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卯日，把山东行台给撤了。
壬申日，代州总管定襄王李大恩被突厥弄死了。这事儿还得往前说，之前李大恩上奏说突厥闹饥荒，马邑这块儿能拿下，李渊就下令让殿内少监独孤晟带兵和李大恩一起去打苑君璋，约好二月在马邑会合。结果独孤晟迟到了，李大恩没办法单干，只能在新城驻扎。颉利可汗派了好几万骑兵，和刘黑闼一块儿把李大恩围了。李渊赶紧派右骁卫大将军李高迁去救他。可还没等救兵到，李大恩这边粮食吃完了，只能趁夜逃跑，结果半道被突厥截胡，士兵们一下子就溃散了，李大恩也死了，李渊觉得挺可惜。独孤晟因为这事儿被判了个死缓，流放到边境去了。
丙子日，行台民部尚书史万宝去攻打徐圆朗的陈州，成功拿下。
戊寅日，广州的贼头邓文进、隋朝的合浦太守宁宣、日南太守李晙都跑来投降。
五月庚寅日，瓜州的土豪王干把贺拔行威砍了，然后投降，瓜州这地儿就平定了。
突厥跑去忻州捣乱，被李高迁给打跑了。
六月辛亥日，刘黑闼带着突厥人来侵犯山东，李渊下诏让燕郡王李艺去收拾他们。
癸丑日，吐谷浑来攻打洮州、旭州、叠州，被岷州总管李长卿打败。
乙卯日，又派淮安王李神通去打徐圆朗。
丁卯日，刘黑闼又带着突厥去定州搞事情。
到了秋天七月甲申日，专门给秦王李世民盖了个弘义宫，让他住进去。李世民去打徐圆朗，一口气拿下十多座城，名声都传到淮水、泗水一带了，把杜伏威吓得够呛，主动请求入朝。李世民觉得淮水、济水之间差不多平定了，就安排淮安王李神通、行军总管任瑰、李世积接着攻打徐圆朗，自己在乙酉日班师回朝。
丁亥日，杜伏威来长安入朝，李渊对他那叫一个客气，把他请到御榻上，封他为太子太保，还让他继续兼任行台尚书令，留在长安，地位比齐王李元吉还高，各种宠他。同时任命阚棱为左领军将军。这时候李子通跟乐伯通说：“杜伏威都来了，江东还没安定呢，咱回去召集以前的旧部，说不定能立大功。”于是他俩就往回跑，结果跑到蓝田关，被官府抓住，都给砍了。
刘黑闼到了定州，他以前的将领曹湛、董康买之前逃到鲜虞，这会儿又召集人马响应他。甲午日，李渊任命淮阳王李道玄为河北道行军总管，去讨伐刘黑闼。
丙申日，迁州人邓士政把刺史李敬昂给抓了，起兵造反。
丁酉日，隋朝的汉阳太守冯盎接到李靖的文书，带着手下投降了。唐朝把他原来管的地方设成高、罗、春、白、崖、儋、林、振八个州，任命冯盎为高州总管，封耿国公。之前有人劝冯盎说：“唐朝刚平定中原，还顾不上咱这儿，您管着二十多个州，地盘比当年赵佗还大，应该自称南越王。”冯盎说：“我们家在这儿都五代了，当官的都是自家人，富贵到顶了。我一直怕担不起家族的责任，给祖先丢脸，哪敢学赵佗自己称王啊！”于是就投降了。这下岭南地区就全平定了。
八月辛亥日，把洺州、荆州、交州、并州、幽州这五个州设为大总管府。
还把隋炀帝改葬到扬州的雷塘。
甲戌日，吐谷浑又来攻打岷州，把总管李长卿打败了。李渊赶紧下诏让益州行台右仆射窦轨、渭州刺史且洛生去救援。
