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我出发得不早。住的旅馆在淄博老城区一条不算宽的街上，早晨七点多，街上已经有人摆起了早餐摊。蒸汽从蒸屉里往外冒，白得像雾，混在空气里。卖豆腐脑的老人边擦桌子边和熟客说话，声音不高，却带着一种从容。
我没有吃早餐，背上包直接出了城。
车子往南，路越走越平，一段段新修的路面在阳光下泛着亮光，偶尔有路段路肩还堆着碎石，路边的护栏是新换的，颜色还没被风雨褪过。
我先路过邹平，又往南。田地逐渐变得大片，土壤颜色深，像被翻过很多年，沉淀着力量一样。
快到泰安的时候，远远就看见了山。
不是那种陡峭的突兀，而是沉稳的存在，像一直站在那里，看着人来人往，看着世界变化。
我停车的时候，刚好在一处小村口。
村子不大，房屋多是青砖红瓦，也有些翻修的加上了琉璃瓦，但总体不华丽，只是干净、实用。村口有一棵槐树，树冠很大，枝干粗，树皮上裂纹深，像老人的掌纹。
一个老人坐在树下的小凳子上，手里拄着一根木棍，棍头磨得圆润。他看到我停下，抬眼看了一下，没说话。
我走过去，点了点头：“早。”
他轻声回了一句：“嗯。”
我们就这么站了一会儿。
远处能听见鸡叫，村里有人在劈柴，声音干脆。田埂上有两个孩子在追逐，一边跑一边喊，笑声落在空气里，清亮。
老人忽然开口：“你从北边来的？”
我点头。
“往南走啊？”
“嗯。”
他抬眼看向南方的方向，说：“那就慢点儿走。人走得太快，就看不见脚边的路了。”
我听过不少类似的话，但从这个老人嘴里说出来，没有任何劝，也没有任何感慨，只是一个事实。
进到泰安城里，我没有去景点，也没有走人多的地方。
我找了一家小餐馆，店面靠墙的一侧开着窗，窗台上放着一盆长得很结实的绿萝。桌子是木的，桌面上能看出擦拭的痕迹。
我点了一份炒鸡和一碗米饭。
炒鸡端上来的时候，锅气很足，汤汁裹在鸡块上，颜色深，味道偏咸，但下饭。店家给的米饭是一小盅，粒粒分明。
我吃着的时候，旁边桌有两个本地人。一男一女，看起来是夫妻。男人话不多，女人有点操持气。她说话的时候并不刻意压着，语气里有一种天生的直白。
她说：“咱家那个小子啊，就是心大，啥都不愁，工作也不抓紧。”
男人慢慢吃饭，不急不慢，等她说完才说：“你别管得太多。他走他的路。”
女人叹口气，但没有再说。
我忽然明白，所谓“稳”，不是不着急，而是不把急表现给别人看。
饭后，我去了城南的一片旧厂区。厂房已经不用了，但外墙还在。墙皮斑驳，门口的铁牌已经掉色，但字还能认出来。
“泰安机修厂”。
院子里长了草，有一条原本应该是通道的地方，草被人踩出一条窄路。墙边有几块老旧的铁件，也不知什么时候堆在那里，太阳晒得它们泛着暗暗的光。
我站在那里很久。
也许是因为走过东北、黑龙江那些老厂区，这里让我感到熟悉——不在外形，而在一种沉下来的力量。
一个骑电动车的小伙从旁边经过，停下问我：“你找人？”
我摇头：“随便看看。”
他“哦”了一声，说：“这地方以前可热闹了，现在没人干活了。不过……”他顿了顿，“留下的东西，都是真的。”
他指的是建筑，是铁件，是土地，也可能是那些曾经在这里工作过的人。
傍晚时分，我去了一个不起眼的小公园。
公园不大，有几条石板路，一片硬地上摆着健身器材，器材都被用得发亮，脚蹬的踏板甚至磨出了金属本色。
几个老人正在打太极，动作慢，却沉。
我坐在长椅上，静静看。
一个年轻人过来坐到另一端，穿着工装，裤腿上有泥点，看上去刚下班。他点了一根烟，但没有抽，只是夹在手里让烟慢慢冒。
他说：“我们这里吧，看着不高不低的。不算大城市，也不算小地方。想出去的觉得这里太稳了，留着的觉得这里正好。都是命。”
我问：“你想出去吗？”
他吸了一口烟，沉默了一下，说：“以前想。现在不想了。不是哪里不好，就是明白了，日子在哪儿都得自己过。”
他说完，把烟掐灭，站起来走了。
我望着他背影，很普通，但脚步很踏实。
晚上，我回到住的地方，把今天写了下来：
“泰安的稳，与淄博不同。淄博是埋在日常里的稳，泰安是从山里流出来的稳。像山不说话，但让你知道，它在那儿。人活着，不一定要过得高，也不一定要过得快。把脚放稳，路自然会出现。”
写完，我看了看窗外。
夜色沉下来，路灯在地上落出一圈一圈微黄的光。
明天，我继续往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