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建成和李元吉骑马到了临湖殿，察觉到情况不对，立马掉转马头，打算往东跑回自己的宫府。李世民在后面追着喊他们，李元吉赶紧拉开弓，对着李世民就射，可连拉了几次都拉不满弓。这时候李世民一箭射出去，直接把李建成给射死了。
紧接着，尉迟敬德带着七十多个骑兵赶到，手下人放箭，把李元吉射下了马。李世民的马受到惊吓，跑到树林里，被树枝绊住，李世民也跟着摔倒，一时爬不起来。李元吉趁机跑过去，抢过李世民的弓，想要掐死他。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尉迟敬德骑着马大喝一声冲了过来，李元吉吓得赶紧往武德殿方向跑，尉迟敬德在后面追着射箭，把李元吉也给杀了。
翊卫车骑将军冯翊人冯立听说李建成死了，感叹道：“哪能活着的时候受他的恩，死了就逃避为他解难呢！”于是就和副护军薛万彻、屈咥直府左车骑万年人谢叔方，带着东宫和齐王府的两千精兵，火速赶往玄武门。张公谨力气大，一个人关上大门，挡住了他们，他们没法冲进去。云麾将军敬君弘负责掌管玄武门的宿卫，此时正驻扎在玄武门，他挺身而出，准备迎战。身边亲近的人劝他说：“这事儿还不知道咋发展呢，先别急，看看情况再说，等咱们的援兵到了，排好阵势再打，也不晚啊。”敬君弘不听，和中郎将吕世衡大喊着冲了上去，结果都战死了。敬君弘是敬显俊的曾孙。
守门的士兵和薛万彻等人拼了好一会儿，薛万彻大声鼓噪，扬言要攻打秦王府，秦王府的将士们都吓坏了。这时候尉迟敬德拿着李建成和李元吉的脑袋给他们看，东宫和齐王府的士兵一看，顿时就溃散了。薛万彻带着几十个人逃进了终南山。冯立杀了敬君弘之后，对他的手下说：“这下也算是稍微报答太子了！”说完就解散了士兵，自己逃到了野外。
这时候皇上正在海池划船呢，李世民派尉迟敬德进宫担任宿卫。尉迟敬德穿着铠甲，拿着长矛，直接来到皇上跟前。皇上吓了一大跳，问道：“今天是谁在作乱？你到这儿来干什么？”尉迟敬德回答说：“秦王因为太子和齐王发动叛乱，起兵把他们杀了，担心惊动陛下，所以派我来担任宿卫。”皇上转头对裴寂等人说：“真没想到今天会发生这种事，这可怎么办啊？”萧瑀和陈叔达说：“李建成和李元吉本来就没参与起义的谋划，对天下也没什么功劳，他们嫉妒秦王功劳大、威望高，就一起搞阴谋。现在秦王已经把他们讨伐诛杀了，秦王的功劳那是盖过天地，天下人都心服口服。陛下要是立秦王为太子，把国家大事交给他，那就没什么可担心的了。”皇上说：“好！这本来就是我一直以来的想法。”
当时，宫里的宿卫、秦王府的士兵和东宫、齐王府的人还在打个不停。尉迟敬德请求皇上亲自下道命令，让各路军队都听秦王指挥，皇上答应了。天策府司马宇文士及从东上阁门出去宣读圣旨，大家这才安定下来。皇上又派黄门侍郎裴矩到东宫去给那些将士们说明情况，他们就都解散了。皇上把李世民叫来，安抚他说：“最近这段时间，我差点就像曾参母亲听到三次有人说曾参杀人就相信了那样，对你产生了误会。”李世民听了，跪在地上，趴在皇上胸前，大哭了好久。
李建成的儿子安陆王李承道、河东王李承德、武安王李承训、汝南王李承明、钜鹿王李承义，李元吉的儿子梁郡王李承业、渔阳王李承鸾、普安王李承奖、江夏王李承裕、义阳王李承度，都因为这事儿被处死，还被从宗室名册上除名了。
一开始，李建成答应李元吉，等自己当了皇帝，就立他为皇太弟，所以李元吉才拼死帮他。这事儿完了之后，将领们想把李建成和李元吉的一百多个亲信都杀了，还要没收他们的家产。尉迟敬德坚决反对，说：“有罪的就他们俩，现在已经伏法了。要是再牵连他们的党羽，这可不是求安稳的办法。”大家这才作罢。当天，皇上下诏大赦天下。叛逆的罪名，就只算在李建成和李元吉头上，其他人一概不追究。那些和尚、尼姑、道士、女道士，都让他们照旧。国家各种事务，都由秦王来处理。
