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王李世民府上的官员们都忧心忡忡，不知道该咋办。行台考功郎中房玄龄对比部郎中长孙无忌说：“现在秦王和太子、齐王的矛盾已经公开化了，一旦祸事突然爆发，不光咱们秦王府得玩儿完，国家也得跟着遭殃。我看不如劝秦王学周公，干掉太子和齐王，这样才能保家卫国。现在这局势，那可是千钧一发，机会就在今天！”长孙无忌说：“我早就这么想了，就是一直没敢说。你今天这话，可太合我心意了，我这就去跟秦王说。”说完就进去找李世民。
李世民把房玄龄叫进来商量，房玄龄说：“大王您功劳大得能盖过天地，就该继承皇位。现在您面临危险，这其实是老天爷在帮您呢，您可别再犹豫了！”接着就和秦王府的杜如晦一起劝李世民，赶紧把李建成和李元吉给收拾了。
李建成和李元吉知道秦王府猛将多，就想把这些人拉拢过来为自己所用。他们偷偷给左二副护军尉迟敬德送了一车金银财宝，还写了封信招揽他，说：“希望能得到您这位前辈的关照，咱们交个朋友。”尉迟敬德拒绝说：“我尉迟敬德以前就是个穷光蛋，赶上隋末天下大乱，还在叛军里混过，那罪大得都该杀头。是秦王给了我重新做人的机会，现在又让我在王府里当差，我就想着拼死报答秦王。我对殿下您没啥功劳，可不敢接受这么重的赏赐。要是我私下跟您交往，那就是对秦王不忠，为了利益忘了忠诚，这样的人殿下您要了也没用啊！”李建成一听，气得不行，跟尉迟敬德就绝交了。尉迟敬德把这事告诉了李世民，李世民说：“您的心就跟大山一样坚定，就算给您堆满一斗金子，我也知道您不会动摇。他们送东西您就收下，这也没啥可忌讳的。而且还能通过这事儿知道他们的阴谋，这不是挺好的计策嘛！不然的话，他们说不定就会害您。”
没过多久，李元吉派杀手趁夜去刺杀尉迟敬德。尉迟敬德知道这事儿后，把好几道门都大开着，躺在床上一动不动。刺客好几次都到了院子里，可就是不敢进去。李元吉一看刺杀不成，就跑到皇上面前诬陷尉迟敬德，皇上听了就把尉迟敬德关进大牢审问，还打算杀了他。李世民拼命求情，尉迟敬德这才保住了命。李元吉又诬陷左一马军总管程知节，想把他调出京城去当康州刺史。程知节对李世民说：“大王您的得力助手都快被弄光了，您自己还能撑多久呢！我就是死也不离开，您可赶紧拿定主意啊！”李元吉又想用金银财宝拉拢右二护军段志玄，段志玄根本不搭理他。李建成就跟李元吉说：“秦王府里有智谋的人，能让咱们忌惮的，也就房玄龄和杜如晦了。”于是又在皇上面前说他俩坏话，把他们也给赶走了。
这时候，李世民身边的心腹就剩下长孙无忌还在府里了。长孙无忌和他舅舅雍州治中高士廉、左候车骑将军三水侯君集，还有尉迟敬德这些人，天天劝李世民动手收拾李建成和李元吉。李世民心里犹豫，拿不定主意，就去问灵州大都督李靖，李靖没表态；又问行军总管李世积，李世积也没说话。李世民反倒因为这事儿，更看重他俩了。
正好这时候，突厥的郁射设带着几万骑兵驻扎在黄河南岸，还打进了唐朝边境，包围了乌城。李建成就向皇上推荐李元吉代替李世民，统领各路军队去北边征讨突厥。皇上同意了，还命令李元吉带着右武卫大将军李艺、天纪将军张瑾等人去救乌城。李元吉请求让尉迟敬德、程知节、段志玄，还有秦王府右三统军秦叔宝这些人跟他一起去，还挑走了秦王帐下的精锐士兵，壮大自己的军队。
率更丞王晊偷偷告诉李世民：“太子跟齐王说：‘现在你拿到了秦王的猛将和精兵，手下有好几万人。等我和秦王在昆明池给你送行的时候，你找几个壮士，在帐篷里把秦王给弄死，然后上奏说他暴病身亡，皇上肯定会相信。之后我再让人去劝皇上，把国家大事交给我。尉迟敬德他们到了你手里，就都活埋了，看谁还敢不服！’”李世民把王晊的话告诉了长孙无忌他们，长孙无忌等人一听，都劝李世民先下手为强。
