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看似“恰好”的职位流转背后，正是谢道临在李景元降阶诏书尚未下达之前便己落子的棋局。
当卢静姝那晚步履急促地将御史台弹劾消息送入书斋时，谢道临便己洞悉棋至中盘——天子的惩戒必至，而惩戒后的“再议”新职，正是这位多疑帝王预设的观察哨。
他明白，从谥号的争论开始，李景元想要的，不是单纯的“罚”，而是借着谢桓故去的契机，看清围绕谢家这张网，到底还有哪些蛛网相连的节点。
这些节点的强度和密集程度，便是谢家残存政治影响力的具象图谱。
而这，恰恰是谢道临绝不能让天子看清的。
政治斗争拖得越久，在皇帝持续的注视下，那些与谢家关联深厚的政治盟友、利益同谋、甚至受过谢桓提携的门生故吏，便越可能或主动或被迫地在这张图谱上留下痕迹。
这些人脉和关系，是如今谢家立身的根底，更是父亲谢明远守制之后得以复起的基石。谢相不想让旁支分食，谢道临同样不想让天子看透。
若图穷匕见，被天子将这张网看得一清二楚，三年时间，李景元只需精确剪裁，谢家便难有东山再起之力。
这是两个“千层饼”之间的知己知彼。
因此，谢道临选择了最简洁高效的一步：以退为进，速战速决。
所以由卢静姝将谢道临基于“明哲保身”思路的选择，不动声色地透过其娘家的路径，再由卢家传递给了能够首接影响吏部决议的关键力量（如王家、崔家等有姻亲的门阀）。
这一步的核心诉求极其明确，让“再议”这个过程，最快地以最符合“规则”，在最短时间内，“合理”地将他安置到选定的地点（扬州江都）。
过程中，既不需要盟友公开力挺显得结党，也不需要清流派与皇权派为此激烈争吵暴露立场分化。
要的是平静无波，要的是让天子期待的“门阀间具体行动”和“盟友分布”，在无声的默契操作下成为一片无法观测的空白。
扬州江都县，正是这个策略的完美落脚点。它满足了“被贬离开长安”的表面文章，符合品级符合“降阶三等”的惩罚尺度，无人能指摘吏部循章办事不力。
同时，它又是帝国的财赋重地、商贸繁荣、信息通达。身处此地，虽远离了长安的朝堂中枢，却绝非被边缘化。
它是一块绝佳的“退守之地”，地方上的芝麻小官，不需要家族协力。既能保家族基本盘元气不失，能保自身不远离帝国运作的脉络，是一处可进可退的屏障，亦是安心“守制”、“待时”的良港。
当吏部官员陈述扬州江都县丞的“恰合与空缺”，当整个朝堂默契地保持着那片出人意料的沉寂时，甘露殿御座上的李景元或许会感到一丝错愕与无法看清的阴霾。
但对谢道临而言，这正是他想要的结果——他用一种近乎完美的“规则内运作”，将一场本应是帝王洞察门阀底牌的机会，悄然化为了无波之水。
天子想看的门阀动向和盟友清单，最终只看到了一片无可追索的、名为“规则”的帷幕。谢家的网，在必要的时刻，选择了完美的静默与收缩。
父亲谢明远未来的复起之路，暂时避开了天子探竿的凝视。而他谢道临，则在表面被“贬谪”的尘埃落定中，为自己、也为谢家，赢得了一段宝贵的韬晦之机。
制书很快抵达谢府，那份决定了谢道临最终去处的诏书，措辞带着不容置疑的急切：
“敕：前弘文馆学士谢道临即行夺情起复，克日赴任扬州江都县丞毋得稽延。制可。景和十年三月六日。”
“夺情”二字，是为守制期间，为应国事之急而中止丧仪，名为“夺情”。
天子在降阶贬职之后，补上了这一道催促出发的旨意，便是以一种近乎驱赶的姿态，责令他尽快离开长安。
然而，在强硬的调令，终究也有一道缝隙。这缝隙，便是人情余裕。
诏书既下，谢府并未显出丝毫慌乱。
仆役们手脚麻利却无声地穿梭于库房与厢房之间，将必要的衣物、书籍、文房用具分门别类装入箱笼。动作迅捷，却不显仓促，每一件物品的摆放都透着门阀仆役训练有素的章法。
车马房内，坚固的牛车早己备好，健马被仔细检查蹄铁、鞍辔。驭手沉默地擦拭着车辕，确保长途跋涉的器具万无一失。
这不是仓促拼凑的远行，而是门阀子弟即便被贬外放，也需维持的体面行装。
账房先生伏案疾书，核算着需携带的资财、沿途可能打点的费用，以及抵达扬州后的安顿之资。每一笔账目都需清晰，既要足够支撑，又不能显得过于豪奢引人侧目。
这些事务，桩桩件件，皆非一蹴而就。整理行装、备齐车马、盘算资费、制备沿途所需的关防文书驿传凭证这些流程本身，就天然需要时间。
天子李景元下此急令，意在彰显皇权威严，表达不容拖延的催促姿态。
但即便是帝王，也无法完全抹杀这必要的准备期。毕竟你不能真让朝堂官员一人一马，首接上路，所以，宽裕几日的光景，便是双方都心照不宣、不会点破的缓冲地带。
只要“不过火”。
若是真敢拖延月余，便是公然抗旨。但若只是三、五日的光景，将这一切准备得妥妥帖帖，体面地离京，则无人会真正以此苛责。
这便是传承千年的市井智慧，“人情世故”与“事理可行”的潜规则。在划定的边界内，为自己争取到最大限度的回旋余地。
此时谢道临心中所系的，当然不是车马行装的安排，而是这离开长安之前，必须借这最后的喘息之隙做完最后两件要紧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