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纪七，起于公元624年（甲申年）六月，止于公元626年（丙戌年）八月，共二年二个月。
武德七年（公元624年，甲申年）
六月辛丑日，皇上跑到仁智宫避暑去啦。辛亥日，泷州、扶州的獠人造反，朝廷赶紧派南尹州都督李光度等人去镇压，很快就把事儿给摆平了。丙辰日，吐谷浑来攻打扶州，还好刺史蒋善合给力，把他们给打跑了。可到了壬戌日，庆州都督杨文干又造反了。
话说之前，齐王李元吉就劝太子李建成除掉秦王李世民，还拍着胸脯说：“哥，这事儿包在我身上，我一定亲手把他解决！”有一次，李世民跟着皇上到李元吉府上，李元吉就在卧室里埋伏了护军宇文宝，打算刺杀李世民。但李建成这人性格比较仁厚，赶紧制止了他。李元吉可就不高兴了，嘟囔着说：“我这可都是为了哥你好，又不是为我自己！”
李建成还私自招募了长安以及各地的两千多勇猛之士，当东宫的卫士，分别驻扎在左、右长林，号称长林兵。他又偷偷让右虞侯率可达志，从燕王李艺那儿调了三百幽州突骑，安置在宫东的各个坊里，想补充东宫的长上卫士，结果这事儿被人告发了。皇上把李建成叫来狠狠责备了一顿，还把可达志流放到巂州去了。
杨文干以前在东宫当过警卫，和李建成关系特别好，李建成还私下让他招募壮士送到长安。皇上要去仁智宫，就命令李建成留守京城，李世民和李元吉都跟着去。李建成趁机让李元吉找机会干掉李世民，还说：“今年可就是咱们成败的关键一年，必须得抓住机会！”同时，李建成又派郎将尔朱焕、校尉桥公山给杨文干送铠甲。这俩人走到豳州的时候，突然倒戈，向皇上告发太子让杨文干起兵，里应外合。巧的是，宁州人杜凤举也跑到宫里来报告同样的情况。皇上一听，那叫一个生气，找了个别的借口，写了个手诏把李建成叫来行宫。李建成害怕得不行，不敢去。太子舍人徐师谟劝他干脆据城起兵算了；詹事主簿赵弘智则劝他降低车马服饰的规格，遣散随从，去皇上那儿谢罪。李建成想来想去，还是选择去仁智宫。离仁智宫还有六十里的时候，他把手下官员都留在毛鸿宾堡，自己只带了十几个骑兵去见皇上。见到皇上就赶紧磕头谢罪，还激动得自己往地上扑，差点没背过气去。但皇上的气可没那么容易消，当天晚上，就把李建成关在帐篷里，只给他吃麦饭，还派殿中监陈福看着他，同时让司农卿宇文颖赶紧去召杨文干。宇文颖到了庆州，把情况跟杨文干一说，杨文干就真的起兵造反了。皇上赶紧派左武卫将军钱九陇和灵州都督杨师道去平叛。
甲子日，皇上找来秦王李世民商量对策。李世民说：“杨文干这小子，居然敢造反，估计他手下那些人很快就会把他抓住杀了。就算没抓住，派个将领去讨伐他也足够了。”皇上却不这么想，说：“没那么简单。杨文干这事儿和李建成有关，我担心响应他的人不少。你还是亲自去一趟吧，等你回来，我就立你为太子。我可不想像隋文帝那样亲手杀了自己儿子，我会封李建成为蜀王。蜀地的兵战斗力不强，要是以后他能听你的，你就留他一条活路；要是不听你的，你收拾他也容易。”
皇上觉得仁智宫在山里，万一叛军突然杀过来不好防守，晚上就带着卫队往山外跑，走了几十里。后来东宫的官员和士兵陆续赶到，皇上就命令他们三十人一队，派兵把他们围起来看守。第二天，又回到仁智宫。
