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门海战的硝烟散去，刘香集团的覆灭如同一声惊雷，彻底重塑了南中国海的权力生态。
郑芝龙的龙旗所向，不再是仅仅象征着一支强大的海盗武装或地方军阀，而是代表着一个足以左右区域贸易、影响列强策略的准政权力量。
各方势力不得不收起之前的轻视、观望或试探，重新审视自己的位置，并在这盘由郑芝龙强势入局的新棋局中，小心翼翼地落下自己的棋子。
第一子：澳门的臣服与求生
在澳门，恐惧迅速压倒了其他一切情绪。刘香的下场近在眼前，郑芝龙通过金门之战清晰地传递了一个信息：顺我者，未必昌；逆我者，必亡。安东尼奥总督和议事会再无任何犹豫或幻想。生存下去，不惜一切代价生存下去，成为了唯一共识。
之前派往安海的求援使者带回了郑芝龙方面的回应。回应并非直接的拒绝，而是一份清单——一份列明了澳门若想获得“正常”物资供应所必须满足的条件的清单。条件之苛刻，远超以往任何一次的“贸易规则”或“保护费”。
清单主要包括：
1大幅提高“报水”金额：所有经澳门进出口的货物，需向郑氏集团缴纳的税费（保护费）提高五成。
2贸易优先权：郑氏集团拥有对澳门所有出口商品（生丝、瓷器、茶叶等）的优先购买权，且价格需按其定下的“优惠”价结算。
3限制与第三方交易：严格限制澳门与任何未经郑氏许可的其他中国海商（尤其是可能存在的郑氏竞争对手残余）进行贸易，尤其禁止向任何可能威胁郑氏的力量提供物资（暗指荷兰人）。
4技术与人材要求：要求澳门派遣精通火炮铸造、舰船维修的工匠前往郑氏控制的船厂和炮厂“协助指导”一段时间。
5情报共享：澳门有义务向郑氏提供其所知的关于荷兰、西班牙、英国等其他西洋势力在远东活动的重要情报。
这几乎是一份城下之盟。接受它，意味着澳门的经济命脉将被郑芝龙牢牢掐住，利润大幅缩水，自主性丧失殆尽，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沦为郑氏集团的技术和情报来源地。
然而，安东尼奥没有选择。仓库即将见底，市场的恐慌已达顶点，广东官府的态度暧昧不明（实则默许郑芝龙的行为）。经过又一次痛苦的表决，议事会最终接受了这份屈辱的协议。
签署协议的那一刻，安东尼奥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无力感。百年来，澳门依靠地理优势、灵活外交和对明朝官府的巧妙周旋得以存续壮大，如今却不得不向一个本土的海上强权低头。他派出专人，押送着第一批加征的“报水”银和精心挑选的几名（并非最核心的）工匠，前往福建，以示“诚意”。
与此同时，他也秘密加强了对澳门自身防御工事的检查和完善。向郑芝龙屈服是权宜之计，但绝不能将自身的安危完全寄托于他人的仁慈之上。他与西班牙马尼拉方面的秘密通信也变得更为频繁，尽管得到的回应多是敷衍和拖延，但他仍需抓住任何一丝可能的对外联系。
第二子：荷兰的挫败与转变
热兰遮城内，气氛压抑。金门之战的失败，特别是刘香势力的彻底瓦解，对荷兰东印度公司（voc）的远东战略是一次沉重打击。迪门不得不面对议会成员的质疑和来自巴达维亚总部的诘问。
“我们必须承认，通过扶植代理人对付郑芝龙的策略，至少在目前已经失败。”在议会上坦言，尽管这让他脸上无光，“郑芝龙的力量和手段，超出了我们之前的预估。与他进行正面军事对抗，代价高昂且胜算难料。”
失败的苦果迫使voc进行深刻的战略反思。武力威慑和代理人战争的成本效益比太差了。迪门之前提出的“与郑芝龙建立新型合作关系”的构想，尽管这意味着要放下身段，接受一个他们曾视为“野蛮海盗”的地方势力的苛刻条件。