辛酉日，冯立和谢叔方主动出来自首。薛万彻躲起来了，李世民多次派人去劝他，他才出来。李世民说：“这些人都是忠于自己的主子，是义士啊。”就把他们都释放了。
癸亥日，皇上立李世民为皇太子，还下诏说：“从现在起，国家的大小事务，都先交给太子处理，处理完再上奏给我。”
司马光评论说：立嫡长子为太子，这是符合礼法的。但是唐高祖能得到天下，那可全是唐太宗的功劳。隐太子李建成平庸无能，却位居太宗之上，地位和势力互相猜忌逼迫，肯定是容不下彼此的。要是唐高祖能像周文王那样英明，隐太子能像泰伯那样贤良，唐太宗能像子臧那样有节操，那祸乱从哪儿来呢！既然做不到这样，唐太宗一开始还想等他们先动手，然后再回应，这样的话，事情也是不得已才做的，还算好。结果后来被手下人逼迫，以至于在宫门口流血冲突，对亲兄弟下了杀手，被千古之人嘲笑，真是可惜啊！那些开创基业、传承帝统的君主，他们的行为可是子孙后代效仿的榜样，后来中宗、明帝、肃宗、代宗的皇位传承，难道不是有人拿这件事当作借口吗！
戊辰日，任命宇文士及为太子詹事，长孙无忌、杜如晦为左庶子，高士廉、房玄龄为右庶子，尉迟敬德为左卫率，程知节为右卫率，虞世南为中舍人，褚亮为舍人，姚思廉为洗马。还把齐王府的金银财宝、器物用具都赏赐给了尉迟敬德。
当初，太子洗马魏征经常劝李建成早点除掉秦王。李建成失败后，李世民把魏征叫来，问他：“你为什么要离间我们兄弟？”大家都替魏征捏了把汗，可魏征神色自若，回答说：“要是太子早听我的话，肯定不会有今天的灾祸。”李世民一直很看重魏征的才能，听他这么说，马上改变态度，以礼相待，还让他担任詹事主簿。李世民又把王珪和韦挺从巂州召回来，都任命为谏议大夫。
李世民下令放走禁苑里的鹰犬，停止各地的进贡，让百官各自陈述治国的办法，政令变得简洁严肃，朝廷内外的人都很高兴。
任命屈突通为陕东大行台左仆射，镇守洛阳。
益州行台仆射窦轨和行台尚书韦云起、郭行方关系不好。韦云起的弟弟韦庆俭和家族里很多人都跟着太子李建成，李建成死了之后，窦轨就诬陷韦云起和李建成一起谋反，把他抓起来杀了。郭行方害怕，赶紧逃到京城，窦轨去追，没追上。
吐谷浑来攻打岷州。
突厥来侵犯陇州，辛未日，又攻打渭州。朝廷派右卫大将军柴绍去迎击。
废除益州大行台，设置大都督府。
壬申日，皇上亲自写诏书给裴寂等人说：“我要给自己加个尊号，当太上皇。”
辛巳日，幽州大都督庐江王李瑗造反，右领军将军王君廓把他杀了，还把他的脑袋送到京城。
一开始，皇上觉得李瑗胆小懦弱，不是当将帅的料，就派王君廓去辅佐他。王君廓以前是强盗出身，勇猛强悍又阴险狡诈，李瑗对他推心置腹，还答应和他结为亲家。太子李建成想谋害秦王的时候，就和李瑗暗中勾结。李建成死了之后，皇上下诏派通事舍人崔敦礼，快马加鞭去召李瑗回京城。李瑗心里不安，就和王君廓商量。王君廓想抓住李瑗立功，就骗他说：“大王您要是回京城，肯定没活路。现在您手里有几万兵马，怎么能听一个使者的召唤，自己往陷阱里跳呢！”说着两人还假装哭了起来。李瑗说：“我现在把性命都交给你了，这事儿就这么定了，起兵吧。”于是就劫持了崔敦礼，逼问他京城的情况。崔敦礼宁死不屈，李瑗就把他关起来，然后发出文书征兵，还召燕州刺史王诜到蓟州来商量事情。
兵曹参军王利涉劝李瑗说：“王君廓这人反复无常，不能把重要的权力交给他，应该早点除掉他，让王诜代替他。”李瑗犹豫不决。王君廓知道了这事儿，就去见王诜。王诜正在洗头，抓着头发就出来了，王君廓上去就把他杀了，然后拿着他的脑袋对众人说：“李瑗和王诜一起造反，还囚禁了皇上的使者，擅自征兵。现在王诜已经死了，就剩李瑗了，他翻不起什么浪。你们是想跟着李瑗被灭族呢，还是想跟着我一起去拿富贵？”众人都说：“愿意跟着您去讨伐叛贼。”王君廓就带着手下一千多人，翻过西城进了城，李瑗还没察觉。王君廓到监狱放出了崔敦礼，李瑗这才知道。他赶紧带着几百个手下，披上铠甲冲出来，在门外正好遇上王君廓。王君廓对李瑗的手下说：“李瑗造反，你们跟着他是想下火海吗！”众人一听，都扔下兵器跑了。最后就剩李瑗一个人，他大骂王君廓：“你这个小人，出卖我，你也不会有好下场！”王君廓不理他，把他抓起来，勒死了。
