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颉利、突利两位可汗带着全国兵力来攻打唐朝，一路扎营往南推进，秦王李世民带兵去抵抗。碰巧关中地区连着下了好久的雨，粮食运输都断了，士兵们因为长期征战疲惫不堪，武器装备也破旧损坏，朝廷和军队里的人都很担心。李世民在豳州和敌人碰上了，正准备整顿军队开战呢。己卯日，可汗率领一万多骑兵突然出现在城西，在五陇阪摆开阵势，唐朝的将士们都被吓得不轻。
李世民就跟李元吉说：“现在突厥骑兵这么嚣张，咱们可不能露怯，得跟他们干一仗，你能跟我一起上不？”李元吉害怕地说：“你看突厥这阵仗，咋能轻易出去呢？万一打输了，后悔都来不及！”李世民说：“你不敢去，那我自己去，你就留在这儿看着吧。”说完，李世民就带着骑兵冲到突厥阵前，大声喊：“咱们大唐和可汗可是有和亲的约定，为啥你们要违背约定，跑到我们地盘上来！我是秦王，可汗要是敢单挑，就出来跟我一对一；要是想群殴，我就带这一百骑兵奉陪到底！”颉利可汗摸不透李世民啥情况，就干笑着不回应。
李世民又往前靠近，派骑兵跟突利说：“你以前还跟我结盟，说有难互相帮，现在咋带兵来打我，咱之前的交情都喂狗了吗！”突利也不说话。李世民接着往前走，眼看要渡过沟水了，颉利可汗见李世民这么大胆冲出来，又听到他说什么交情的话，怀疑突利和李世民是不是有啥阴谋，赶紧派人制止李世民，说：“秦王不用渡河，我没别的意思，就是想跟秦王重新巩固一下盟约。”说完就带兵往后退了一点。
从这之后雨越下越大，李世民就跟将领们说：“突厥人打仗靠的就是弓箭，现在雨下了这么久，弓上的筋胶都泡坏了，弓根本没法用，他们就跟折了翅膀的鸟一样。咱们住在房子里，生火做饭，刀槊都很锋利，以逸待劳，这时候不抓住机会进攻，还等啥呢！”于是夜里悄悄出兵，冒雨前进，突厥人被吓得不轻。李世民又派人去跟突利分析利弊，突利听了很高兴，愿意听从李世民的话。颉利可汗想打仗，突利不同意，颉利没办法，就派突利和夹毕特勒阿史那思摩来见李世民，请求和亲，李世民答应了。阿史那思摩是颉利可汗的堂叔。突利还趁机跟李世民套近乎，请求结拜为兄弟。李世民也好好安抚了他一番，双方结盟之后才各自离开。
庚寅日，岐州刺史柴绍在杜阳谷把突厥人打败了。
壬申日，突厥的阿史那思摩来拜见皇上，皇上把他请到御榻上，好好安慰犒劳了一番。阿史那思摩长得像胡人，不太像突厥人，所以处罗可汗怀疑他不是阿史那家族的，在处罗可汗和颉利可汗在位的时候，他一直当夹毕特勒，始终没机会掌管兵权当设。他来唐朝之后，皇上赐给他和顺王的爵位。
丁酉日，朝廷派左仆射裴寂出使突厥。
九月，癸卯日，日南人姜子路造反，交州都督王志远把他打败了。
同一天，突厥来攻打绥州，都督刘大俱把他们击退，还俘虏了三个特勒。
冬天十月，己巳日，突厥攻打甘州。
辛未日，皇上到鄠县南山打猎；癸酉日，又去了终南山。
吐谷浑和羌人攻打叠州，还占领了合川。
丙子日，皇上到楼观，去拜谒老子祠；癸未日，用太牢的礼节祭祀隋文帝陵。
十一月，丁卯日，皇上到龙跃宫；庚午日，回到皇宫。
太子詹事裴矩暂时代理检校侍中。
武德八年（公元625年，乙酉年）
春天一月，丙辰日，朝廷任命寿州都督张镇周为舒州都督。张镇周因为舒州是自己老家，到了舒州后，就在老宅买了好多酒和菜，把亲戚朋友都叫来，大家一起畅快地吃喝，他披散着头发，像以前当老百姓时那样随意地坐着，这样玩了十天。然后他给亲戚朋友们分送金银绸缎，哭着跟他们告别，说：“今天张镇周还能跟老朋友们开心喝酒，明天起，我就是管理百姓的舒州都督了，官民之间有礼仪隔阂，以后就不能再像现在这样来往了。”从那以后，亲戚朋友要是犯了法，他一点都不纵容，舒州境内风气一下子就严肃起来。
丁巳日，朝廷派右武卫将军段德操去巡视夏州地区。
吐谷浑来攻打叠州。
这个月，突厥和吐谷浑都请求和唐朝进行贸易往来，朝廷下诏都同意了。之前因为中原战乱，老百姓缺少耕牛，这下靠和突厥、吐谷浑贸易，各种牲畜在田野里到处都是。