然而，今时不同往日。取得金门大胜的郑芝龙，底气更足，要价也更高。他对诺伊兹带来的新条件反应冷淡。
“范总督现在想好好做生意了？”郑芝龙接见诺伊兹时，语气带着一丝戏谑，“可以。生丝有的是，瓷器也多的是。但价钱，得按现在的市价来——是我定的市价。许可费？可以谈，但要看你们的诚意有多大。护航？我的舰队很忙，价钱低了可不行。”
他甚至反过来提出了要求：“听说你们荷兰人的望远镜做得不错，海图画得也精细。还有，你们最新式的加农炮，据说射程很远？不妨拿些样品来瞧瞧。咱们既然是‘合作’，总得有点诚意，互通有无嘛。”
谈判再次陷入僵局，但性质已悄然改变。从前是voc试图威逼利诱郑芝龙就范，现在则更像是两个相对平等的势力在讨价还价，而郑芝龙显然握着更多的筹码。voc不得不开始认真考虑，是否要拿出一些真正的技术干货，来换取贸易上的实质进展。
第三子：郑芝龙的纵横捭阖
处于风暴眼的郑芝龙，则从容地驾驭着这股由他亲手掀起的巨浪。他并没有因为胜利而盲目自大，四处树敌。相反，他展现出了一种老练的政治家手腕。
对澳门，他极限施压，迫使其臣服，最大限度地榨取经济利益和技术养分，但却没有将其逼至绝境，保留了澳门作为西洋贸易窗口的功能，因为这对他同样有利。
对荷兰人，他一方面展示肌肉，抬高要价，另一方面也留着谈判的余地，因为他深知荷兰人控制着南洋航线，是重要的贸易伙伴和先进技术的来源之一。他的目的是驯服和利用，而非彻底消灭。
他甚至将目光投向了更远的地方。他通过往来商船，密切关注着马尼拉的西班牙人和刚刚在虎门碰了一鼻子灰的英国人的动向。他派出使者，尝试与英国东印度公司建立初步联系，释放出“可以做生意”的信号，巧妙地在大国之间制造竞争，为自己争取更有利的地位。
同时，他丝毫没有放松对内的发展。利用从澳门和与荷兰贸易中获得财富，他大力扩充舰队，仿制和改进西式火炮，招募和训练水手。他鼓励农业生产，稳定后方基地。他还进一步深化与明朝官府的关系，通过捐输军饷、协助剿匪（清理小股海盗）等方式，巩固自己“官方身份”的合法性，换取朝廷对其海上活动的默许甚至支持。
郑芝龙深知，他所拥有的一切，根基在于强大的武力。只有保持军事上的绝对优势，才能保证他在三方（乃至多方）博弈中始终处于主导地位，才能让各方势力无论是想合作还是想对抗，都必须首先看他的脸色。
这场以郑芝龙为核心的三方博弈，其影响远远超出了当事各方的范围。
在明朝中央，关于郑芝龙的争论从未停止。一部分官员视其为心腹大患，认为其“尾大不掉”，拥兵自重，垄断海利，迟早成为朝廷大患。另一部分则视其为“海上长城”，认为唯有借助其实力，才能靖海氛，御外侮，甚至还能补充朝廷财政。崇祯皇帝本人则对此犹豫不决，朝廷对海洋事务的漠视和无能，使得他们只能被动地接受郑芝龙坐大的现实。
在广东民间，海禁政策在郑芝龙实际控制的区域形同虚设，沿海贸易呈现出一种畸形的繁荣。百姓们既受益于贸易带来的工作机会和商品流通，也承受着郑氏集团“报水”带来的成本转嫁和潜在的战乱风险。
而在遥远的欧洲，关于远东出现一个强大本地海上力量的报告，也开始陆续摆在各国东印度公司董事和国王的案头，引发了不同程度的关注、好奇和忧虑。世界的格局，正在因为东方一场局部海战的结果而发生着微妙而深远的变化。
金门海战后的南海，进入了一个相对稳定但又高度紧张的微妙时期。旧的平衡已被打破，新的秩序正在由郑芝龙以武力为笔、以利益为墨，强势地勾勒之中。澳门、荷兰、以及其他所有想要在这片财富之海分一杯羹的势力，都不得不在这盘由闽海枭雄主导的复杂棋局中，小心翼翼地计算着每一步，挣扎求存，等待时机。博弈，远未结束，只是进入了更深层次、更考验智慧和耐心的新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