵族地产，拿出一部分拍卖，规定希腊裔购买者享受10的价格优惠，同时限制非希腊裔购买面积，既能筹钱，又能改变新领土人口结构。”
会议接近尾声，康斯坦丁站起身，目光扫过桌上的文档与地图，将各方建议集成为最终方案：“军事上，增派一个旅进驻马其顿与色雷斯，重点监控保加利亚边境，同时为塞尔维亚聚居区提供少量军备支持；教育上，在占领区全面推广义务教育，保加利亚聚居区学校强制希腊化，塞尔维亚聚居区保留部分文化包容，阿尔巴尼亚聚居区激活希腊字母教程试点；民族策略上，打压保加利亚、拉拢塞尔维亚、根源同化阿尔巴尼亚，同步推进海外流放制度立法；经济上，贷款、发债、
拍卖地产三管齐下，确保资金到位。各部门一周内制定详细执行计划，三个月后汇报进展。”
“陛下，我还有一个问题，我们到底是罗马人还是希腊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