夏天四月，乙亥日，党项来攻打渭州。
甲申日，皇上到鄠县，在甘谷打猎，还在终南山修建太和宫；丙戌日，回到皇宫。
西突厥统叶护可汗派使者来请求通婚，皇上就问裴矩：“西突厥离咱们这么远，要是有啥紧急情况，他们也帮不上忙，现在来求婚，你觉得咋样？”裴矩回答说：“现在北方的突厥正厉害着呢，从咱们国家当前的情况考虑，应该采取远交近攻的策略。我觉得可以答应通婚，这样能威慑颉利可汗；等过几年，咱们国家实力强大了，足以对抗北方的突厥，到时候再慢慢考虑咋处理这事儿。”皇上听了觉得有道理，就派高平王道立去西突厥。统叶护可汗可高兴了。道立是皇上的侄子。
一开始，皇上觉得天下已经基本安定，就把十二军给撤了。结果后来突厥不停地来骚扰，辛亥日，又重新设置十二军，任命太常卿窦诞等人当将军，训练士兵、马匹，打算大规模攻打突厥。
甲寅日，凉州的胡人睦伽陀带着突厥人偷袭都督府，还打进了内城；长史刘君杰把他们打败了。
六月，甲子日，皇上到太和宫。
丙子日，朝廷派燕郡王李艺驻守华亭县和弹筝峡，水部郎中姜行本去截断石岭道，以防备突厥。
丙戌日，颉利可汗来攻打灵州。丁亥日，朝廷任命右卫大将军张瑾为行军总管去抵御突厥，让中书侍郎温彦博当长史。之前，皇上给突厥写信都是用对等国家的礼节，到了秋天7月，甲辰日，皇上跟身边的大臣说：“突厥贪得无厌，我打算征讨他们，从现在起，别再给他们写信了，都用诏敕。”
丙午日，皇上回到皇宫。
己酉日，突厥颉利可汗来攻打相州。
睦伽陀攻打武兴。
丙辰日，代州都督蔺謩和突厥在新城打仗，没打赢；朝廷又命令行军总管张瑾驻守石岭，李高迁赶往大谷去抵御突厥。丁巳日，命令秦王李世民出兵驻守蒲州，防备突厥。
八月，壬戌日，突厥越过石岭，攻打并州；癸亥日，攻打灵州；丁卯日，又攻打潞州、沁州、韩州。
左武候大将军安修仁在且渠川攻打睦伽陀，把他打败了。
朝廷下诏让安州大都督李靖出兵潞州道，行军总管任瑰驻守太行，抵御突厥。颉利可汗带着十多万兵力在朔州大肆抢掠。壬申日，并州道行军总管张瑾和突厥在太谷交战，全军覆没，张瑾自己逃到李靖那儿。行军长史温彦博被突厥俘虏了，突厥人觉得温彦博在朝廷里掌管机密，就问他唐朝的兵力和粮食情况，温彦博不回答，突厥人就把他押到阴山。庚辰日，突厥攻打灵武。甲申日，灵州都督任城王道宗把突厥打败了。丙戌日，突厥攻打绥州。丁亥日，颉利可汗派使者来求和，然后退兵了。
九月，癸巳日，突厥的没贺咄设攻陷了并州的一个县。丙申日，代州都督蔺謩把他们打败了。
癸卯日，朝廷开始让太府检查校对各州的度量衡。
丙午日，右领军将军王君廓在幽州把突厥打败，俘虏和斩杀了两千多人。
突厥又来攻打蔺州。
冬天十月，壬申日，吐谷浑攻打叠州，朝廷派扶州刺史蒋善合去救援。
戊寅日，突厥攻打鄯州，朝廷派霍公柴绍去救援。
十一月，辛卯朔日，皇上到宜州。
暂时代理检校侍中裴矩不再兼任黄门侍郎。
戊戌日，突厥攻打彭州。
庚子日，朝廷让天策司马宇文士及暂时代理检校侍中。
辛丑日，把蜀王元轨改封为吴王，汉王元庆改封为陈王。
癸卯日，给秦王李世民加授中书令，给齐王元吉加授侍中。
丙午日，吐谷浑攻打岷州。
戊申日，眉州的山獠造反。
十二月，辛酉日，皇上回到京城。
庚辰日，皇上到鸣犊泉打猎；辛巳日，回到皇宫。
朝廷任命襄邑王神符为检校扬州大都督。开始把扬州的州府和居民从丹杨迁到长江北岸。
【内核解读】
这段史料勾勒出唐朝立国初期（武德七至八年）的内外困境与应对智慧，既展现了权力核心的谋略博弈，也折射出新生政权在“稳定边疆”与“恢复内政”间的平衡艺术，其中诸多细节对理解初唐政局逻辑极具参考意义。
李世民：从“战场破局者”到“政治潜力股”的崛起
这段记载中，李世民的表现是核心亮点，其行为完全跳出了传统皇子的“安全边界”，展现出远超同辈的军事胆识与政治洞察力。