壬午日，朝廷任命王君廓为左领军大将军兼幽州都督，还把李瑗的家眷赏赐给了他。崔敦礼是崔仲方的孙子。乙酉日，撤销天策府。
这段史料完整呈现了“玄武门之变”从爆发、善后到权力交接的全过程，其背后折射的不仅是兄弟相残的血腥，更是唐初权力结构失衡下的必然结果，以及李世民集团在政治博弈中的清醒算计与格局把控，放在现代视角下可从三个核心维度解读：
权力斗争的“必然性”盾下的无解困局
玄武门之变绝非偶然的“兄弟反目”，而是李渊在“立嫡传统”与“功高现实”间摇摆的直接恶果。从隋末起兵到统一中原，李世民的军功（破窦建德、王世充等）早已超越太子建成，形成“秦府势力”与“东宫-齐府势力”的对峙——前者握有军功、人才（房玄龄、尉迟敬德等），后者握有嫡长名分与后宫支持，二者本质是“功绩型权力”与“宗法型权力”的冲突。
司马光强调“立嫡以长，礼之正也”，却忽略了现实困境：建成“庸劣居其右”，既无匹配的功绩支撑地位，又以“疾秦王功高”而谋刺，早已突破“宗法礼制”的底线；李世民若真如“子臧之节”退让，不仅自身难保，秦府集团也会被清算。这种“要么夺权、要么覆灭”的绝境，注定了暴力冲突的结局——李渊的“泛舟海池”看似昏聩，实则是对局势失控的无力妥协，他最终承认李世民的地位，本质是对“功绩决定权力”的现实追认。
李世民的“政治手腕”权与柔性善后的平衡
李世民集团的高明，不在于“杀兄逼父”的狠辣，而在于夺权后“恩威并施”的善后策略，这直接决定了唐朝能否避免分裂：
--“威”的一面：诛杀建成、元吉诸子并“绝属籍”，是为了彻底消除东宫-齐府的继承隐患，避免后续“复仇式叛乱”；对庐江王李瑗的叛乱迅速镇压（借王君廓之手），则是对宗室叛乱的震慑，巩固权力基础。
--“恩”的一面：拒绝“尽诛建成、元吉左右百余人”，反而赦免冯立、薛万彻——前者为建成死战，后者曾欲攻秦府，李世民却赞其“忠于所事，义士也”，这是对“忠义”价值观的认可，避免了“株连扩大化”引发的恐慌；尤其对曾劝建成“早除秦王”的魏征，不仅不杀，反而委以重任，更体现了“不计前嫌、唯才是举”的格局——这既是对东宫人才的吸纳，也是向天下传递“只诛首恶、不问胁从”的信号，快速稳定了人心。
此外，夺权后立即“纵禁苑鹰犬，罢四方贡献，听百官各陈治道”，则是通过“轻徭薄赋、开放言路”的民生政策，将权力合法性从“军功”转向“治国能力”，为后续“贞观之治”埋下伏笔。
历史评价的“双面性”议与结果价值的博弈
这段史料最耐人寻味的，是“过程血腥”与“结果积极”
--争议点：“蹀血禁门，推刃同气”的手段，确实突破了宗法伦理的底线，也为后世唐朝宫廷政变（如中宗、睿宗时期的政变）提供了“权力高于礼制”的范本，司马光批评其“贻讥千古”，并非全无道理——暴力夺权的“先例”，客观上削弱了“嫡长继承”的权威性，埋下了唐朝中后期权力继承混乱的隐患。
--价值点：若没有玄武门之变，建成继位后大概率会清算秦府集团，而建成、元吉既无李世民的军事才能，也无其接纳人才、改革弊政的视野，唐朝能否摆脱隋末战乱后的动荡、开创盛世，恐怕要打个问号。从历史结果看，李世民后续的治国实践（任贤、纳谏、轻徭），本质是对“暴力夺权”的“救赎”——他用“贞观之治”的成效，证明了自己不仅是“权力的争夺者”，更是“合格的统治者”。
玄武门之变不是“好人与坏人”的斗争，而是古代皇权体制下“权力继承困境”的缩影：当“宗法名分”与“实际功绩”严重脱节，当最高统治者（李渊）无法平衡各方势力，暴力就成了打破僵局的最后手段。李世民的高明之处，在于他没有让夺权停留在“权力洗牌”，而是通过后续的治国实践，将“血腥开端”转化为“盛世起点”；而其争议之处，也恰恰提醒后世：权力的合法性，终究需要“治理成效”来支撑，而非单纯的“名分”或“暴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