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阴一役，经卢象升命人竭力清点、多方核对，确认罹难百姓竟达三万之众。其余幸存者，大多在屠城当夜或次日混乱中逃离县城，散落四野。
然而，三万条性命，三万具遗骸，绝不能草草掩埋了事。这不仅关乎对逝者的尊重，更关乎生者的观瞻与朝廷的体统。卢象升下令，全军暂时转为善后之师。
明军士卒强忍悲愤与不适，将城中各处发现的尸体一一分拣、登记。凡有家人尚在、且在随后几日陆续返城认领的，皆准其领回，自行安葬，官府略予薄助。
对于那些全家遇难、无人认领，或是外乡客商、无从查考的遗体，则集中起来，在城外空旷处搭建临时焚化之所。
连日里，黑烟裹挟着难以言喻的气味，不断从江阴城外升起。
最终，所有的骨灰被郑重收敛，在城外一处僻静向阳的山坡上，筑起一座巨大的合葬坟冢。
坟前立一简陋石碑，卢象升亲笔题写“江阴死难百姓之墓”，未列具体姓名，唯记“某年某月，遭逢大难，三万生灵，殁于此劫”。这座无名坟冢，如同一块巨大的伤疤，烙印在江南的土地上，也烙在所有目睹者的心中。
期间，关于江阴县令方亨的处置，也有了结果。
他在暴乱初起时被忠心衙役拼死救出，藏匿起来，直至卢象收复县城后才被找到。
苏醒后，他很快被卢象升下令捆缚，投入县衙大牢，严加看管，只待打通与南京或常州府的道路后，即押解赴京，交由朝廷司法论处。
有趣的是，方亨本人不哭不闹，异常平静。当卢象升亲带人马前往其宅邸查抄、讯问时，只见此人独自呆坐堂中，官袍凌乱，目光涣散空洞，对周遭一切恍若未闻。
据其老管家涕泪陈述，方亨自醒来、得知江阴惨状与自身罪责后，便一直是这般失魂落魄、神智游离的模样，水米难进，终日不语。
卢象升看着眼前这具仿佛只剩下空壳的躯体，心中并无多少怜悯。是真正的追悔莫及、心神崩溃？
还是试图以痴傻之态逃避罪责？
他无意深究，只对左右淡淡道：“严加看管，留其性命。他的罪，自有国法公论。江阴三万冤魂，也在等着一个交代。”
这种善后工作，其繁琐与耗时远超一场激烈的攻城战。
当卢象升终于重新构筑起江阴县城的基本防务体系，将幸存百姓初步安置妥当，使这座濒死的城池勉强恢复一丝生机与秩序时，十天时光已然流逝。
这宝贵的十天，足以让局势发生新的变化。
在常州府核心区域，叛军利用江阴惨案造成的巨大恐惧，已然站稳了脚跟。屠城的消息迅速蔓延至邻近州县。
“顺我者暂生，逆我者如江阴！”——这句未公开言明却人人意会的威胁，沉甸甸地压在每一个尚未被战火直接波及的百姓和中小士绅心头。
毕竟，江阴之祸近在眼前，血痕未干。求生的本能压倒了许多人反抗的勇气，谁也不想成为下一个莫名其妙就被屠戮的对象。
这种基于恐惧的“顺从”，暂时为叛军提供了相对稳定的后方和物资补给。
然而，这种“顺从”并没能换来安宁，反而让顺从者的处境每况愈下，愈发艰难。
叛军的贪婪如同无底洞，得寸进尺：
起初，他们只是“征用”一些粮草，美其名曰“劳军”；
粮草之后，便直接索要银钱、布帛，谓之“助饷”；
当钱财物资也无法满足其欲望时，目标便转向了人——尤其是那些大户人家中容貌姣好的年轻女子，被以各种名目“请”去或干脆强掳，充作营妓或赏赐部下。
这尚且是常州府城及几座县城中百姓的遭遇。
他们虽遭勒索盘剥，妻女被掳，尊严尽失，但至少性命尚存，仍在城墙的轮廓下苟延残喘。若与那些散布于乡野村落之间、彻底暴露在叛军刀锋之下的大明底层百姓相比，他们的处境竟可称得上“幸运”。
那些曾被朱由检极力安置、通过“清查隐田”等政策获得土地、并享受轻徭薄赋的底层农户，此刻正遭受着最为惨烈、也最为刻意的屠杀。
这些田地，许多是朱由检当年以雷霆手段，从那些如今已然造反的豪绅、胥吏乃至卫所军官手中强行收回、重新分配的。
如今，当这帮造反者带着兵马重返故地，看见昔日被他们视若草芥的“泥腿子”，竟在自己“祖传”的田地上安居乐业，耕种收获，甚至日子过得比以往还要红火时，一股混合着嫉恨、暴戾与失去特权的疯狂，彻底吞噬了他们。
仅仅是呆立在自家田埂上的农夫。
他们不在乎这样做会毁掉多少即将收成的粮食，不在乎会制造多少流离失所的难民，更不在乎可能招致的天谴或未来的报复。
他们的目的简单而残忍：“收回”祖产，并用最血腥的方式，抹去朱由检新政在这片土地上留下的痕迹，重新将底层百姓踩回他们“应有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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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愿重新签约为佃户者，免死！”
