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淮阳王道玄吃了败仗后，山东地区那可是一片人心惶惶。洺州总管庐江王瑗直接放弃城池往西跑路，好多州县也纷纷倒戈，归附了刘黑闼。就短短十天时间，刘黑闼就把之前丢的地盘又都拿回来了，乙亥那天，还占领了洺州。到了十一月庚辰，沧州刺史程大买被刘黑闼逼得没办法，也弃城跑了。齐王元吉呢，一看刘黑闼兵强马壮，吓得根本不敢往前冲。
话说当年皇上在晋阳起兵，那可全是秦王世民出的主意。皇上还跟世民说：“要是这事儿成了，天下都是你打下来的，到时候就立你当太子。”世民赶紧拜谢，还推辞了一番。后来皇上成了唐王，手下的人又请求让世民当世子，皇上都准备立了，结果世民又坚决推辞，这事儿才作罢。太子建成这人，性格倒是宽厚简单，可就喜欢喝酒、玩女人、打猎啥的；齐王元吉呢，毛病也不少，他俩在皇上那儿都不太受宠。反倒是世民，功劳和名声越来越大，皇上心里就老想着让他取代建成当太子。建成知道了，心里那叫一个不踏实，就和元吉一块儿合计，想着怎么整垮世民，两人各自拉帮结派。
皇上到了晚年，后宫宠妃可多了，小王子都有二十来个。这些妃子们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都使劲巴结几位年长的皇子。建成和元吉更是各种讨好那些妃嫔，送礼、拍马屁啥手段都用上了，就为了讨皇上开心。甚至还有传言说他俩和张婕妤、尹德妃有不正当关系，不过皇宫里的事儿，本来就很隐秘，真假也不好说。那时候，东宫、各位王公、妃主家，还有后宫亲戚，在长安城里那是横着走，啥违法的事儿都敢干，官府都不敢管。世民住在承乾殿，元吉住在武德殿后院，他们和皇上住的地方、东宫之间，白天晚上都能随便通行，一点限制都没有。太子、秦王和齐王进宫见皇上，都是骑着马，带着弓箭、刀这些东西，见面就跟一家人似的随便。太子下的命令，秦王、齐王的指令，和皇上的诏书、敕令都一块儿发出来，下面的人都不知道该听谁的，只能看哪个先收到就按哪个办。就世民不怎么搭理那些妃嫔，结果那些妃嫔就使劲夸建成和元吉，说世民的坏话。
世民平定洛阳后，皇上派贵妃她们好几个人去洛阳挑选隋朝的宫女，顺便收罗府库里的宝贝。这些贵妃私下里找世民要宝贝，还想给自家亲戚弄个官当当，世民说：“宝贝都登记上报了，官职得给有才能、有功劳的人。”全都没答应，这下可把贵妃们给得罪了。世民觉得淮安王神通有功，就给了他几十顷田。张婕妤她爸通过张婕妤找皇上要这块田，皇上就下了个手令把田赐给了他。可神通说秦王的指令在先，就没把田给出去。张婕妤就跟皇上告状说：“皇上您赐给我爸的田，被秦王抢走给了神通。”皇上一听就火了，责备世民说：“我的手令还不如你的指令吗！”过了几天，皇上又跟左仆射裴寂说：“这小子在外面带兵时间长了，被那些书生给教坏了，已经不是以前那个乖儿子了。”尹德妃她爸阿鼠特别嚣张，秦王府的杜如晦从他家门口路过，阿鼠家的几个仆人就把杜如晦拉下马，还揍了他一顿，把他一根手指都打折了，还说：“你算老几，敢过我家门口不下马！”阿鼠怕世民跟皇上告状，就先让尹德妃跟皇上说：“秦王的手下欺负我们家。”皇上又生气地责备世民说：“我妃嫔家都被你手下欺负，那老百姓还不得遭殃！”世民怎么解释，皇上都不信。
