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俄联军会师后，并未直接向君士坦丁堡进军，而是将目标锁定在色雷斯地区的重镇埃迪尔内。
这座城市位于马里查河沿岸，是奥斯曼在色雷斯的重要军事据点，控制着通往君士坦丁堡的陆路要道，城内驻守着约三千奥斯曼守军，还配备了十馀门火炮，城墙虽不算高大，却经过加固，易守难攻。
进攻命令下达的清晨，薄雾尚未散尽，希腊军的步兵们便在城西的丘陵地带展开阵型，炮兵将火炮架在高处，瞄准城墙的薄弱处；俄军则从城东和城北发起进攻，哥萨克骑兵分散在四周，防止守军突围。“开火！”随着希腊军炮兵指挥官的口令，火炮轰鸣起来，炮弹呼啸着飞向城墙，在城墙上炸开，碎石与尘土飞溅。奥斯曼守军立刻反击，城墙上的火炮朝着联军阵地开火，火枪的枪声也此起彼伏。
希腊士兵依托预先挖掘的战壕，用步枪压制城墙上的守军，为冲锋的同伴提供掩护。
一名年轻的希腊士兵刚探出身子瞄准，就被守军的火枪击中肩部，鲜血瞬间染红了军装，身边的战友立刻将他拉回战壕，简单包扎后抬往后方。俄军的进攻则更加勇猛，士兵们在军官的带领下，举着步枪冲向城墙，有的士兵甚至直接踩着同伴的尸体攀爬城墙，却被守军扔下来的石块和火把逼退，城脚下很快便躺满了尸体。
保加利亚志愿兵在战斗中格外活跃，他们熟悉埃迪尔内的地形，知道城墙西北角有一处隐蔽的排水口。几名志愿兵带着希腊和俄国士兵，沿着马里查河的河岸悄悄绕到西北角，用炸药炸开排水口，从狭窄的信道钻进城内。
城内的守军没想到联军会从这里突破，顿时陷入混乱，城外的联军趁机发起总攻，希腊军从城西攻破城墙，俄军从城东涌入，守军抵抗片刻后便四散奔逃，埃迪尔内很快被联军占领。
此时的俄军，正处于新旧变革的关键时期。
1861年农奴制改革后，农奴获得解放，为军队提供了更具主动性的士兵，不再是过去农奴主提供的“活工具”，但旧的征兵和军事管理体系仍在运行，需要时间重构。
1873年恰好是1874年全面军事义务法实施的前夜，旧的征兵制仍在使用，主要征召前农奴，服役期长达 25年，。
在装备上，俄军主力部队开始换装伯丹步枪，这种美国设计、俄国生产的单发后装线膛枪，射速和精度都远超传统前装枪，但换装速度缓慢，许多二线部队仍在使用克里米亚战争时期的老旧步枪；炮兵方面虽开始引进后装线膛炮，可数量有限，大部分部队还是依赖老旧的前装滑膛炮。
不过旧时代的烙印依然深刻。军官团仍由贵族主导，许多人凭借出身身居高位，而非军事才能，思想保守，战术僵化，普遍信奉“子弹是傻瓜，剌刀才是好汉”的密集冲锋理念。
指挥体系官僚主义严重，圣彼得堡总部的指令传到前线需要漫长时间，后勤系统腐败低效，士兵伙食极差，军饷常被克扣，军服和装备质量低劣。
更严重的是官兵之间的阶级鸿沟，军官视士兵为“灰色牲口”，维持纪律主要依靠鞭刑等残酷体罚，扼杀了士兵的主动性；军队医疗系统近乎空白，战争中的伤亡大多源于疾病、感染和恶劣卫生条件，而非战场直接伤害。
士兵普遍是文盲，难以掌握复杂装备和战术，基层军官素质参差不齐，只有少数精英军官接受过现代军事教育。
拿下埃迪尔内后，联军休整两日，继续向君士坦丁堡推进。
这座城市地理特殊，仅东侧与陆地相连，南侧、西侧和北侧均被海水环绕，分别是马尔马拉海、金角湾和黑海。
联军抵达后，希腊军在东侧陆地搭建营地，与俄军共同形成陆地包围；希腊海军的战舰驶入马尔马拉海，俄国黑海舰队的战舰则封锁黑海与金角湾的入口，彻底切断奥斯曼的海上退路。联军没有发起进攻，只是持续包围，等待城内补给耗尽。
围城的日子里，底层士兵的交互愈发频繁。
白天，希腊士兵和俄国士兵会一起在营地边缘巡逻。
休息时，希腊士兵会教俄国士兵用橄榄和橄榄油制作简单的沙律，俄国士兵则分享腌制的黄瓜和西红柿，虽然语言不通，却能用手势和简单的词汇交流。
有一次，几名希腊士兵和俄国士兵在营地旁的小河边钓鱼，俄国士兵拿出随身携带的伏特加，倒在锡制杯子里，递给希腊士兵。
希腊士兵接过杯子，抿了一口，辛辣的味道让他皱起眉头，俄国士兵见状哈哈大笑。
夕阳西下时，他们竟钓上了几条小鱼，希腊士兵用树枝串起鱼，架在篝火上烤，俄国士兵则在一旁添柴，香味弥漫在营地边缘，吸引了不少士兵过来围观。夜晚的交互更加热闹。
希腊士兵弹起布祖基琴，唱起家乡的民歌，俄国士兵虽然听不懂歌词，却会跟着节奏用手掌打拍子，有的甚至站起来，跳着简单的民间舞蹈。
保加利亚志愿兵也添加进来，他们会用斯拉夫语和希腊语混合着唱歌，虽然发音不标准，却充满热情。
有时，士兵们会围坐在一起，拿出家人的照片分享，用手指着照片上的人，说出“妈妈”“妻子”“孩子”等词汇，眼神里满是思念，这种情感超越了国籍，让彼此更加亲近。
围城持续了数十天，城内的奥斯曼守军渐渐支撑不住，粮食耗尽，士兵们只能靠煮皮革和野菜充饥，有的士兵甚至选择逃离。
第十一天清晨，君士坦丁堡东侧的城门缓缓打开，一名奥斯曼使者骑着马，举着白旗，朝着联军营地驶来。
他在营地前停下，翻身下马，对着迎上来的联军士兵说道：“奥斯曼帝国愿意向希俄联军投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