战术层面：以“心理战”破局危机。豳州之战时，面对突厥万骑压境、己方“士卒疲弊”的绝境，他没有选择常规列阵，反而以“百骑抵阵”的孤勇震慑颉利——先以“单挑邀战”瓦解突厥士气（暗示“唐军不惧死”），再以“香火盟约”挑拨颉利与突利的信任（精准抓住突厥部落联盟的松散性），最终借霖雨天气（突厥弓矢因筋胶溶解失效）发动夜袭，这套“威慑-分化-趁势”的组合拳，本质是“以最小代价撬动战场天平”，完全规避了唐军“粮运阻绝”的短板。
对比凸显差距：李元吉“惧而不敢出”的怯懦，更反衬出李世民的临危决断能力。这种“能打硬仗、会破死局”的特质，不仅为他积累了军中威望（突厥退兵、突利主动结为兄弟），更让他在李渊心中成为“边疆安全的核心依赖”——后续“秦王出屯蒲州”“加中书令”的安排，本质是将其从“战场将领”推向“政治决策者”，为日后的权力格局埋下伏笔。
唐朝对突厥：“打拉结合”的务实边疆策略
面对突厥的反复入寇，唐朝并未采取“一刀切”的强硬对抗，而是呈现出“弹性应对”的智慧，核心逻辑是“以时间换空间”——毕竟此时唐朝刚结束隋末战乱，民生与军备尚未恢复，无法支撑长期大规模征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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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的层面：精准防御而非盲目进攻。唐朝的军事部署始终围绕“止损”与“威慑”展开：柴绍破突厥于杜阳谷、刘大俱获特勒三人、李靖出潞州道设防，均是“针对突厥劫掠路线的点对点反击”；即便张瑾太谷之战全军覆没，也迅速以“李靖接防、李艺屯边”补位，避免防线崩溃。这种“不追求歼灭，但绝不纵容劫掠”的思路，本质是“以防御拖垮突厥（游牧部落依赖速战速决）”。
“拉”经济”绑定利益。一方面以“和亲”分化突厥（许突利盟约、与西突厥统叶护可汗议婚），利用部落矛盾削弱颉利的核心势力；另一方面开放“互市”，既解决了唐朝“民乏耕牛”的民生痛点（史料“杂畜被野”印证其效果），也让突厥从贸易中获利，形成“经济牵制”——这种“打硬的、拉软的”策略，为贞观年间彻底击败突厥争取了关键的准备时间。
内政治理：“严明吏治”与“制度调整”的双重探索
这段记载中，地方治理与制度调整的细节虽简短，却体现了初唐“夯实统治基础”的努力。
张镇周：“公私分明”的吏治范本。作为舒州本地人，他先以“布衣之礼”与亲友酣宴十日，再明确划清“都督与百姓”的界限——“亲戚故人犯法，一无所纵”。这种做法看似“绝情”，实则是对“乡土政治弊端”的精准破解：既避免了“任人唯亲”的腐败，又以“先亲后法”的方式减少了推行新政的阻力，最终实现“境内肃然”。放到今天看，这仍是“地方官处理‘人情与法理’关系”的经典案例。
复置十二军：制度随现实调整的灵活性。李渊最初因“天下大定”罢十二军，后因突厥寇边不断“复置”，并“简练士马”准备征伐。这种“废而复用”的调整，没有拘泥于“制度刚性”，而是以“边疆安全需求”为核心，体现了初唐政权“不唯教条、只唯实效”的治理思路——毕竟对新生政权而言，“稳定”永远是制度设计的第一前提。
整体困境：初唐“多线压力”下的生存现实
这段史料也暴露了唐朝初期的脆弱性：除了突厥这一“主要威胁”，吐谷浑、党项、眉州山獠等先后寇边，甚至“陷合川”“袭都督府”。这种“多线受敌”的局面，本质是隋末战乱后“边疆控制力真空”的后遗症——唐朝虽统一中原，但对西域、西南的统治尚未稳固，只能“被动应对”。而李渊“校猎南山”“幸终南”“谒老子祠”等行为，看似“游幸”，实则也有“稳定人心、彰显皇权正统”的政治意图，毕竟在战乱刚息的背景下，“皇帝的存在感”本身就是一种统治稳定的信号。
综上，这段历史的核心价值，在于展现了初唐政权“在危机中求生存、在妥协中谋发展”的真实状态：李世民的个人能力成为破局关键，唐朝对突厥的“弹性策略”体现了务实智慧，而内政上的吏治与制度调整，则为“贞观之治”的强盛打下了最初的地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