世民每次在宫里陪皇上吃饭，看到那些妃嫔，就想起早去世的太穆皇后，觉得她没能看到皇上打下天下，心里难过，有时候就忍不住哭了。皇上看到他这样，心里也不痛快。那些妃嫔就趁机偷偷跟皇上说坏话：“现在天下太平，皇上您年纪也大了，就该好好享受生活，可秦王每次都自己偷偷哭，肯定是讨厌我们。等皇上您百年之后，我们娘几个肯定得被秦王整死，一个都活不了！”说完还一块儿哭，又接着说：“皇太子又仁厚又孝顺，皇上您要是把我们娘几个托付给他，肯定能保我们周全。”皇上听了也挺伤心，从这以后，就打消了换太子的念头，对世民也越来越疏远，和建成、元吉倒是越来越亲近。
太子中允王珪和洗马魏征就劝太子说：“秦王那功劳大得没话说，朝廷内外都服他。殿下您就因为年纪大才当了太子，可没啥大功劳能镇住大家。现在刘黑闼那伙人刚被打散，剩下的人还不到一万，粮草也不够，咱们派大军去，那不得跟捏死只蚂蚁一样容易。殿下您应该亲自去打这一仗，捞点功劳，顺便结交一下山东的豪杰，这样以后也能安稳点。”太子听了觉得有道理，就跟皇上请求带兵出征，皇上答应了。这王珪呢，是頍的哥哥的儿子。甲申这天，皇上下诏让太子建成带兵去讨伐刘黑闼，陕东道大行台以及山东道行军元帅，还有河南、河北各个州，都得听建成指挥，他可以随机应变处理事务。
乙酉这天，皇上封了宗室略阳公道宗等十八个人为郡王。道宗是道玄的堂弟，当时是灵州总管，梁师都派他弟弟洛儿带着好几万突厥兵来围攻灵州，道宗瞅准机会出城反击，把敌军打得大败。突厥和梁师都勾结，派郁射设进驻原来的五原，道宗又把他给赶跑了，还拓展了一千多里的地盘。皇上觉得道宗的军事才能就像三国时曹魏的任城王曹彰，就封他为任城郡王。
丙申，皇上到宜州去了。
己亥，齐王元吉派兵在魏州攻打刘十善，把他打败了。
癸卯，皇上在富平打猎。
刘黑闼带着兵往南走，相州以北的州县大多都归附了他，只有魏州总管田留安带兵坚守。刘黑闼怎么攻都攻不下来，就带兵往南打下了元城，然后又回来接着攻魏州。
到了十二月庚戌，皇上又封了宗室孝友等八个人为郡王。孝友是神通的儿子。
丙辰，皇上在华池打猎。
戊午，刘黑闼攻下了恒州，把刺史王公政给杀了。
庚申，皇上回到长安。
癸亥，幽州大总管李艺又收复了廉州和定州。
甲子，田留安攻打刘黑闼，把他打败了，还抓住了莘州刺史孟柱，六千多将士投降。那时候，山东的豪杰好多都杀了当地长官响应刘黑闼，搞得上下互相猜疑，人心惶惶。可田留安对待手下的官吏和百姓，那是真心实意，一点不怀疑。不管是谁来汇报事情，不管亲疏远近，都能直接到他卧室里去。他还经常跟官吏百姓说：“咱们都是为国家抵抗敌人的，当然得齐心协力。要是有人想背叛国家跟了敌人，那就直接砍了我的脑袋拿走。”大家听了都互相告诫说：“田公这么真诚地对待咱们，咱们得拼死报答他，可不能背叛他。”有个叫苑竹林的，本来是刘黑闼那边的人，心里一直想叛变。田留安知道这事儿，却没声张，还把他安排在自己身边，让他掌管钥匙。苑竹林特别感动，从此就真心归顺了，最后还立了不少功劳。田留安因为这事儿被进封为道国公。
乙丑，并州刺史成仁重攻打范愿，把他打败了。
刘黑闼攻打魏州一直没打下来，这时候太子建成和齐王元吉的大军到了昌乐。刘黑闼带兵来抵抗，双方摆好阵势，结果两次都没打起来就散了。魏征就跟太子说：“之前打败刘黑闼的时候，他手下那些将领都被列在处死名单上，家属也被抓起来了。所以齐王来的时候，虽然下诏书赦免了他们的罪，可他们根本不信。现在咱们应该把那些俘虏都放了，好好安抚他们，然后打发他们走，这样就能看着他们自己散伙了！”太子觉得有道理，就照做了。刘黑闼这边粮食吃完了，好多人都跑了，还有人绑了他们的首领来投降。刘黑闼怕城里的兵出来，和外面的大军前后夹击，就趁夜逃跑了。跑到馆陶的时候，永济桥还没修好，过不去。壬申这天，太子和齐王带着大军赶到了，刘黑闼让王小胡背对着河水摆好阵势，自己看着桥修好后，就过了桥往西跑，这一下他的军队就彻底崩溃了，大家都扔下武器投降。唐军过桥去追刘黑闼，才过去一千多骑兵，桥就坏了，所以刘黑闼带着几百人跑掉了。
