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候我在南方一个二线城市打工，具体哪个城市我就不说了，免得有人对号入座。那时候我刚结婚没几年，孩子才三岁多，正是黏人的时候。
那年夏天特别反常，入秋了还在刮台风，连着下了半个月的雨。空气里潮得能拧出水来，墙皮都返碱起了霉斑，一股子土腥味。
就是在那半个月里，我儿子开始不对劲的。
起初只是有点流鼻涕，我媳妇给他吃了点小儿氨酚黄那敏，也没太在意。到了第三天晚上，孩子突然就烧起来了。
那种烧法很邪门。不是那种脸红扑扑的热，而是浑身滚烫，像个小火炉，但他的手脚却是冰凉的，指甲盖都透着一股青紫色。最吓人的是，他不哭也不闹，就那么直挺挺地躺在床上，眼睛半睁着，眼神发直，死死地盯着天花板的某一个点。
我和我媳妇当时就慌了，连夜抱着孩子去了市儿童医院。
半夜急诊人不多，但值班医生看了看，说是病毒感染，开了退烧药和输液单。我们在医院折腾了一宿，孩子的体温确实降下来了点，精神也好了一些，能喝点水了。
我们以为没事了，第二天上午输完液就回家了。
结果，当天晚上十点多，刚把孩子哄睡着，那股邪火又上来了。
这次比上次更严重。体温计一量，39度8。吃了美林，贴了退热贴，一点用都没有。孩子开始说胡话，嘴里嘟嘟囔囔的，听不清在说什么，但声音很尖细，完全不像他平时的声音。
我媳妇吓得直哭，我也急得团团转，赶紧又往医院送。
这一次，医生也觉得不对劲了。血常规、胸片、甚至连脑电图都做了，结果全是正常的。各项指标都在范围内，找不到任何感染源。
“可能是幼儿急疹？或者是积食？”医生也只能这么含糊地说，“再观察观察吧，不行就住院。”
住院？我们当然愿意。可是住院三天，每天挂着吊瓶，孩子的体温就像过山车一样，白天好好的，一到晚上十二点准时高烧，准时说胡话。
那几天我整个人都瘦了一圈，黑眼圈重得像熊猫。我媳妇更是天天以泪洗面，看着孩子难受的样子，心都碎了。
到了第五天晚上，我记得特别清楚，那天雨下得特别大，雨点砸在窗户上啪啪响，像有人在外面拍门。
孩子又烧起来了。这次他突然从床上坐了起来，眼睛睁得大大的，直勾勾地看着床尾。然后，他伸出手，对着空气做出了一个“嘘”的手势，接着就开始咯咯咯地笑。
那笑声太渗人了，完全不是小孩子那种天真的笑，而是那种很诡异、很阴冷的笑，听得我头皮发麻。
我媳妇当时就崩溃了，扑过去抱住孩子喊：“宝宝你怎么了？妈妈在这儿啊！”
孩子转过头，看着我媳妇，眼神陌生得可怕。他张了张嘴，用一种很苍老、很沙哑的声音说：“别吵……他在跟我玩呢……”
那一刻，我浑身的汗毛都竖起来了。
我是个唯物主义者，平时从来不相信这些神神叨叨的东西。但眼前发生的一切，科学根本解释不通。一个三岁的孩子，怎么会有这种眼神？怎么会说出这种话？
我媳妇抱着孩子哭得浑身发抖，我脑子一片空白，只剩下一个念头：这事儿可能真的不是病。
就在我六神无主的时候，我手机响了。是我一个远房表舅打来的。
这个表舅是我妈那边的亲戚，平时很少联系。他年轻的时候走南闯北，后来在一个道观里打杂，学了点中医和看相的本事，在老家那边有点名气。
我接起电话，声音都在抖，把孩子的情况简单说了一遍。
表舅在电话那头沉默了很久，问了我一句：“孩子是不是最近去过什么不干净的地方？或者你们家附近最近有没有什么动静？”
我想了想，这半个月一直下雨，我们除了去医院就是在家，哪也没去。等等……我突然想起一件事。
就在孩子发烧前的那个周末，我媳妇为了晒被子，把家里阳台的窗户全打开了。我们家住高层，楼下是一片老旧的拆迁区，据说以前是个乱葬岗。那天风特别大，把楼下的一些灰尘和纸屑都卷上来了。
我把这事跟表舅说了。
表舅叹了口气：“这就对了。这叫‘冲煞’。孩子眼净，容易招东西。现在的医院只能治身病，治不了这种‘外邪’。你们这样，别在医院耗着了，越耗越虚。你现在立刻回家，把家里所有的灯都打开，窗帘拉上，别让孩子再看外面。”
“那孩子怎么办？这烧退不下去啊！”我急得吼了出来。
“我现在赶不过去，”表舅说，“我有个老朋友在你们市里开了个古玩店，也是个行家。你现在立刻去找他。他那里有个东西，你借来用一晚。记住，一定要客气，借东西要讲规矩。”
