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年的赣北冬天，寒得象是要把大地冻裂。西北风卷着棱角锋利的雪粒子，疯狂地扑打在国营红旗罐头厂的红砖围墙上，发出“呜呜”的嘶吼，象是谁在绝望中呜咽。职工大会堂那座老旧的铁皮屋顶，早已积了一层薄薄的雪，寒风顺着屋顶的缝隙往里钻，裹挟着墙角煤炉散出的呛人煤烟味，密密麻麻地扑在台下几百名工人的脸上——他们大多穿着洗得发白、打了好几块补丁的旧棉袄，领口和袖口磨得发亮，双手冻得通红，却依旧紧紧攥着怀里的搪瓷缸，目光像被磁石吸住一般，牢牢黏在台上那个身影上。
台上的陈建军，穿着一身蓝色的国营厂工作服。这套衣服他穿了三年，领口早已磨出了毛边，袖口处还缝着一块不太显眼的黑布补丁，那是上个月修机器时被齿轮划破后，妻子李慧连夜补好的。可他依旧穿得一丝不苟，纽扣扣得严丝合缝，仿佛这不是一件旧工作服，而是承载着他八年荣光的铠甲。他的双手紧紧攥着一个牛皮纸信封，指节因为过度用力而泛出青白，信封里的辞职信被攥得皱巴巴的，边角处几乎要被揉烂——那不是一张普通的纸，那是他从24岁到32岁，整整八年的青春，是他对红旗罐头厂所有的牵挂与不舍，也是他破釜沉舟的决心。
台下的空气像凝固了一般，连呼吸声都变得小心翼翼。有人悄悄搓着冻僵的手，有人把搪瓷缸抱在怀里取暖，还有人眼神里满是不安，偷偷打量着身边的工友——谁都知道，这个32岁的副厂长，是红旗罐头厂最后的希望。三年前厂里濒临倒闭，是他带着技术员日夜攻关，修复了几台濒临报废的罐头生产线；两年前山楂滞销，是他跑遍了周边十几个县城，硬生生谈下了几个大订单；去年冬天工人工资发不出来，是他把自己的积蓄拿出来，先给老弱病残的工友垫付了工资……在这些工人心里，陈建军不是高高在上的副厂长，是能和他们一起扛麻袋、修机器的兄弟，是能在他们难的时候伸出援手的亲人，是这座日渐箫条的工厂里，唯一的顶梁柱。
老厂长坐在陈建军旁边，手里的烟袋杆早已凉透，却依旧下意识地在桌沿上磕了三下，烟灰簌簌落在褪色的蓝布桌布上，留下一个个浅浅的灰印。他今年已经58岁了，头发早已花白，脸上的皱纹像被刀刻过一般深刻，此刻喉头滚动了两下，声音象是被砂纸反复打磨过，沙哑得几乎听不清：“各位工友，今天把大家召集到这里，是要宣布一件事——咱们厂的副厂长，陈建军同志，要辞职了，他要离开咱们红旗罐头厂了。”
“轰——”
这句话象一颗惊雷，瞬间在寂静的大会堂里炸开了锅！原本压抑的空气瞬间沸腾起来，搪瓷缸碰撞在一起的脆响、女人压抑的啜泣声、男人愤怒又无助的低吼，还有老人沉重的叹息声，混在一起，震得屋顶的雪粒都簌簌往下掉，落在工人的棉袄上，瞬间融化成一小滩冰凉的水。
“陈副厂长要辞职？这不可能！上个月他还带着我们加班加点，保住了上海的大订单，怎么说走就走？”一个满脸沧桑的老工人猛地站起来，声音里满是难以置信，手里的搪瓷缸“哐当”一声掉在地上，里面剩下的半缸热水洒出来，很快就被冰冷的地面吸走。
“不是不可能，是咱们厂日子太难了！连陈副厂长都留不住了，咱们这些人，以后可怎么活啊！”一个中年女人捂住脸，眼泪从指缝里涌出来，“我家娃明年就要上初中了，学费、书本费全靠厂里的工资，他走了，我们一家人可怎么办？”