李世民出发之后，李元吉和那些妃嫔们轮流给李建成求情，封德彝也在外面帮着说好话，皇上的心就有点动摇了，又让李建成回京城继续留守。不过皇上还是责备他们兄弟之间不和睦，把责任都推到太子中允王珪、左卫率韦挺、天策兵曹参军杜淹身上，把他们都流放到巂州去了。韦挺是韦冲的儿子。当初洛阳平定之后，杜淹一直没得到官职调动，就想去投靠李建成。房玄龄觉得杜淹这人太狡猾，怕他给李建成出主意，对李世民不利，就跟李世民说了，把杜淹招进了天策府。
这时候，突厥来攻打代州的武周城，还好代州的士兵给力，把突厥人给打败了。
到了七月，己巳日，苑君璋带着突厥人来攻打朔州，总管秦武通出马，把他们击退了。
杨文干这边，居然攻下了宁州，还驱赶掳掠了不少官吏和百姓，然后占据了百家堡。秦王李世民的军队赶到宁州，杨文干的那些手下一下子就都溃散了。癸酉日，杨文干被他的部下给杀了，脑袋被送到京城。同时抓住了宇文颖，也给杀了。
丁丑日，梁师都的行台白伏愿来投降了。
戊寅日，突厥又来攻打原州，朝廷派宁州刺史鹿大师去救援，还让杨师道去大木根山，截断突厥人的退路。庚辰日，突厥又去攻打陇州，朝廷派护军尉迟敬德去迎击。
吐谷浑也来凑热闹，攻打岷州。辛巳日，吐谷浑和党项一起攻打松州。癸未日，突厥攻打阴盘。
甲申日，扶州刺史蒋善合在松州赤磨镇和吐谷浑打了一仗，把吐谷浑打败了。
己丑日，突厥的吐利设和苑君璋一起攻打并州。
甲子日，皇上回到京城。
这时候有人跟皇上说：“突厥为啥老是来骚扰关中啊，还不是因为长安这儿有他们想要的美女、财宝啥的。要是咱们把长安烧了，不在这儿建都，那突厥人就不会再来了。”皇上觉得这主意好像有点道理，就派中书侍郎宇文士及翻过南山，到樊、邓一带去看看有没有适合建都的地方，打算迁都。太子李建成、齐王李元吉、裴寂都觉得这办法不错，纷纷赞成。萧瑀他们虽然知道这事儿不靠谱，但也不敢劝皇上。秦王李世民站出来反对说：“边疆的那些少数民族老是捣乱，这情况自古以来就有。陛下您这么厉害，靠着圣明威武开创了大唐，中原大地都在您的掌控之下，咱们有百万精兵，打仗那是战无不胜。就因为突厥骚扰边境，咱们就迁都躲避，这不是让天下人笑话嘛，以后世世代代都会被人嘲笑的！当年霍去病不过是汉朝的一个将领，还立志要消灭匈奴呢。何况我身为大唐的藩王，给我几年时间，我一定把颉利可汗抓回来，送到您面前。要是我办不到，再迁都也不迟啊。”皇上听了，说：“说得好。”李建成在旁边阴阳怪气地说：“以前樊哙还说要带着十万人在匈奴地盘横着走呢，秦王你这话跟他有啥区别！”李世民反驳道：“现在的形势和以前不一样，用兵的方法也不同，樊哙那就是个没见识的家伙，有啥可说的！不出十年，我肯定能平定漠北，我可没跟您说大话！”皇上这才打消了迁都的念头。李建成和那些妃嫔们又一起在皇上面前说李世民的坏话，说：“突厥虽然老是在边境捣乱，但给点好处他们就走了。秦王打着抵御外敌的幌子，实际上是想掌握兵权，好实现他篡权夺位的阴谋！”
皇上到城南去打猎，太子、秦王、齐王都跟着去了。皇上让他们三个比赛骑马射箭，看谁厉害。李建成有一匹胡马，长得又肥又壮，但是爱尥蹶子。李建成把这匹马给李世民，说：“兄弟，这马可神了，能跳过好几丈宽的山涧。你不是骑马厉害嘛，试试这匹马。”李世民骑着这匹马去追鹿，结果马突然尥蹶子，李世民一下子跳到几步之外，等马站起来，他又骑上去了，就这样连续三次。李世民回头对宇文士及说：“他想用这马弄死我，可生死有命，哪能这么容易伤到我！”李建成听说了这事，就让妃嫔们在皇上面前告状，说：“秦王自己说，他有天命在身，以后要当天下之主，怎么可能随随便便就死了！”皇上听了，那叫一个生气，先把李建成和李元吉叫来，然后把李世民也叫来，责备他说：“天子是有天命的，可不是光靠智谋和力量就能得到的，你怎么这么着急想当皇帝啊！”李世民赶紧摘下帽子，磕头请皇上把他交给司法部门去调查。皇上的气还是没消，正好这时候有官员来报告说突厥入侵，皇上这才脸色缓和了点，还安慰鼓励了李世民一番，让他戴上帽子，系好衣带，一起商量怎么对付突厥。闰月己未日，皇上下诏让李世民和李元吉带兵去幽州抵御突厥，还在兰池给他们送行。每次有外敌入侵，皇上就派李世民去征讨，可等事情一平息，对李世民的猜疑和嫌隙就更深了。