李世民叹了口气说：“自家人互相残杀，这从古到今都是大恶行啊。我也知道大祸就在眼前了，可我想等他们先动手，然后我再以正义之名讨伐他们，这不也行吗？”尉迟敬德说：“谁不珍惜自己的命啊！现在大家都愿意豁出命跟着您，这是老天爷在帮您啊。祸事马上就要发生了，大王您还不当回事儿，您要是自己不在乎，那国家咋办呢！大王要是不听我的，我就只能跑到草莽中去了，我可不能留在大王身边，等着被人宰了！”长孙无忌也说：“要是不听尉迟敬德的，这事儿就全完了。尉迟敬德他们肯定不会再跟着大王，我也得跟着走了，没法再伺候大王您了！”李世民说：“我刚才说的话也不能全不管，你们再想想办法。”尉迟敬德又说：“大王现在遇事犹豫不决，这可不聪明；遇到危险还不做决定，这也不勇敢。而且大王您平时养的那八百多勇士，现在已经进宫了，都穿着铠甲拿着兵器，形势已经这样了，大王您还能停下来吗！”
李世民又去问府里其他官员的意见，大家都说：“齐王这人又凶狠又不讲理，他肯定不会听太子的。最近听说护军薛实对齐王说：‘把大王您的名字合起来，正好是个“唐”字，大王您将来肯定要主持大唐祭祀，当皇帝啊。’齐王听了可高兴了，还说：‘只要除掉秦王，拿下太子之位就跟翻手掌一样容易。’他和太子谋划叛乱还没成功呢，就已经想着要对太子下手了。他们贪心没个够，什么事儿干不出来！要是让他俩得逞了，恐怕这天下就不再是大唐的了。凭大王您的本事，收拾他俩就跟弯腰捡根草一样容易，您咋能为了一点所谓的小节，就忘了国家大事呢！”李世民还是拿不定主意，大家又问：“大王您觉得舜是个什么样的人？”李世民说：“那是圣人啊。”大家就说：“要是舜去挖井，没从井里出来，那就变成井里的烂泥了；要是他去修谷仓，没从上面下来，那就变成谷仓上的灰了，他还怎么恩泽天下，给后世留下治国的方法呢！所以说，小棍子打就挨着，大棍子打就赶紧跑，这是因为要顾全大局啊。”
李世民让人拿龟壳占卜，幕僚张公谨正好从外面进来，一把把龟壳扔在地上，说：“占卜是为了解决疑惑的，现在这事儿没啥可疑惑的，还占卜干啥！要是占卜结果不吉利，难道这事儿就不干了吗！”就这样，大家终于定下了计策。
李世民让长孙无忌悄悄去叫房玄龄他们，房玄龄他们说：“皇上有旨意，不让我们再为秦王做事了。现在要是我们私自去拜见秦王，那可是死罪，我们不敢奉命。”李世民一听就火了，对尉迟敬德说：“房玄龄和杜如晦难道背叛我了吗！”说着就把自己的佩刀递给尉迟敬德，说：“你去看看，要是他们不想来，就把他们脑袋砍下来带回来。”尉迟敬德去了，跟长孙无忌一起劝他们说：“秦王已经下定决心了，你们赶紧进去一起商量大事。我们四个人，别一起在路上走，免得引人注意。”于是房玄龄、杜如晦就穿上道士的衣服，和长孙无忌一起进了秦王府，尉迟敬德则从别的路也到了。
己未日，太白星又在白天出现在天空。傅奕偷偷上奏说：“太白星出现在秦地的分野，这预示着秦王要得天下啊。”皇上就把这事儿告诉了李世民。李世民趁机悄悄上奏，说李建成和李元吉跟后宫的妃子乱搞，还说：“我对兄弟可没有一点对不起他们的地方，现在他们却想杀我，就好像是在给王世充、窦建德报仇。我要是就这么冤死了，永远离开皇上和亲人，到了地下，我都没脸见那些反贼！”皇上看了奏章，大吃一惊，回复说：“明天就审问这事，你早点来上朝。”
庚申日，李世民带着长孙无忌等人进宫，在玄武门设下伏兵。张婕妤偷偷知道了李世民上奏的事儿，赶紧跑去告诉李建成。李建成把李元吉叫来商量，李元吉说：“咱们应该调动宫里和齐王府的军队，称病不去上朝，先看看形势再说。”李建成说：“咱们的兵力都准备好了，还是和你一起进宫去，亲自打听一下消息。”于是两人就一起往玄武门走去。这时候，皇上已经把裴寂、萧瑀、陈叔达等人都叫来了，打算查问这件事。
玄武门之变前因：权力漩涡中的人性与抉择
这段史料堪称“玄武门之变”的“前情提要”，字里行间全是初唐权力斗争的刀光剑影。从现代视角看，它不仅是皇子争储的个案，更藏着古代皇权制度下权力博弈的底层逻辑——没有“温情脉脉”，只有“生存与夺权”的残酷现实。