“我就知道，守着老路子不行！陈副厂长提的改革方案，说了多少次了，就是没人肯松口，现在好了，把唯一能救厂的人逼得要走了！”
议论声像无数根冰冷的针，密密麻麻地扎在陈建军的心上，让他太阳穴突突直跳，胸口象是被一块巨石压住，喘不过气来。他缓缓抬起头，目光扫过台下一张张熟悉的脸，突然看到角落里的赵小虎红着眼框，猛地站了起来。这个19岁的学徒工，是他去年从乡下招进来的，因为家里穷，早早地就出来打工，平日里沉默寡言，却格外勤快。陈建军看他老实本分，便把他带在身边，教他修机器、调配方，算是他的半个徒弟。
此刻，赵小虎的眼睛红得象兔子，双手紧紧攥着一把扳手，指节因为用力而泛白，身体控制不住地发抖，声音带着哭腔，断断续续地说：“陈副厂长，您别走……您别走好不好？去年我娘得了重病，住院要交五千块钱，我家里实在拿不出来，是您……是您把自己攒的钱拿出来，帮我垫了医药费，您要是走了，以后我们遇到难处了，还能找谁啊……”
话还没说完，赵小虎就再也忍不住，蹲在地上失声痛哭起来。他的哭声象一根导火索，瞬间点燃了所有人的情绪，大会堂里响起一片压抑的哭声，有人用袖子抹着眼泪，有人把头埋在怀里，肩膀不停颤斗。
陈建军深吸一口气，冰冷的空气顺着鼻腔钻进肺里，让他打了一个寒颤，却也让他混沌的大脑清醒了几分。他缓缓抬起手，往下按了按——那只手，曾无数次拧开锈死的机器阀门，曾在暴雨夜里扛着沉重的麻袋，堵住厂房漏水的漏洞，曾在零下几度的寒冬里，泡在冷水里维修冻裂的水管，手上布满了厚厚的老茧和深浅不一的伤疤，此刻却带着一种难以言说的沉重，缓缓举了起来。
喧闹的大会堂，渐渐安静下来。先是哭声停了，接着是议论声小了，最后只剩下窗外呼啸的风声，象是谁在低声诉说着无尽的悲凉。所有人的目光，再次聚焦在陈建军身上，那目光里有不舍，有期盼，有无助，还有一丝不易察觉的怅惘，象一根根无形的线，把他牢牢地捆在这片土地上。
“各位工友，”陈建军的声音沙哑得厉害，象是被寒风刮过一般，却带着一种斩钉截铁的坚定，穿透了呼啸的风声，清淅地传到每个人的耳朵里，“1984年，我从江西农大毕业，背着一个铺盖卷，揣着一张毕业证书，一路辗转来到这里。第一天进厂的时候，老厂长亲自带我去车间，教我怎么修罐头机，怎么看生产图纸。那时候的红旗罐头厂，多红火啊！车间里的机器24小时不停转，山楂罐头、橙子罐头、黄桃罐头，一箱箱地往外面运，远销东北、华北，咱们厂的‘红旗牌’罐头，在全国都是响当当的牌子。那时候，我们穿着印有‘红旗罐头厂’字样的工作服，手里拿着印着‘红旗牌’的搪瓷缸，走到街上，都能引来别人羡慕的目光。”
他顿了顿，目光缓缓扫过台下的每一个人，象是要把这些熟悉的面孔，一个个刻进自己的心里。眼框慢慢发红，泪水在眼框里打转，却被他硬生生憋了回去。“这八年，我从一个什么都不懂的年轻技术员，一步步做到副厂长，吃过厂里食堂的饭菜，住过厂里的集体宿舍，你们的孩子喊我‘陈叔’，你们的父母叫我‘建军’，你们家里有难处，会第一时间来找我；厂里有困难，我们一起扛。我早已把这里当成了自己的家，把你们，当成了自己的亲人。”
“可我没用。”
这句话说得极轻，轻得象是一声叹息，却让整个喧闹的大会堂，瞬间陷入了死寂。连窗外的风声，都仿佛在这一刻停了下来。所有人都屏住了呼吸，目光紧紧地盯着陈建军，脸上写满了震惊和不解。