“凡自愿交出田地、屋宅者，免死！”
这成了他们肆意屠杀前，例行公事般喊出的口号。
所谓“免死”，往往不过是沦为失去一切、任其驱使的奴仆，或是被驱赶着走向更未知的苦难。拒绝或迟疑，便意味着立时三刻的人头落地。
广袤的江南乡村，由此陷入了比城池更深沉的恐怖与血海之中。
田园荒芜，炊烟断绝，幸存者瑟缩于山林沼泽，朝廷曾努力赋予他们的一线生机与尊严，在旧阶级卷土重来的复仇之火中，几乎焚烧殆尽。
这不仅仅是战争，这是一场针对特定人群、旨在彻底逆转社会变革的阶级清洗。
可是，这帮被蔑称为 “泥腿子” 的庄稼汉，真的会乖乖听任摆布，引颈就戮吗？
有的时候，事情不能做得太过。人性中有一条底线，叫做求生。当压迫者贪婪到既要夺走人安身立命的田地，又要榨干人最后的劳动价值，甚至随时可能剥夺其生命，将人推入 “交出一切是奴，反抗立即是死” 的绝境时，最危险的反抗便会应运而生——那是一种退无可退、横竖皆亡之下迸发出的、最为决绝的拼命之力。
于是，在常州地界那广袤的、遍布血与火的乡野间，一场沉默而顽强的自发抵抗，如同星星之火，开始在各处点燃。
村庄里，幸存的青壮擦去亲人的血迹，藏好最后一点口粮，拿起了锄头、镰刀、柴刀。
推举出最有威望的老农或胆气最壮的汉子为首，利用熟悉的沟渠、竹林、丘陵作为屏障；
寨子和庄园中，那些原本为防御土匪而修筑的土墙、栅栏被迅速加固，了望哨被设立起来，老弱妇孺被安置在核心，所有能挥动武器的人都站上了墙头；
宗族祠堂成了指挥中枢，族老不再是仅仅主持祭祀，而是开始分配任务，组织巡逻，筹集守御物资。
他们没有精良的刀枪，没有坚固的甲胄，更缺乏统一的号令。
但他们拥有保卫家园和田地的坚定意志，拥有对脚下每一寸土地的熟悉，更拥有被逼到绝境后那股“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的亡命血性。
“田是皇上分给咱的，是咱们用血汗浇出来的！凭什么还给他们？”
“交了地是饿死，不交是砍死，左右是个死，不如跟他们拼了！”
“守住村子！守住地！等王师打回来！”
这些朴素而铿锵的口号，在乡间秘密流传。
他们开始自发地组织起乡勇义军，规模或许不大，数十人、百余人一队，却依托地形和同仇敌忾之心，袭扰落单的叛军征粮队，伏击小股的烧杀队伍，为逃亡的乡亲提供掩护。
他们用最原始的方式，在这片已然变色的土地上，为朝廷，更为自己，划出了一道道微弱却不肯熄灭的抵抗线。
在叛军这种堪称“自毁长城”的愚蠢操作下，卢象升面临的战略困境竟然意外地得到了缓解，活动空间大为拓宽。
由于叛军对乡村的残酷压榨与清洗，反而将广大农民彻底推向了朝廷一边。
如今，卢象升无需再为控制广大乡村地区而分散宝贵的兵力，也不必过分担忧漫长的补给线——那些自发组织起来的乡勇义军和幸存村民，主动承担起了保障后勤、传递情报、甚至协助警戒次要通道的任务。
他们愿意将省下的口粮交给“卢青天”的军队，也愿意在官军指导下，承担起家乡土堡寨墙的日常守御。
卢象升往往只需派遣一两名低级军官或一队核心老兵，便能有效组织、指导和联络一片区域的义民，将他们的力量纳入整体防御体系。
这极大地缓解了卢象升兵力绝对不足的窘境，使他能将有限的精锐野战部队集中起来，攥成拳头，用于关键方向的机动与打击。
于是，在江阴厉兵秣马、休整了十二天后，卢象升与孙昌祚率领重新整编、士气高昂的近七千兵马，旌旗招展，浩浩荡荡地开赴下一处要害——无锡县。
大军兵临城下，围三阙一，摆出了强攻的架势。
此刻无锡城头的守将，正是原常州卫千户田雄。
此獠不仅是叛乱的骨干，更是江阴惨案的主要参与者和执行者之一，手上沾满了无辜百姓的鲜血。
他深知自己罪孽深重，绝无被宽恕的可能，因此反倒横下一条心，拿出了困兽犹斗的狠劲。
他并未坐以待毙，而是利用叛军控制县城的威势，以“抗贼守城”、“保家卫国”为名（实则以屠城相威胁），将无锡城内及周边强征而来的大批青壮男子“组织”起来，驱赶上城墙，发放简陋武器，充作守城炮灰与劳力。
这些被强迫的百姓，面露惊惶与愤懑，却又在叛军明晃晃的刀剑监督下，不得不站在了卢象升大军的对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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