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得先固本。
不光是要保老朱家的皇权稳当，更要让这刚立起来没多少年大明活下去。
瞅瞅现在的局面：里头有前元的残兵剩将在暗处蹦跶，那些跟着他打天下的功臣老将，手里握着权，一个个尾巴都快翘上天了；
外头有北元在边境盯着，眼睛都快瞪红了；
朝堂上、地方上，各种势力盘根错节，牵一发而动全身。
这时候可不能忙着分封子弟，也不能急着搞什么文治教化，先把根基扎稳了才是正经！
就象一头狮子刚抢下块地盘，得先把周围的威胁都清干净，确保自己站在这儿没人敢动，这才能谈别的。
根基稳了，接下来就得集权。
等活下去的问题差不多解决了，就得用硬法子，把那些可能分走权力、敢跟皇权叫板的力量，全都攥在皇帝一个人手里。
不管是兵权、政权，还是谁能说话算数的权力，半点儿都不能放出去！
朱元璋比谁都明白，这洪武年间，天下刚从战乱里缓过点儿气，人心还没定下来，要是搞什么分权制衡，到最后准得变成各自占山为王，又得乱起来。
想推个正经国策，手里没绝对的权力可不行，他得成为那个说一不二、能定乾坤的人，不然这朝堂就压不住。
权力攥紧了，然后就是清腐。
有了绝对权力打底，就得对这朝廷里的官、那些有爵位的勋贵、地方上的士绅，来一次刮骨疗毒似的大清理。
整顿当官的风气，谁贪钱就办谁，把田亩的帐算清楚，压一压那些仗着势力横行的豪强……凡是已经长出来的腐败，或是可能要冒头的特权，都得毫不留情地铲掉。
他要给这大明搭起一套管用、听话，还容易掌控的统治架子，不然这国家迟早得被蛀空。
最后一步，是拓边。
等大明这架马车，经了内部整顿，重新变得稳当，能调动起力量，国库也有了馀钱，就得把目光重新投向塞北的草原，投向云南那些偏远地方，投向所有以前元朝占着的地盘！
把那些还没归顺的地方，一个个收进大明的版图里，把边境上可能出的乱子，都掐死在苗头里。
他可不想留给子孙后代一堆麻烦。
先固本，再集权，后清腐，终拓边。
他从泥腿子一路打到皇帝，什么复杂局面没见过？
以前总能找出最直接的法子解决，可真坐在龙椅上，亲手推这些事的时候，才知道守个大帝国有多难。
光是这第二步集权，就天天考验他的耐心和手段，尤其是胡惟庸案之后，朝堂上人心惶惶，每一步都得走得小心翼翼。
他想起史书里那些王朝，不少刚创建的时候挺强，可后来要么毁在内斗里，要么败在腐败上，没撑多少年就没了。
他不是没提防过，洪武初年就设了百官，定了制度，重用刘基、李善长这些有本事的人，想弄个能好好转的官僚体系，搭个能传万世的架子。
结果呢？胡惟庸、蓝玉这些他曾经信得过的人，手里有了权，心思就歪了，拉帮结派，甚至敢跟皇权叫板。
他亲手定的规矩，转眼就被底下人钻了空子，这让他怎么能不气？
他也试着约束那些勋贵。把儿子们封成王，想着用规矩和亲情，让那些跟他一起打天下的老兄弟安安稳稳享富贵，别跟朝廷争利。
可结果呢？
不管法令多严，布局多细，面对的是那些跟着他从淮西出来、如今骄横得没边的旧部，是满脑子想让家族利益传一辈子的功勋集团。
警告、训斥，甚至罚过几次，可有些人还是老样子，最后逼得他不得不举起屠刀。
他也不想，可这江山要保，没得选。
是刘基、李善长这些人没本事吗？
不是。
朱元璋心里清楚，这些人论智谋、论才干，都是这洪武年间数得着的人杰。
那为啥问题还是一堆接一堆？
换了别的君主，可能会怪人心本来就坏，怪功臣太骄纵。
可朱元璋经历了胡惟庸案，看了这么多事，早就看清了藏在这些事背后的道理，这就是历朝历代逃不过的循环，连他现在的大明，将来也可能走到这一步。
想到这儿，朱元璋缓缓睁开了眼睛。
车厢外的风还在刮，羊角灯的光晃了晃，将他和他对面朱标的影子投射在车壁上，拉长，扭曲。
朱元璋很清楚，自己现在所努力的，正是要避免重蹈历史上那些王朝的复辙！
而身边的太子，他将来的继承人，是否能理解，又是否能承受这份沉重？
……
太子朱标。
他寄予厚望的继承人，一个在他严苛教导下成长起来、饱读诗书、性情宽厚的储君。
朱元璋的心象一面磨得雪亮的铜镜，能够清淅地照见世人皮囊下的忠奸贤愚，包括自己儿子那未经真正风霜摧折的仁弱。
他看着朱标，脑中却浮现出这些年来对他悉心栽培的场景。
请大儒讲授经史，带他观摩朝会，让他学习处理政务，无非是希望他将能成为一个守成之君，稳住这朱家天下。
舐犊之情，传承之重。
这期盼在任何一个王朝，都意味着几乎不容有失的未来。
所以，朱标的孝顺与努力是真实的。
朱元璋对此毫不怀疑。
但这种真实的孺慕与力求上进，其根基又是什么？
并非因为他能够完全理解自己心中那套，为保朱家江山永固而宁可错杀一千、不容一丝隐患的冷酷法则。
朱标不能，或许永远也不能。
他的仁厚源于一种更理想化的熏陶。
源于他自幼接受的儒家经典教育，源于他相对顺遂的成长环境，源于他未曾亲身经历过的、那种你死我活的残酷斗争。
他是一株幼苗。
一株在朱元璋亲手搭建的温室内，精心培育的幼苗。
而自己不久前对胡惟庸、乃至日后可能对更多功臣的清洗，对于朱标而言，并非让他理解权力本质的“教材”，而是让他这颗仁心感到困惑和痛苦的“现实”。
那手段太酷烈，太决绝，太不留馀地！
它是一种震慑，一种预防。
它让朱标这位温良的太子，更加清淅地认识到，他的父皇，与史书上那些倡导“仁政”的君主截然不同！
朱标选择更加努力地学习，更加谨慎地遵循。
这并非伪装，而是一种调和！
调和着他内心的仁恕理念与眼前严酷现实之间的矛盾。
朱标的孝与贤，是这个按照正统方式培养的储君所能达到的较好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