陈建军从口袋里掏出一叠厚厚的纸，纸张已经有些发黄，边缘处被反复翻看，显得有些破旧。他双手捧着这叠纸，重重地往桌子上一放——“啪”的一声闷响，象是敲在每个人的心上。“这是我熬了三个通宵，写的改革方案。上面写着，要精简冗馀的车间，要淘汰落后的生产线，要根据市场须求，开发低糖罐头、小包装便携罐头这些新产品，要跟个体商户合作，拓宽销路。为了写这个方案，我跑了十几个县城的市场，走访了几十家小卖部，熬夜查资料，改了一遍又一遍，每一个字，都浸着我的汗水，每一个方案，都藏着我想让厂里好起来的心思。”
他的声音陡然拔高，带着压抑了太久的愤怒、不甘和无力，象是一头被困住的猛兽，终于发出了怒吼：“可结果呢？还有人私下议论，说‘陈建军这是急功近利，说不定是想借着改革搞特殊，为自己谋方便’！”
他的声音里充满了绝望和痛苦，“现在，市场经济的浪潮已经冲过来了，全国各地都在搞改革开放，个体户、联营厂、外资企业遍地都是，人家的产品新颖，价格实惠，销路越来越好。”
台下的工人，全都低下了头，有人默默地抹着眼泪，有人肩膀不停颤斗，还有人死死地咬着嘴唇，不让自己哭出声来。他们不是不知道厂里的困境，不是不知道体制的僵化，只是他们不敢想，不敢面对——这座养活了他们三代人的国营厂，这座承载了他们所有希望的工厂，有一天会走到这般绝境，连工资都发不出来，连唯一能救厂的人，都要离开了。
“我辞职，不是逃兵。”陈建军拿起桌上的辞职信，指尖因为用力而泛白，信纸被他攥得变了形。他抬起头，目光坚定地看着台下的每一个人，声音里带着一种破釜沉舟的决绝，“我要去深圳。我托在深圳的同学打听了，那里是经济特区，有无数的企业，有先进的生产技术，有灵活的经营模式，有我们想都不敢想的机会。我要去那里，我要去学人家的技术，学人家的经营理念，学人家怎么在市场经济的浪潮中立足。我要带着真本事回来，要么，把咱们红旗罐头厂盘活，让大家重新有班上，有工资拿；要么，我就带着愿意跟我干的人，闯出一条新的活路！”
“哗——”
这句话象一道光，瞬间刺破了大会堂里的阴霾，照亮了每个人心中的希望。赵小虎猛地从地上站起来，擦干脸上的眼泪，眼睛里闪着坚定的光芒，高高地举起手，声音洪亮地喊道：“陈副厂长，我跟你去！你去哪里，我就去哪里！就算是去深圳吃苦，我也跟着你！”
紧接着，几个年轻的技术员也纷纷站起来，眼里闪着光，异口同声地喊道：“我们也去！我们跟你一起去深圳闯一闯！”
“还有我！陈副厂长，我也跟你去！”
“算我一个！”
一时间，大会堂里响起了此起彼伏的响应声，原本压抑绝望的气氛，瞬间被一种热血沸腾的勇气取代。所有人的目光，都聚焦在陈建军身上，那目光里，不再有怅惘，不再有无助，只剩下满满的信任和期盼。
老厂长突然“啪”地一拍桌子，猛地站起身来。他的动作有些急促，差点撞到桌子，却依旧迈着坚定的步伐，走到陈建军面前。他接过陈建军手里的辞职信，看都没看，就随手放在了桌子上。然后，他缓缓地从怀里，掏出一枚黄铜铸就的厂徽——那是红旗罐头厂第一批生产的厂徽，边缘已经被岁月磨损得有些光滑，却依旧锃亮，上面“红旗罐头厂”五个字，清淅可见。
老厂长的双手有些颤斗，他把这枚厂徽，郑重地放在陈建军的手里，声音哽咽着，却带着一种不容置疑的决绝：“建军，这枚厂徽，我戴了三十年。从进厂的第一天起，它就戴在我的身上，陪着我走过了三十年的风风雨雨，见证了咱们厂的辉煌，也见证了咱们厂的低谷。今天，我把它交给你。”
