暴雨持续倾泻，运河水位告急的文书如雪片般飞入州刺史府。
赵启明站在廊下，望着庭中汇流的雨水。他清晰地感觉到，脚下这艘名为“淮南”的大船，正在风浪中剧烈摇晃。谢道临现在所做的，可能才是正确的
长史在一旁问询：“使君，谢道临己数次行文，请求调拨州仓存粮、药材，并请州兵协防堤坝。信中言语，近乎恳求，姿态放得极低我们是否按章程，稍作”
“不必了。”赵启明打断了他，“即刻按他所需，八成拨付。令州兵都尉听其调遣，协助谢道临防洪。”
长史一怔，有些难以置信。这等于是在事实上承认了谢道临在江都抗洪事务上的主导权，与之前步步紧逼的制衡策略背道而驰。
赵启明转过身，仿佛看穿了幕僚的疑惑：“你以为本官愿意看他坐大？但此刻堤坝之后，是万顷良田，是千万黎庶，是维系我大唐东南的赋税根基！堤坝若溃，洪水滔天，淹的是田，乱的是民，动摇的是国本！届时，你我，还有他谢道临，有一个算一个，都是朝廷的罪人，陛下的弃子！”
他深吸一口气：“秩序，优于混乱。此刻若再执着于权柄细务，因小失大，才是真正的满盘皆输。谢道临能看清这一点，放下身段求援，本官若再看不清，便是痴愚。”
这一刻，赵启明代表的皇权，与谢道临所代表的世家利益，在滔天洪水的威胁下，达成了一个冷酷而现实的共识：必须优先维持住“淮南”这个棋盘不被掀翻。
只有棋盘还在，上面的棋子才有继续博弈的价值。此时的合作，并非出于“天下为公”的高尚，而是基于对共同覆灭风险的清醒认知。这是一种被形势所迫的“天下为公”，是统治阶层维护整体秩序的本能。
命令迅速下达。州府的粮秣、药材开始运往江都，一队队州兵冒着大雨开赴险要堤段。当谢道临在河堤上，看到打着州刺史府旗号的物资和军队如期而至时，脸上并无得意，只是神情终于放松了些。
他转向身旁的县尉，平静道：“告诉下面的人，州府援手己至，全力救灾，不得有误。凡有推诿懈怠者，无论来自县衙还是州府，皆依军法论处。”
这不是他个人在权力场的胜利，而是整个救灾体系的一部分。他需要赵启明来稳住大局，赵启明也需要他的执行能力来避免最坏的结果。这是一种基于共同利害的、暂时的权力让渡与合作。
堤坝上，来自江都县的民夫和州府的兵卒混编在一起，扛着沙包，打着木桩。谢道临的指令通过县衙属吏下达，州兵都尉则确保其部属执行，但在最危险的缺口处，双方的人手己然不分彼此，只为堵住那咆哮的浊流。
赵启明在刺史府中，不断接收着来自前方的消息。当他得知几处最危险的险情在谢道临的指挥和州兵的支援下得以控制时，紧绷的心弦才稍稍放松。
他提笔向长安写奏报，详细陈述淮南雨灾及应对措施，其中既提到了刺史府的统筹调度，也客观描述了江都县令谢道临“亲临一线，督防得力”。
他必须如此。此时贬低谢道临，就是贬低整个淮南官府的救灾努力，就是打他自己的脸。维护秩序的功绩，需要所有人共同分享，哪怕其中包含着他需要制衡的对手。
洪水依旧汹涌，但一种奇异的、建立在冰冷现实基础上的协作，己然在淮南形成。
皇权与世家，这两股永恒博弈的力量，在“天下”这艘大船面临倾覆之危时，不得不暂时共同掌舵。至于洪水平息之后，舵盘又将如何争夺，那是后话。此刻，唯有先渡过眼前的风浪。
积蓄了数月的梅雨，在短短几日里毫无保留地倾泻殆尽。当最后一片乌云散尽，久违的湛蓝重新笼罩扬州城时，整片土地都仿佛经历了一场漫长的窒息，终于得以喘息。
梅娘子，来得凶猛，去得倒也干脆，只留下遍地狼藉。
运河水位开始缓慢回落，但河水依旧丰沛，裹挟着大量的泥沙、断木和杂物，向东流淌。
两岸的堤坝上，到处是抢险时留下的沙包、木桩。低洼处的村落，积水尚未完全退去，露出水面的屋脊和树冠上挂满了杂草和淤泥，在阳光下散发着潮湿的腥气。
江都县衙内，谢道临正听取各曹胥吏的汇报。
“禀明府，城内积水己基本排出，正在清理街巷淤泥。城外三处浸水村落，仰赖明府未雨绸缪，百姓己安置在城内寺庙及富户腾出的空屋，无人冻饿致死，但有数人因涉水染了风寒，己延医诊治。”
“盐场方面，外围低洼处损失己清点完毕，核心产区无恙，但恢复生产尚需时日，需先清理淤积，修复设施。”
“漕司传来消息，河道淤塞严重，大量漕船需检修，全线通航至少还需半月”
一桩桩，一件件，都是水退之后必须面对的烂摊子。
谢道临仔细听着，不时补充：“安置灾民的米粮，由县仓继续支应，缺的先去找城中富户借粮，登记造册。待州府协调的粮秣到位，再行归补。盐场恢复优先保障工匠口粮，尽快清理。督促漕司，加快疏浚，盐铁积压物资需第一时间报备，争取优先起运。”
将有限的资源用在刀刃上，既顾及民生稳定，也着手恢复生产。这一切，不再仅仅是为了个人政绩或家族利益，更是为了尽快让江都、让淮南道这台庞大的机器重新有序运转起来。秩序，是所有人的需要。
与此同时，刺史府内，赵启明也面临着类似的局面，只是视角更高。
他看着各州县报来的初步灾情汇总，农田淹没、房屋损毁、漕运中断、盐场受损这一场迟来的梅雨，造成的损失远超预期。天威难测，此言不虚。
“使君，江都县报来的灾情文书及请求支援的清单。”长史将一份厚厚的文书呈上。
赵启明接过，快速浏览。文书依旧是谢道临的风格，数据详实，请求明确，将困难摆在明处。
若是往常，他少不得要斟酌再三，甚至刻意拖延，以彰显控制权。但此刻，他只是略一沉吟，便提笔批阅：“准其所请七成，着户曹速办。令其妥善安置流民，严防瘟疫，并限期呈报盐场恢复及漕运疏通进展。”
他批得爽快，因为耽搁不起。朝廷需要淮南尽快恢复元气，需要漕运重新畅通，需要盐铁之利续上。
他作为刺史，若因掣肘下属而导致灾后恢复迟缓，这个责任他担不起。在共同的秩序需求面前，他必须支持谢道临，至少是支持谢道临去做那些稳定局面、恢复生产的事情。
当然，这种支持并非毫无保留。他也在文书中埋下了钉子：“着江都县将灾民安置、钱粮发放明细，及各方捐输使用账目，按期报州府核查。”监督的权力，他不能放手。
放下笔，赵启明走到窗前。他与谢道临之间的那根线，在这场暴雨中被拉紧，却又在雨停之后，维持着一种新的、更复杂的张力。合作是暂时的，是基于更大利益的妥协；但制衡是永恒的，是刻在权力结构中的基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