表舅给了我一个地址和一个名字——“老陈”。
挂了电话，我看了一眼怀里还在说胡话的孩子，又看了一眼满脸泪痕的媳妇，咬了咬牙：“走，出院！”
医生当然不让走，但我当时已经顾不了那么多了，强行签了字，抱着孩子打车往表舅说的那个地址赶。
那地方在老城区的一条巷子里，离医院挺远。雨还在下，出租车进不去窄巷子，我只能抱着孩子深一脚浅一脚地往里跑。
巷子很窄，两边是高高的围墙，路灯坏了几盏，忽明忽暗。风吹过巷子，发出呜呜的声音，像有人在哭。
好不容易找到了那家店。店门是那种老式的木门，上面挂着个牌匾，写着“听雨轩”。
我敲了敲门，过了好一会儿，门才开了一条缝。一个穿着对襟褂子的老头探出头来，眼神浑浊但很锐利。
“找谁？”老头声音很哑。
“陈大爷，我是王表舅介绍来的，我叫……”我报上名字。
老头“哦”了一声，把门打开了。
店里一股檀香和霉味混合的味道。屋里摆着各种瓶瓶罐罐和旧家具，光线很暗。
老头指了指旁边的椅子：“坐吧。孩子病了？”
我把孩子抱过去，把情况简单说了一遍。老头看了看孩子，眉头皱得很紧。他伸出手，在孩子的额头和手腕上摸了摸，又看了看孩子的眼睛。
“嗯，是撞了东西。”老头点点头，语气很平淡，“这东西跟着孩子好几天了，怨气重，想找个替身。”
我媳妇一听，腿都软了，差点跪下：“陈大爷，求求您救救孩子吧！”
老头摆了摆手：“别急。我也不是神仙，这事儿我也只能帮你挡一挡。你表舅在电话里跟我说了，你是来借东西的。”
说完，老头转身走进里屋，过了一会儿，拿着一个东西走了出来。
那是一个大概十厘米长的铜杵，造型很奇特，一头是金刚降魔杵的形状，另一头是个骷髅头。铜杵通体发黑，看起来年代久远，上面刻着一些密密麻麻的梵文。
“这是我早年在西藏收的一个老物件，叫‘普巴杵’，开过光的，镇得住。”老头把铜杵递给我，“你拿回去，今晚子时，把它放在孩子的枕头底下。记住，一定要让孩子的头枕着它，或者贴着它。不管今晚听到什么声音，看到什么东西，千万别把杵拿出来，也别出声。等到天亮鸡叫，这东西自然就走了。”
我双手接过铜杵，入手冰凉，沉甸甸的。
“陈大爷，这……这东西借我，会不会给您惹麻烦？”我有点心虚。
老头笑了笑，那笑容有点意味深长：“我开这店这么多年，借出去的东西多了。规矩你懂吧？明晚这个时候，把东西还回来，带点水果就行。还有，这东西煞气重，你自己小心点，别用手乱摸上面的经文。”
我连连点头，千恩万谢地抱着孩子回了家。
回到家已经快十一点了。
我按照老头说的，把家里所有的灯都打开，窗帘拉得严严实实。然后，我把那个铜杵用一块干净的红布包了一下，轻轻塞进了孩子的枕头底下。
孩子还在昏睡，小脸烧得通红，呼吸急促。
我和我媳妇坐在床边，谁也不敢说话，屋子里静得可怕，只有墙上的挂钟“滴答滴答”地走着。
十二点到了。
就在分针指向12的那一刻，屋子里的灯突然闪了一下。
不是停电那种全黑，而是像电压不稳一样，闪烁了几下，然后亮度明显变暗了，发出一种昏黄的光。
紧接着，我听到了一种奇怪的声音。
那声音是从阳台那边传来的，像是有人在用指甲刮玻璃，“滋滋滋”的，很刺耳。
我媳妇吓得抓住了我的胳膊，指甲都掐进了我的肉里。
我屏住呼吸，死死地盯着阳台的方向。窗帘拉得很紧，但我隐约觉得，窗帘后面好像有个黑影。
那“滋滋”声持续了一会儿，突然停了。
取而代之的，是一阵小孩子的笑声。
那笑声就在我们家客厅里，离得很近，好像就在沙发后面。咯咯咯……跟我儿子刚才在医院里笑的声音一模一样！
我感觉头皮发麻，浑身的血液都快凝固了。
就在这时，床上的孩子突然动了一下。
他猛地从床上坐了起来，直挺挺地坐着，背对着我们。然后，他慢慢地把头转了过来。
借着昏黄的灯光，我看到了一张惨白的脸。
那不是我儿子的脸！
虽然五官是一样的，但那脸色白得像纸，眼睛里全是眼白，没有瞳孔。他就那样死死地盯着我，嘴角挂着一丝诡异的笑。
“爸爸……”他开口说话了，声音却不是他的，而是一个成年男人的声音，低沉而阴冷，“把枕头底下的东西拿出来……我要那个……”