他紧紧地握住陈建军的手，目光里满是不舍和期盼，“你去闯，放开了胆去闯！要是闯成了，别忘了回来，别忘了咱们红旗罐头厂，别忘了这些跟着你的工友；要是闯败了，也别灰心，厂里的大门，永远为你开着，我们永远等着你回来！”
陈建军双手接过那枚黄铜厂徽，紧紧地攥在手心。黄铜的温度，通过皮肤，一点点传到他的心里，烫得他心口发疼，也烫得他热血沸腾。他对着老厂长，深深地鞠了一躬，腰弯得极低，久久没有直起来。然后，他又缓缓地转过身，对着台下的工友们，深深地鞠了一躬，声音带着哭腔，却字字铿锵，掷地有声：“我陈建军在此立誓，三年内，我必回江西！要么，让红旗罐头厂重新红火起来，让大家都能吃上饱饭，过上好日子；要么，我就带着大家，闯出一条比现在更好的出路！我若食言，此生，永不回江西！”
“好！”
台下的工友们，齐声呐喊起来，声音洪亮，震得屋顶的雪粒纷纷掉落。那一刻，所有的不舍、所有的担忧、所有的无助，都化作了满满的信任和期盼，化作了支撑陈建军前行的力量。
走出大会堂时，雪下得更大了。鹅毛般的大雪，纷纷扬扬地从天空中飘落下来，很快就复盖了地面，复盖了厂房，复盖了整个红旗罐头厂。寒风卷着雪粒子，狠狠地打在陈建军的脸上，像无数根小针扎著，疼得厉害。可他却觉得浑身滚烫，象是有一团火，在他的胸腔里燃烧着，温暖着他的全身，也照亮了他前行的路。
他没有回头，一步一步，坚定地往前走。他怕自己一回头，就会看到工友们期盼的眼神，就会看到老厂长苍老的面孔，就会忍不住留下来——可他知道，他不能留。只有往前走，只有去深圳，只有学到真本事，才能救自己，才能救那些信任他的工友，才能救这座他深爱的工厂。
回到办公室，陈建军开始收拾自己的东西。办公室很简陋，一张老旧的木桌，一把掉漆的椅子，一个铁皮柜子，就是他所有的家当。书桌上，摆着一台老旧的示波器，外壳已经有些生锈，屏幕也有些模糊——这是他用三个月的工资买的，那时候，为了更好地研究机器的性能，他省吃俭用，攒了三个月，才买下了这台示波器。这些年，这台示波器陪着他，解决了一个又一个机器故障，见证了他的成长和奋斗。
抽屉里，放着一摞厚厚的技术笔记，笔记本的封面已经有些发黄，里面的字迹工整而清淅，详细地记录着每一台机器的维修心得，每一种罐头的生产配方，每一次技术革新的尝试。这些笔记，是他八年心血的结晶，是他最珍贵的财富。
窗台上，放着一个玻璃罐，里面装着金黄的腌黄桃——这是他第一次独立研发的新产品，酸甜适中，口感极佳。那时候，他以为这个新产品，能让厂里的销量好起来，能让厂里走出困境。可结果呢？因为“不符合国营厂的常规生产标准”，这个产品最终没能投产，只能被他放在窗台上，当成一种念想。
陈建军小心翼翼地把这些技术笔记和配方，一一放进一个洗得发白的帆布包里。然后，他拿起那枚黄铜厂徽，轻轻地别在自己的工作服领口上——那里，曾无数次别着“先进工作者”“优秀党员”的徽章，此刻，却只别着这枚承载着无数牵挂的厂徽。
最后，他拿起书桌上的那支钢笔——那是1988年，他因为技术革新有功，厂里奖励给他的。笔帽上，刻着“先进工作者”五个字，虽然已经有些磨损，却依旧清淅可见。他轻轻地抚摸着笔帽，象是在抚摸着一段珍贵的回忆。然后，他把钢笔放在桌子上，上面压着一张纸条，纸条上只有四个字：“建国，托付了。”