皇上因为隋朝末年很多士兵在高丽战死或者被俘，这一年，就给高丽王建武写了封信，让他把这些人都送回来，同时也让各个州县找找在中原的高丽人，送他们回国。建武接到诏书后，前前后后送回来的中国百姓有上万人。
【内核解读】
这段史料勾勒出唐初政权巩固期的复杂图景，其中交织着地方叛乱、储位博弈、政策调试与人性纠葛，放在今天看，仍有不少值得深思的维度：
地方治理的“高压陷阱”与政策弹性的重要性
刘黑闼能短时间内“尽复故地”，本质是隋末战乱后地方对新政权的认同尚未稳固，而唐朝初期对叛乱者的“悬名处死、妻子系虏”的高压政策，反而激化了矛盾——失败者看不到生路，自然会抱团反抗。直到魏征给李建成献策，改镇压为安抚，“悉解其囚俘，慰谕遣之”，才让刘黑闼军因“食尽众亡”而溃散。这揭示了一个治理规律：对抗性矛盾中，“留生路”比“斩尽杀绝”更能瓦解对立面。田留安守魏州时，以“坦然无疑”待吏民，甚至感化潜在反叛者，更印证了“人心向背”才是最坚实的防线——比起武力威慑，真诚的信任往往能凝聚更持久的力量。
储位之争：规则与现实的撕裂
李建成与李世民的矛盾，本质是“嫡长子继承制”与“功勋法理”的碰撞。李渊早年承诺“天下皆汝所致，当以汝为太子”，却因李建成的“嫡长”身份和后期的政治运作（勾结后宫、拉拢势力）而动摇，反映出古代皇权继承中“规则”的脆弱性——既讲“嫡长优先”，又难抵“功勋权重”的现实，更受掌权者个人情感（晚年被内宠左右）的裹挟。
李世民的“刚直”与李建成的“圆滑”形成鲜明对比：李世民拒绝妃嫔求官求货，坚持“官当授贤才有功者”，虽守住原则，却忽视了宫廷政治的“人情逻辑”；李建成则“曲意事诸妃嫔，谄谀赂遗无所不至”，用灰色手段争取支持。这种差异背后，是两种政治哲学的碰撞——但在皇权至上的语境下，“原则”往往敌不过“人心算计”，这也为后来玄武门之变埋下伏笔。
权力场中的“细节杀伤力”
史料中几个细节极具警示性：张婕妤之父争田、尹德妃家童殴伤秦王府属，这些看似琐碎的冲突，被后宫妃嫔利用为攻击李世民的武器，最终让李渊发出“我手敕不如汝教邪”“非复昔日子也”的怨怼。这说明权力斗争中，“大事”往往由“小事”发酵而来，对人际关系的忽视、对潜在敌意的轻视，可能成为致命弱点。
反观李建成，他主动请缨讨刘黑闼，既是为捞取军功，也是为“结纳山东豪杰”的政治目标+务实的行动，让他在储位之争中逐渐占据主动。们：在复杂的竞争中，“目标明确+手段灵活”往往比“只守原则”更易立足。
历史的“蝴蝶效应”
这段史料中的诸多伏笔，最终都指向了唐朝初年的重大转折：刘黑闼叛乱的平定，让李建成巩固了地位；李渊对李世民的“浸疏”，加剧了兄弟矛盾；魏征的策略调整，既显其才能，也为他后来辅佐李世民埋下伏笔。历史的走向，从来不是单一因素决定的，而是政策、人性、时机等无数变量交织的结果。
从现代视角看，这段历史最深刻的启示或许是：权力的稳定，既需要“硬实力”（军事、功勋），也需要“软实力”（人心、策略）；而任何忽视“平衡”的做法——无论是过度依赖高压，还是放任派系内斗——最终都可能付出沉重代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