我媳妇已经吓得说不出话了，浑身发抖，躲在我身后。
我也怕，怕得要死。但我想起了老陈的话：千万别拿出来，千万别出声。
我死死地咬住嘴唇，血腥味在嘴里蔓延开来。我瞪着眼睛，看着床上那个“怪物”，手紧紧地握着拳头，指甲掐进了掌心。
“拿出来……”那个声音又响了，带着一丝不耐烦，“不然……我就带他走……”
床上的“孩子”突然从床上站了起来。
他站在床边，身体僵硬地扭动着，姿势非常怪异，就像提线木偶一样。然后，他一步步地向我走了过来。
我能闻到一股浓重的腥臭味，像是腐烂的垃圾味，又像是下水道的味道。
他离我越来越近，那张惨白的脸就在我眼前不到一米的地方。我甚至能看到他脸上细密的绒毛和那一双没有瞳孔的眼睛。
我感觉自己的心脏快要跳出嗓子眼了。我想喊，想跑，但双腿像灌了铅一样，动不了。
就在他伸出手，快要碰到我的脸的时候，枕头底下突然发出了一声轻微的“嗡”鸣。
那声音很低沉，但在这死寂的房间里却格外清晰。
紧接着，一道微弱的金光从枕头底下透了出来，虽然隔着枕头和床单，但我能清楚地看到那一抹金色。
那个“怪物”像是被烫到了一样，发出一声凄厉的尖叫。
那尖叫声不是人声，更像是某种野兽的嘶吼，刺耳得让我耳膜生疼。
他猛地向后退去，重重地摔在了床上，身体开始剧烈地抽搐，四肢乱蹬，像是在承受极大的痛苦。
我看到他的皮肤开始发红，像是被火烧一样，冒出了一股黑烟。
屋子里的那股腥臭味越来越浓，夹杂着一股焦糊味。
那“怪物”在床上来回翻滚，发出痛苦的哀嚎。我和我媳妇吓得缩在墙角，眼睁睁地看着这一切。
大概过了有十几分钟，那抽搐慢慢停了下来。
床上的孩子像是脱力了一样，软绵绵地趴在床上，一动不动。
屋子里的灯光慢慢恢复了正常，那股阴冷的感觉也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清晨特有的那种潮湿的空气。
我看了一眼挂钟，凌晨四点半。天快亮了。
我颤抖着站起身，慢慢走到床边。我媳妇也跟了过来。
我伸出手，试探着摸了摸孩子的额头。
凉了。
真的凉了。
不是那种死人的冰凉，而是退烧后的那种正常体温。
我又把手伸到孩子的鼻子底下，感觉到了微弱但均匀的呼吸。
“他……他退烧了？”我媳妇声音颤抖着问。
我点点头，眼泪一下子就流了出来。这一夜，简直像是在地狱里走了一遭。
我掀开枕头，那个铜杵还在那里。
只是，原本发黑的铜杵，此刻变得更加黑了，上面似乎还残留着一些黑色的污渍，怎么擦也擦不掉。而且，那股原本冰凉的触感，现在变得温热温热的。
我知道，这东西昨晚肯定“干活”了。
第二天早上，孩子醒了。
他睁开眼睛，看着我和我媳妇，眼神清澈，带着一丝迷茫。
“妈妈，我饿了。”他说。
那是他自己的声音，那个天真烂漫的声音。
我媳妇抱着孩子，哭得稀里哗啦。
孩子完全不记得昨晚发生的事情了，对他来说，这只是一场普通的高烧噩梦。
但我和我媳妇知道，那是真实发生过的。
那天晚上，我没有睡觉。我一直坐在床边，看着孩子熟睡的脸，手里紧紧攥着那个铜杵，直到天亮。
第二天晚上，按照约定的时间，我带着孩子（孩子精神已经好多了），买了一大袋水果，去了那个老巷子。
我把铜杵还给了老陈。
老陈接过铜杵，看了看，笑了笑：“看来，这东西帮了你大忙。”
“陈大爷，真是太谢谢您了！要不是您，我孩子……”我激动得不知道说什么好。
“行了，别说那些。”老陈摆了摆手，把铜杵收进了里屋，“孩子没事就好。以后啊，下雨天，少开窗户，尤其是晚上。有些东西，你不惹它，它也可能来找你。”
我连连点头。
从那以后，我再也不敢在下雨天乱开窗了。而且，我对那些所谓的“迷信”，也有了一种敬畏之心。
有些事情，你可以不信，但不能不敬。
这事儿我很少跟别人说。说了也没人信，只会觉得我是在编故事。
但我知道，那一夜，那个枕头底下的铜杵，真的救了我儿子的命。
直到现在，每当我看到那个铜杵的照片，或者听到有人说孩子半夜发烧说胡话，我都会想起那个风雨交加的夜晚，想起那股刺鼻的焦糊味，和那双没有瞳孔的眼睛。
那种恐惧，是刻在骨子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