就在这时，办公室的门被轻轻推开了。陈建国走了进来，他比陈建军大五岁，是厂里的车间主任，也是陈建军最信任的兄弟。此刻，他的眼框通红，眼睛里布满了血丝，显然是刚刚哭过。他手里攥着一个蓝色的布包，快步走到陈建军面前，不由分说地塞进他的怀里。
“这里面是500块钱，是我和几个老工友凑的。”陈建国的声音沙哑，带着浓浓的不舍，“深圳那么远，物价又高，你拿着应急。平日里省着点花，别太委屈自己。”他顿了顿，伸出双手，紧紧地握住陈建军的手，指节因为用力而泛白，仿佛要把自己的力量，传递给陈建军，“你放心，厂里有我在，只要我还有一口气在，就绝不会让工人散了伙，绝不会让红旗罐头厂的牌子倒了。你在外面，要是受了委屈，要是遇到了难处，随时给我写信，随时回来，咱们是兄弟，一辈子的兄弟，有什么事，咱们一起扛！”
“好。”陈建军用力点头，喉咙象是被什么东西堵住了，哽咽着，说不出一句话来。他能感受到陈建国手掌的温度，能感受到兄弟之间的情谊，这份情谊，比山重，比海深，是他前行路上，最坚实的后盾。
回到家时，天色已经完全黑了。窗外的雪，还在下着，鹅毛般的大雪，把整个院子都复盖了，一片洁白。屋子里，一盏昏黄的煤油灯，散发着微弱的光芒，照亮了小小的屋子。
妻子李慧正蹲在地上，小心翼翼地把叠好的衣服，一件件放进帆布包里。她的动作很轻，很慢，象是在做一件无比珍贵的事情。六岁的儿子陈磊，趴在床边，手里紧紧攥着一张画，画纸上，是一个穿着蓝色工作服的男人，个子高高的，脸上带着笑容，旁边歪歪扭扭地写着“爸爸”两个字，还有一颗用红色蜡笔涂成的爱心。
听到开门声，陈磊猛地抬起头，看到是陈建军，眼睛瞬间亮了起来，然后又迅速红了。他从床上跳下来，快步跑到陈建军身边，伸出小小的手，紧紧地抱住他的腿，仰着小脸，睫毛上还挂着晶莹的泪珠，声音带着浓浓的哭腔，委屈地问：“爸爸，你要去很远的地方吗？你是不是不要磊磊了？我不要你走，我要你陪我上学，陪我玩，好不好？”
陈建军的心，象是被刀割一样疼。他连忙蹲下身，把儿子紧紧地抱进怀里，鼻尖轻轻蹭着儿子柔软的头发，感受着儿子身上的温度，泪水再也忍不住，顺着脸颊滑落，滴在儿子的衣服上，晕开一小片湿痕。“磊磊乖，爸爸不是不要你了，爸爸是要去深圳工作，去给你挣好多好多的钱，给你买好吃的，买好玩的，给你买新衣服，好不好？”
他从口袋里掏出那枚黄铜厂徽，轻轻地放在儿子的小手里，温柔地说：“磊磊，这是爸爸厂里的徽章，你替爸爸保管着，好不好？你要好好听话，好好读书，等爸爸回来，就用这个徽章，给你换一个最大最大的罐头，比咱们厂里生产的任何一个罐头都大，好不好？”
陈磊紧紧地攥着那枚黄铜厂徽，黄铜的温度，通过小小的手掌，传到他的心里。他用力点头，小脑袋像拨浪鼓一样，眼泪依旧在掉，却带着一丝期待，哽咽着说：“好，爸爸，我一定好好听话，好好读书，我会帮你保管好徽章的。你一定要早点回来，我会想你的，每天都想你。”
李慧走了过来，轻轻地帮陈建军理了理有些凌乱的衣领，动作温柔得象是在抚摸一件稀世珍宝。她的眼睛红红的，显然是刚刚哭过，却努力挤出一丝笑容，声音温柔却坚定：“我把你那件厚棉袄叠在最上面了，深圳的冬天虽然没有咱们这里冷，但早晚温差大，你要记得多穿点衣服，别冻着了。家里的事，你就别操心了，我会照顾好磊磊，照顾好爸妈，把家里打理得好好的，让你在外面，能安心工作。”
