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命六年（1396年）春，陈砚在推行 “均田制” 稳定农业的同时，深知商业对国家经济的重要性。
彼时，大楚刚一统中原，战乱导致商业凋敝，不少商人趁机囤积居奇、偷税漏税，既损害百姓利益，又使国家财政收入受损。
此前，前明对商业征税宽松，且多由地方豪强把控，税银大量流失。
陈砚在与姚广孝、户部尚书等大臣反复商议后，决定以 “轻农重商非长久之计，农商均衡方得国泰” 为理念，推行商税与增值税改革，填补财政缺口，同时规范商业秩序。
一、商税改革：分级征税，兼顾公平与效率
陈砚首先对商税进行重新界定，将其分为 “行商税” 与 “坐商税” 两大类，避免重复征税，同时根据不同行业、不同规模的商户制定差异化税率。
行商税：针对流动经商的商贩，如走街串巷的货郎、跨省运输货物的商队。
规定行商需在出发地官府领取 “商引”。
对于走私盐、铁、茶叶等官府管控商品的商贩，一旦查获，除没收货物外，还需缴纳货物价值 10 倍的罚款，情节严重者流放边疆。
坐商税：针对固定商铺、酒楼、客栈等坐商。官府先对商铺进行等级划分，根据店铺规模、地理位置、盈利情况分为上、中、下三级。
上等商铺（如江南繁华地段的绸缎庄、珠宝行）税率为 5；
中等商铺（如县城里的杂货铺、酒楼）税率为 3；
下等商铺（如乡镇的小摊贩、小食铺）税率为 1，且月营业额低于 5 两白银的商铺可免征商税，减轻小商户负担。
同时，要求所有坐商在店铺门口悬挂 “税牌”，注明税率、每月应缴税额及缴税日期，接受百姓监督，若有商户私自涂改税牌、偷税漏税，百姓可向官府举报，举报者可获得商户偷逃税款的 20 作为奖励。
二、增值税改革：环环抵扣，堵住偷税漏洞
为解决前明商业中 “重复征税” 的弊端，陈砚创新性地引入 “增值税” 概念，规定对商品生产、流通环节中的增值部分征税，而非对商品总价重复征税。
这一举措不仅减轻了商户负担，还能通过发票管理堵住偷税漏洞，使税银征收更加透明。
征收范围与税率：增值税覆盖纺织、瓷器、铁器、茶叶、丝绸等主要手工业与商业领域，基本税率定为 2。
例如，瓷器作坊将价值 100 两白银的白瓷卖给瓷器商，作坊需缴纳 2 两增值税；
瓷器商将白瓷加工成彩绘瓷，以 200 两白银卖给零售商，需按增值部分（100 两）缴纳 2 两增值税；
零售商以 250 两白银卖给消费者，按增值部分（50 两）缴纳 1 两增值税。
这样一来，每个环节仅对增值部分征税，避免了前明时期 “作坊缴一次税、商贩缴一次税、零售商再缴一次税” 的重复负担。
发票管理与抵扣机制：陈砚下令由户部统一印制 “大楚增值税发票”，分为 “进项发票” 与 “销项发票”。
商户在采购货物时，需向供货商索要进项发票，作为抵扣税款的依据；
在销售货物时，需向买家开具销项发票，注明货物名称、数量、金额及己缴税额。
每月月底，商户需携带进项发票与销项发票到官府报税，按 “销项税额 - 进项税额” 的差额缴纳增值税，若进项税额大于销项税额，差额可结转至下月抵扣。
为防止伪造发票，发票上不仅有户部印章，还设有独特的水印与编号，每一张发票的使用情况都需在官府备案，一旦发现伪造发票，商户与造假者均按 “通敌叛国” 罪论处，严惩不贷。
三、江南地区的差异化调整：因地制宜，平衡各方利益
江南地区是大楚商业最发达的区域，绸缎、丝绸、茶叶、瓷器等商品远销全国各地，且多由士绅富商掌控。
