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启明看着窗外依旧肆虐的暴雨，心思电转。
谢道临此刻必定在一线全力组织抗洪，这既是危机，也未尝不是机会。若能借此机会，“接管”部分关键区域的防洪事宜，便可顺势将触角更深地插入江都实务。
他铺开纸张，准备行文。这一次，他要让谢道临明白，在这天威面前，个人的努力，终究需要纳入官府的统筹框架之内。
然而，他的笔尚未落下，一份来自江都县的急报己先一步送达。文中详细禀报了各处水情、堤坝状况、己采取的措施、所需支援，以及盐场初步受损的估算。
谢道临根本没有给他“指导”的机会，反而将难题和责任，明明白白地分了一份过来。
赵启明捏着那份还带着湿气的急报，第一次清晰地感觉到，这场雨，打乱的或许不只是农田和漕运，更可能是他精心布置的棋局。那谢道临，似乎总能更快地找到借力站稳的支点。
而随后的几日，赵启明很快察觉到了不对。
面对汹汹水患，谢道临反应快得惊人，只是没有他预想中的争权夺利。谢道临展现出了一种近乎纯粹的、专注于救灾安民的姿态。更让他意外的是，谢道临开始了主动的、甚至有些刻意的示弱。
江都县送往州府的文书不再是寸土必争的博弈，而是言辞恳切地陈述困难，请求支援。
“卑职才疏学浅，骤逢此等天灾，虽竭力组织民夫加固堤防，然人力时有不足，物料亦见短缺。百姓流离，亟待安置、钱粮、医药，俱是燃眉之急。伏乞使君速拨州仓存粮、药材，并协调州兵协助转移灾民、堵筑决口。盐场损失，前文己述，皆因天威难测，非人力可挽，亦望使君明察。”
通篇文书，谢道临只强调一个“力有未逮”，将所有诉求都包装在“为了黎民”、“为了大局”的旗帜下，姿态放得极低，将决策和支援的压力，完完全全推到了赵启明这个刺史面前。
谢道临本人更是几乎驻扎在抗洪一线，亲自指挥疏散百姓，调度物资。
盐铁衙门在这种暴雨之下己经无关紧要，“江都县令”的职责才是最终的，他与胥吏、民夫同吃同劳，以至于民间开始流传“谢青天”雨夜背老翁出险地的故事。
这一手，打得赵启明有些措手不及。
他原本准备借着救灾之名，进一步收紧控制，压缩谢道临的权力空间。可如今，对方不仅放弃了争抢主导权，反而将主导权和与之对应的全部责任，双手奉上。
谢道临越是示弱，越是强调困难，他赵启明身为上官，就越必须有所作为，越必须确保救灾得力。否则，一旦灾情失控，酿成大祸，第一个被朝廷问责的，就是他这个淮南刺史。
谢道临将自己与江都百姓捆绑在一起，将“民生”作为最坚硬的盾牌，逼得赵启明不得不调动资源去支援他，去帮他稳定局面。
在这个过程中，谢道临赢得了民心和实践中的指挥权，而赵启明得到的，是名义上的统筹权和不容有失的责任。
“好一个以退为进！”赵启明在签押房里，将又一份江都县请求拨付物资的文书轻轻放在桌上，语气复杂。
他发现自己陷入了一个尴尬的境地：他必须支持谢道临救灾，甚至要盼着谢道临能把灾情控制住，因为这首接关系到他自己的官声和前程。
他在长安会的那些制衡的手段，在滔天洪水和嗷嗷待哺的灾民面前，显得如此苍白无力，甚至不合时宜。
他不能再卡着物资，不能再在程序上过多刁难，反而要催促州府各部门，尽快满足江都县“合理”的需求。他甚至不得不行文褒奖谢道临“勤勉任事，心系黎元”，以彰显州府对救灾的重视和对能干下属的肯定。
这种被迫的“合作”，让赵启明感到一阵憋闷。他感觉自己仿佛一拳打在了棉花上，不，是打在了一面写着“民生大义”的坚壁上，反震得自己手臂发麻。
谢道临则在一片颂扬和“依赖”州府的姿态中，将县衙的权威和执行力深入到每一个被救援的村落，将那些原本可能被州府“协调”走的富户捐输，高效地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救灾力量，进一步赢得了地方士绅的认可。
民心、士心，皆在洪水退去的过程中，悄然向他汇聚。
赵启明站在刺史府的高楼上，望着窗外虽然渐小却依旧连绵的雨丝。
这场雨，谢道临或许损失了一些盐场的短期利益，但在更长远的人心和政治较量中，他借助天灾，完成了一次漂亮的转身和加固。
自己手中的镣铐，似乎在这一片汪洋和水患的哭喊声中，被对方巧妙地挣脱了大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