她从怀里掏出一个厚厚的布包，小心翼翼地递给陈建军，“这里面是8000块钱，是我和你攒了五年的积蓄，原本是想给磊磊买学区房的。现在，你拿着，这钱是你的底气，到了深圳，别太委屈自己，别让人家看不起。要是遇到难处了，别硬扛，记得给家里写信，我和磊磊，永远等着你回来。”
陈建军接过布包，布包厚厚的，沉甸甸的，里面不仅装着钱，更装着妻子的牵挂和期盼。指尖传来布料的温度，心里却象被刀割一样疼。他紧紧地抱住妻子和儿子，把他们紧紧地搂在怀里，仿佛要把他们的温度，把他们的牵挂，都刻进自己的骨血里，带到遥远的深圳，成为自己前行的力量。
深夜，绿皮火车缓缓驶出江西站。火车“哐当哐当”地往前开，象是在叩击着时代的大门，也象是在叩击着陈建军的心。他坐在靠窗的位置，怀里紧紧抱着那个洗得发白的帆布包——里面装着他的技术笔记、罐头配方，装着工友们凑的500块钱，装着家里攒的8000块钱，还有那枚承载着无数牵挂的黄铜厂徽。
窗外的夜色浓稠得象化不开的墨，只有远处零星的车灯，象一颗颗微弱的星星，在黑暗中闪铄。寒风从车窗的缝隙里钻进来，带着刺骨的寒意，却吹不灭他胸腔里的那团火。
陈建军缓缓打开帆布包，拿出那本泛黄的市场调研笔记，翻开扉页，上面是他亲手写的一行字，字迹工整而坚定：“市场经济是时代发展的方向，是改变命运的机会。”
火车依旧“哐当哐当”地往前开，朝着南方，朝着那个充满机遇和挑战的经济特区，缓缓驶去。陈建军望着窗外渐渐远去的家乡，望着渐渐远去的城市，眼泪终于忍不住，再次滑落下来。他知道，自己踏上的，不仅仅是南下的火车，更是一条布满荆棘、充满未知的闯路。前方，有未知的风险，有旁人的质疑，有难以想象的困难，有吃不完的苦，受不完的罪。
可他的心里，却燃着一团火，一团永不熄灭的火。这团火，是工友们的信任，是兄弟的情谊，是家人的牵挂，是他对未来的期盼，是他改变命运、拯救工厂的决心。
他抬手，轻轻摸了摸领口的黄铜厂徽，黄铜的温度，依旧滚烫，象是一颗跳动的心脏，温暖着他的全身，也照亮了他前行的路。
1992年的冬天，赣北的雪，还在下着。无数像陈建军一样的人，背着行囊，带着对未来的憧憬，带着破釜沉舟的勇气，带着家人的牵挂，踏上了南下的列车。他们告别了家乡，告别了亲人，告别了熟悉的生活，奔赴那个充满机遇和挑战的南方特区，在市场经济的浪潮中，努力闯出一片属于自己的天地。
而红旗罐头厂的灯光，依旧亮在赣北的寒夜里，象一盏明灯，照亮了回家的路。它静静地等待着，等待着那个承诺“三年内必回”的人，等待着那个能让它重新红火起来的人，也等待着一个属于国营厂的，充满希望的明天。
他摸了摸领口的厂徽，黄铜的温度依旧滚烫。
1992年的冬天，无数像陈建军一样的人，背着行囊，踏上了南下的列车。他们带着对未来的憧憬，带着破釜沉舟的勇气，在市场经济的浪潮中，努力闯出一片属于自己的天地。而红旗罐头厂的灯光，依旧亮在赣北的寒夜里，等着那个承诺“三年内必回”的人，也等着一个属于国营厂的，充满希望的明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