话说隋末的时候，京兆人韦仁寿在蜀郡当司法书佐，他判的那些囚犯被押到刑场的时候，还会朝着西边给韦仁寿拜佛，然后才甘心赴死。唐朝建立之后，爨弘达带着西南的少数民族归附朝廷，朝廷派使者去安抚他们，结果那些使者大多又贪婪又放纵，当地百姓苦不堪言，甚至有人因此造反。这时候韦仁寿在巂州当都督长史，皇上听说了他的名声，就任命他为检校南宁州都督，暂时把治所设在越巂，让他每年去南宁州安抚一次百姓。韦仁寿这人性格宽厚，有见识有度量，接到任命后，带着五百士兵到了西洱河，在周围几千里的地方走了个遍，那些少数民族的首领一听说他来了，都纷纷归附，跑过来拜见他。韦仁寿按照皇上的旨意，设置了七个州、十五个县，让那些少数民族首领当刺史、县令。他制定的法令清明严肃，少数民族的百姓都很信服。韦仁寿准备回去的时候，那些首领都说：“天子派您来都督南宁，您怎么这么快就要走啊？”韦仁寿借口说城池还没建起来。那些首领一听，马上一起给韦仁寿建城，还盖了办公的房子，十天就完工了。韦仁寿只好说：“我接到的诏令只是让我来安抚你们，可不敢擅自留下来。”那些少数民族百姓都哭着送他，还各自派子弟去朝廷进贡。壬戌日，韦仁寿回到朝廷，皇上特别高兴，就让韦仁寿去镇守南宁，还派兵驻守。
苑君璋又带着突厥人来攻打朔州。
八月，戊辰日，突厥攻打原州。
己巳日，吐谷浑攻打鄯州。
壬申日，突厥攻打忻州，丙子日，又攻打并州，京城都戒严了。戊寅日，突厥攻打绥州，刺史刘大俱把他们给击退了。
【内核解读】
这段史料堪称唐初政局的“缩影切片”，既暴露了皇室内部储位之争的血腥暗流，也展现了王朝应对边疆危机的战略分歧，更藏着地方治理的早期智慧，每一处细节都在塑造初唐的政治底色。
储位之争：从“暗斗”到“险棋”，李渊的摇摆埋下祸根
武德七年的“杨文干之乱”，本质是太子李建成与秦王李世民权力矛盾的集中爆发，也是李渊在储位问题上“和稀泥”式统治的直接恶果。
--李建成的“急功近利”：私募“长林兵”、调幽州突骑补东宫、勾结杨文干私送甲胄，甚至纵容元吉刺杀世民，每一步都在突破“太子”的权力边界——他既怕世民的军功威胁储位，又缺乏稳妥的政治手腕，只能用“募私兵”“搞暗杀”这种险招，暴露了其政治格局的狭隘。而元吉那句“为兄计耳，于我何有”，更戳破了兄弟联盟的本质：不过是元吉借建成之手除世民，自己再谋后续的权力真空，皇室亲情早已沦为权力的垫脚石。
--李渊的“致命犹豫”：得知杨文干与建成勾结后，他先承诺世民“还，立汝为太子”，甚至计划封建成为蜀王（“蜀兵脆弱，取之易耳”），这本是解决储位矛盾的关键契机；但转头就因元吉、妃嫔的求情，以及封德彝的“营解”而变卦，最终只流放王珪、韦挺等下属“甩锅”，对建成的核心过错轻拿轻放。这种“既想制衡又不敢决断”的态度，不仅让世民的期望落空，更让建成觉得“父皇会护着自己”，反而加剧了双方的猜忌——此后的“胡马害世民”“造谣世民有天命”，本质是建成看透了李渊的软弱，愈发肆无忌惮地打压世民，而世民的“免冠顿首请案验”，也不过是暂时的隐忍，玄武门之变的种子，其实在此时已悄然埋下。
