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是会试的第三场，也是决定生死的策论。小税s 耕新最全
经历了前两场经义与诗赋的折磨，考生们的精神已经紧绷到了极限。此刻，当那块写着考题的木牌被衙役“哐当”一声挂上墙时，整个考场响起了一片极其压抑的吸气声。
题目只有七个字，却透著一股浓浓的、让人摸不著头脑的儒家哲学味：
【刑赏忠厚之至论】
（意为“论刑罚与奖赏中体现的极致忠厚之道”）
这题目看似温和，实则是个“大坑”。
大宋重文抑武，讲究仁政，但近年来为了整治吏治和社会治安，刑罚日趋繁琐严苛。
考官出这道题，摆明了是在问：当今圣上治国，到底该严刑峻法以正视听，还是该宽厚仁爱以养民气？
这不好答啊！
答严刑峻法，容易被骂酷吏；答宽厚仁爱，又容易被批迂腐。
更要命的是，这题目需要引经据典，稍微记错一个字，或者引用的典故不够“高大上”，直接就被刷下去了。
隔壁号舍的考生已经在疯狂研磨，嘴里念念有词，估计是在背诵《尚书》和《大宋刑统》，恨不得把脑袋里的书柜都倒出来，生怕引用的典故不够多，显得自己没学问。
唯独天字七号房的苏轼，看着那题目，嘴角却勾起一抹坏笑。
他慢悠悠地从怀里摸出那个已经空了的红色锦囊，手指摩挲著那粗糙的布料，心中涌起一股难以言喻的敬佩。
“先生真是神了！连这种冷门偏题都能押中！”
甚至连破题的思路，先生都给他铺好了
苏轼猛地睁眼，眼中闪烁著一种近乎疯狂的自信，那是被江临“带坏”后的特有气质——一种视规则如无物的狂气。
既然先生说可以编，那就编个大的！
他提笔蘸墨，没有丝毫犹豫，起笔便是大开大合，仿佛一位史官在记录上古秘闻：
“当尧之时，皋陶为士。将杀人，皋陶曰杀之三，尧曰宥之三。”
（翻译：在尧帝的时代，皋陶是掌管刑罚的法官。要杀一个罪人，皋陶三次请求杀掉他，尧帝却三次请求宽恕他。）
这个典故，写得绘声绘色，画面感极强。仿佛苏轼亲眼见到了尧帝和皋陶在朝堂上的争论：一个坚持法律的威严，一个坚持仁君的宽厚。
但实际上——
史书里压根没这段记载！
翻遍《尚书》、《史记》、《左传》，你也找不到这句话。这是苏轼现场瞎编的！
但他编得太好了。
他用这个“假典故”，极其巧妙地构建了一个完美的冲突：法律是冰冷的，但执法者要有温度。
正是因为尧帝的“宥之三”，才体现了“忠厚”的极致。这种忠厚不是废除法律，而是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给予生命最大的尊重。
接下来的文章，苏轼如江河直下，洋洋洒洒。
他不再拘泥于古人的教条，而是用一种近乎“天真”却又无比通透的逻辑，阐述了什么叫“赏疑从与，罚疑从去”（奖赏有疑问就给，刑罚有疑问就免）。
“与其杀不辜，宁失不经。”
每一个字，都像是一记耳光，狠狠抽在那些还在堆砌辞藻、追求“险怪”文风的考生脸上。
这是对“太学体”那种形式主义的公然嘲讽，也是对“死读书”考生的降维打击。
文章最后，苏轼甚至没有像往常那样用谦卑的语气收尾，而是直接升华：
“可以赏，可以无赏，赏之过乎仁；可以罚，可以无罚，罚之过乎义。过乎仁，不失为君子；过乎义，则流而入于忍人。故仁可过也，义不可过也。”
这段话就是说：宁可仁慈过头，也不能正义过头。仁慈过头是君子，正义过头就是残忍。
写完最后一个字，苏轼看着卷子，长长地舒了一口气。
他仿佛看到了江临在润州对他竖起的大拇指。
“欧阳大人。”
苏轼吹干墨迹，嘿嘿一笑，眼神中透著一股子少年的狡黠，“这‘尧杀皋陶’的故事，您要是没读过，可别怪自己书读得少啊。毕竟这是我刚‘发明’的历史。”
与此同时，考场的另一端。
曾巩的卷子依旧稳如泰山。他没有苏轼那种“造假”的胆量，但他有扎实到恐怖的功底。
他从制度建设的角度，论述了如何创建一套“宽严相济”的司法体系。他的文章结构严谨得像是一座防御森严的堡垒，每一句论述都有法理依据，滴水不漏。
而苏辙，则选择了另一条路。
他从百姓疾苦出发，写道：“法者，天下之公器，非一家之私刑。”
他的文笔犀利，直指时弊，痛陈当今吏治中“深文周纳”（罗织罪名）的酷吏作风，呼吁朝廷要以“仁”为本，不要让法律成为残害百姓的工具。
这一场，经世书院的三人，没拼经济，没拼辞藻。
他们拼的是——格局。
当其他考生还在纠结“这个字怎么写才显得高深”的时候，他们已经在讨论“法律的本质”和“人性的光辉”了。
日落西山，考试结束的钟声敲响。
苏轼走出号舍，伸了个懒腰，感觉浑身骨头都轻了二两。
“苏兄！”
旁边一个认识他的考生凑过来，苦着脸问道，“这‘刑赏’之题太难了，我引了《唐律疏议》里的三条，不知道够不够。苏兄你引了什么？”
苏轼眨了眨眼，一脸高深莫测：
“我引了尧帝和皋陶的对话。”
“啊？”那考生一愣，“尧帝和皋陶有过这对话？出自何典？”
苏轼拍了拍他的肩膀，语重心长地说道：
“多读书。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想当然耳。”
说完，他大笑着扬长而去，留下那个考生在风中凌乱，开始怀疑自己是不是读了假书。
回到高升客栈，三人聚在房间里。
“哥，你真编了？”苏辙虽然知道计划，但还是有点心惊肉跳，“万一欧阳大人较真去查书怎么办？”
“查？”
苏轼喝了一口茶，满不在乎地说道，“先生说了，欧阳修是君子。君子读文章，读的是气象。只要气象到了，典故出处反而是次要的。”
“再说了。”
苏轼眼中闪过一丝精光，“如果连主考官都不知道这个典故，那只能说明——这个典故太偏僻、太高深了。他只会觉得自己孤陋寡闻，绝不会想到是一个考生在考场上现编的。”
曾巩在一旁听得目瞪口呆，最后只能苦笑着摇头：
“子瞻啊子瞻，也就是你敢这么玩。换了我，打死也不敢在会试上‘造假’。”
“这就叫天赋。”
苏轼躺在床上，看着天花板，脑海中浮现出江临的脸。
“不过话说回来，先生这一招‘无中生有’，确实是把人性的弱点拿捏得死死的。”
“接下来，就看阅卷房里，能不能唱出这出好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