权力斗争的“零和博弈”：双方的“死局”
李建成与李世民的矛盾，本质是“储君”与“功高皇子”的不可调和。东宫（李建成）的操作很直接：先拉拢秦府核心将领（尉迟敬德、段志玄），拉拢不成便打压（谮害尉迟敬德下狱、调走程知节、驱逐房玄龄杜如晦），最后想借“督军北征”夺秦府精锐，再设局杀李世民——这套组合拳，步步都是“赶尽杀绝”，没给秦府留任何退路。
而秦府的反击，更像“被逼到墙角的自保”。房玄龄、长孙无忌最早点破核心：“祸机窃发，岂惟府朝涂地，乃实社稷之忧”——他们没只谈秦府存亡，而是把李世民的选择和“家国安稳”绑在一起，这既是政治话术，也是事实：若李建成靠阴谋上位，杀尽秦府势力，初建的唐朝大概率会陷入内耗。这种“你死我活”的格局，不是“兄弟情”能化解的，而是皇权集中制下“储位唯一性”的必然结果。
关键人物的“选择”清醒决定了阵营走向
这段里的人物，几乎没有“模糊地带”，每个人的选择都成了局势的“推手”
--尉迟敬德：“忠诚”的极致样本。面对李建成“一车金银器”的诱惑，他的拒绝理由很戳心——“秦王赐以更生之恩，唯当杀身以为报”。更难得的是他的清醒：劝李世民收下贿赂以探敌计，遇刺杀时“洞开重门安卧”（用气场吓退刺客），最后逼李世民下决心时喊出“大王纵自轻，如宗庙社稷何”——他不是“愚忠”，而是看清了“秦府亡则自己亡”，也看清了“李世民上位才是唐朝的稳定选项”。
--李靖、李世积：“中立”的政治智慧。李世民问他们意见，两人都“辞”——不是胆小，而是深谙“皇子储争”的禁忌：不站队，就是对皇权最大的“尊重”，也给自己留了后路。后来李世民重他们，恰恰是因为这种“不结党”的分寸感，这在古代官场是极高明的生存策略。
--张公谨：“破局”的务实者。李世民犹豫着“卜卦决疑”，他直接摔了龟甲：“事在不疑，尚何卜乎！”——一句话点破“占卜只是借口，决心才是关键”。这种“务实”打破了李世民最后的犹豫，也让秦府从“犹豫”转向“行动”。
李世民的“犹豫与决断”：从“守义”到“务实”
这段史料最耐品的，是李世民的“犹豫”。他一开始说“骨肉相残，古今大恶”，想“俟其发，然后以义讨之”——这不是“伪善”，而是古代贵族“道义观”的体现：哪怕要夺权，也想站在“道德制高点”上。
但他的犹豫，被身边人一次次打破：尉迟敬德说“敬德将窜身草泽，不能留居大王左右”（用“离开”逼他），长孙无忌说“无忌亦当相随而去”（用“团队散伙”逼他），幕僚用“舜的故事”劝他——“小杖则受，大杖则走”，意思是“保命、保社稷才是大节，拘泥‘兄弟情’是小节”。最后傅奕的“太白见秦分，秦王当有天下”（天命借口）、以及建成元吉“杀他坑将”的实锤，才让他彻底放弃“道义幻想”，转向“务实夺权”。
这种转变，恰恰是“政治家”的必备素质：不被“虚名”绑住，能在“生死存亡”前拎清“主要矛盾”——对他而言，“活下去”“保秦府”“安社稷”，远比“不杀兄弟”的虚名重要。
跳出个人层面看，“玄武门之变”的前因，本质是初唐“制度漏洞”的产物：李渊既立了李建成为太子，又给了李世民“功盖天地”的兵权和势力（秦府骁将、智士云集），等于在“储君”之外，养了一个“第二权力中心”。
李建成的打压，是“储君”对“威胁者”的正常反应；李世民的反击，是“权力中心”对“生存危机”的必然回应。哪怕没有“淫乱后宫”的指控、没有傅奕的“天命奏报”，只要“两个权力中心”并存，矛盾迟早会爆发——只不过这段史料，把爆发前的“张力”写得淋漓尽致。
说到底，这段史料讲的不是“谁对谁错”，而是古代皇权游戏的“规则”：在“储位”这个唯一的宝座前，兄弟情、道义感都得让位于“生存”与“权力”；而最终能赢的，往往是那些“够清醒、够果断、也够有人支持”的人——李世民恰好是这样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