此前，江南士绅凭借特权，不仅商业经营免税，还勾结地方官员偷税漏税，导致国家税银大量流失。
陈砚在江南推行商税与增值税改革时，特别强调 “士绅一体纳粮” 的延伸原则 ——“士绅经商一体纳税”，打破特权阶层的税收豁免权。
针对士绅商户的严格管控：规定江南地区的士绅若经营商业，需单独向官府报备，不得借助家族势力隐瞒营业额。
例如，苏州士绅沈家经营的绸缎庄，此前凭借与地方官员的关系，每年仅象征性缴纳少量税银。
改革后，官府派人对沈家绸缎庄的账目进行清查，发现其每年营业额高达 5000 两白银，按上等商铺 5 的税率，需补缴此前三年的商税 750 两白银，同时按增值税规定，补缴增值部分税款 120 两。
陈砚还下令，江南各州府设立 “商税监察御史”，由中央首接任命，专门监督士绅商户的纳税情况，若发现监察御史与士绅勾结，一并严惩。
增加奢侈品商税，调节贫富差距：江南地区的奢侈品消费盛行，如珠宝、玉器、高档丝绸等，多为士绅富商购买。
陈砚下令对奢侈品征收 “附加商税”，在原有商税与增值税基础上，额外征收 10 的奢侈品税。
例如，一件价值 100 两白银的翡翠玉佩，除缴纳 5 两商税、2 两增值税外，还需缴纳 10 两奢侈品税，总税额达 17 两。
这一举措既增加了国家财政收入，又通过税收杠杆调节贫富差距，避免财富过度集中在少数人手中。
西、政策推行后的成效与影响
陈砚的商税与增值税改革推行半年后，成效显著。
据户部统计，天命六年上半年，全国商业税银收入达 80 万两白银，较改革前增长 60，其中江南地区贡献了 45 万两，占比超过一半。
增值税的推行，使商户偷税漏税现象大幅减少，税银征收透明度显著提高，同时也促进了商业流通 。
由于重复征税问题得到解决，商户经营成本降低，江南的绸缎、瓷器等商品得以以更低的价格运往北方，既丰富了北方百姓的生活，又扩大了江南商户的市场，形成 “农商互补、南北互通” 的良好局面。
在百姓层面，商税改革后，商户囤积居奇的现象得到遏制，粮食、布匹等民生商品价格稳定，百姓生活成本降低。
而 “月营业额低于 5 两白银免征商税” 的政策，也让乡镇小商户得以喘息，不少因战乱停业的小摊贩重新开张，带动了就业。
江南百姓对 “士绅一体纳税” 的举措更是拍手称快，此前被士绅商户欺压、剥削的普通百姓，终于看到特权阶层受到约束，对陈砚的认同感进一步加深。
当然，改革也遭遇了部分士绅富商的抵制。
江南有少数士绅联合起来，故意关闭商铺、停止经商，试图以 “商业罢市” 逼迫陈砚废除商税改革。
陈砚得知后，一方面派钦差大臣前往江南安抚百姓，承诺官府将调配粮食、布匹等物资，确保民生供应不受影响；
另一方面，下令严查罢市士绅的偷税漏税行为，对情节严重者没收部分家产，充作军饷。
最终，在官府的强硬态度与百姓的支持下，士绅罢市风波很快平息，商税改革得以顺利推进。
陈砚的商税与增值税改革，不仅为大楚积累了充足的财政资金，支撑边境防御与民生工程建设，更重要的是，它打破了前明以来 “重农抑商” 与 “士绅特权” 的桎梏，建立起 “农商均衡、税赋公平” 的经济体系，为大楚 “天命盛世” 的到来奠定了坚实的经济基础。
正如户部尚书在奏折中所言：“商税改革，既充国库，又安民心；既规商道，又促流通，实乃我大楚长治久安之良策也！”
同时，他还在各地设立 “义仓”，储存粮食，以备灾年救济百姓。
在吏治方面，陈砚下令整顿官场风气，严惩贪官污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