边疆危机：“迁都避寇”与“决战漠北”，战略分歧背后的权力算计
突厥、吐谷浑的频繁寇边（一年之内寇代州、朔州、原州等十余次），是初唐面临的最大外部威胁，而“迁都与否”的争论，表面是战略选择，实则是皇室内部的权力博弈。
--“迁都派”的短视与私心：李建成、元吉、裴寂主张“焚长安迁都”，理由是“突厥寇边因子女玉帛在长安”，看似是“避祸”，实则藏着两层私心：一是借“迁都”打乱世民的权力根基——世民的军功多在北方，长安是其天策府势力的核心，迁都意味着世民的兵权、人脉会被削弱；二是“得赂则退”的论调，本质是不愿让世民借“御寇”再掌兵权，毕竟每次突厥来犯，李渊都要靠世民领兵平叛，世民的军功只会越来越多。
--李世民的“战略清醒”：他反对迁都的核心，不仅是“贻四海之羞”的尊严问题，更藏着对突厥的战略判断——突厥虽强，但并非不可战胜，“不出十年，必定漠北”的断言，既是对自身军事能力的自信（毕竟他平窦建德、王世充的军功摆在那），也是对初唐国力的判断；而“外托御寇之名，内欲总兵权”的诋毁，恰恰戳中了建成的痛点：世民的“兵权”本就是李渊一次次“寇来则用、寇去则疑”给的，建成怕的不是世民“御寇”，而是怕他借“御寇”彻底掌握军权，最终威胁自己的储位。
值得注意的是，李渊最终“止迁都”，并非完全认同世民的战略，更多是被“百世之笑”的尊严绑架——但他“每有寇盗，辄命世民讨之，事平之后，猜嫌益甚”的操作，又陷入了新的恶性循环：世民的军功越盛，李渊的猜忌越深；李渊的猜忌越深，建成的打压越狠，世民只能靠“平寇”不断巩固兵权以求自保，形成了“权力越稳越危险”的怪圈。
地方治理：韦仁寿的“柔性智慧”，初唐民族政策的早期范本
在皇室内斗、边疆告急的混乱中，韦仁寿安抚西南夷的事迹，堪称初唐地方治理的“清流”，也提供了“以夷治夷”的早期成功经验。
隋末的西南夷“叛者屡起”，根源是朝廷遣使“贪纵”，用高压、掠夺式的治理激化矛盾；而韦仁寿的做法恰好相反：带五百兵深入西洱河，不搞“武力征服”，而是“承制置七州十五县，以豪帅为刺史、县令”——既尊重当地部族的权力结构，又用“法令清肃”规范秩序，甚至让蛮夷主动为他筑城、送子弟入贡。这种“不强迫、不掠夺、因地制宜”的治理逻辑，本质是对“大一统”的灵活诠释：不是用中原制度强行改造边疆，而是用“宽厚+法治”赢得认同，既稳固了西南边疆，也为后来唐朝的“羁縻制度”提供了雏形。而李渊“命仁寿徙镇南宁，以兵戍之”的决策，也体现了初唐对“有效治理”的重视——相比皇室内部的权力倾轧，这种“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的治理，才是唐朝能稳定下来的真正基石。
结语：武德七年的“三重镜像”
这段史料像三面镜子：一面照出皇室内部的“人性之暗”——权力面前，亲情、道义皆可抛；一面照出王朝战略的“选择之难”——是苟且避祸还是迎难而上，考验的不仅是国力，更是统治者的格局；一面照出地方治理的“智慧之光”——真正的统治，从来不是靠武力压制，而是靠尊重与共赢。而这三面镜子折射出的，正是初唐从“动荡”走向“稳定”的曲折路径：既要解决内部的权力矛盾，又要应对外部的生存威胁，还要摸索治理的有效方式，每一步都如履薄冰，而武德七年的这些事，正是这条路上最关键的“试错”与“铺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