乙卯日，突厥颉利可汗来侵犯边境，李渊派左武卫将军段德操、云州总管李子和带兵抵抗。这李子和本来姓郭，因为讨伐刘黑闼立了功，被赐姓李。丙辰日，颉利可汗带着十五万骑兵进了雁门，己未日，又去攻打并州，还另外派兵去打原州。庚申日，李渊让太子从幽州道出兵，秦王李世民从秦州道出兵，去抵御突厥。李子和往云中方向去袭击颉利可汗，段德操则去夏州，准备截断突厥的退路。
辛酉日，李渊问大臣们：“突厥来打咱，现在又求和，到底是和还是战，哪个对咱有利？”太常卿郑元璹说：“打仗的话仇就结大了，还是求和好。”中书令封德彝说：“突厥仗着人多，一直瞧不起咱。要是不打仗就求和，显得咱太弱，明年他们肯定还来。我觉得不如打他们一顿，打赢了再谈和，这样咱既有恩又有威。”李渊觉得封德彝说得对，就听了他的。
己巳日，并州大总管襄邑王李神符在汾东把突厥打败了；汾州刺史萧顗也打了胜仗，杀了突厥五千多人。
吐谷浑把洮州给占了，李渊派武州刺史贺拔亮去抵抗。
丙子日，突厥又去攻打廉州；戊寅日，把大震关也给占了。李渊派郑元璹去见颉利可汗。当时突厥几十万精锐骑兵，从介休到晋州，几百里的山谷里全是。郑元璹见到颉利可汗，就指责他不讲信用，跟他一顿理论，把颉利可汗说得有点不好意思。郑元璹趁机劝颉利可汗说：“咱唐朝和你们突厥，风俗习惯不一样，你们就算占了唐朝的地儿，也没法住啊。现在抢的东西，都进了你们下面人的口袋，对可汗您有啥好处？不如退兵，重新和唐朝和亲，您也不用辛苦奔波，还能白白得到金银财宝，都进了您可汗的府库，这不比您抛弃多年的兄弟情谊，还跟唐朝结下子孙后代的仇强多了？”颉利可汗一听挺高兴，就带兵回去了。郑元璹从义宁年间开始，五次出使突厥，好几次都差点死了。
九月癸巳日，交州刺史权士通、弘州总管宇文歆、灵州总管杨师道在三观山把突厥揍了一顿。乙未日，太子带兵回朝。丙申日，宇文歆又在崇岗镇截击突厥，大破敌军，杀了一千多人。壬寅日，定州总管双士洛等人在恒山南边打突厥，丙午日，领军将军安兴贵在甘州也把突厥打败了。
刘黑闼把瀛州给占了，还把刺史马匡武杀了。盐州人马君德献城，归附刘黑闼。
高开道跑去攻打蠡州。
冬天十月己酉日，李渊下诏让齐王李元吉去山东讨伐刘黑闼。壬子日，任命李元吉为领军大将军、并州大总管。癸丑日，贝州刺史许善护和刘黑闼的弟弟刘十善在鄃县干了一仗，许善护全军覆没。甲寅日，右武候将军桑显和在晏城把刘黑闼打败。观州刺史刘会却献城归附刘黑闼。
契丹来侵犯北平。
甲子日，李渊让秦王李世民兼任左、右十二卫大将军。
乙丑日，行军总管淮阳王李道玄和刘黑闼在下博打仗，结果打输了，李道玄还被刘黑闼杀了。当时李道玄带了三万人，和副将史万宝关系不咋地。李道玄带着轻骑兵先冲出去攻打敌人，让史万宝带大军跟上。可史万宝按兵不动，还跟身边人说：“我接到皇上的手令，说淮阳王这小子，军事都得听我的。现在他轻率冒进，如果我跟他一块儿冲，肯定都得完蛋，不如拿他当诱饵，他要是败了，敌人肯定争着往前冲，我再摆好阵势等着，肯定能打败他们。”就这么着，李道玄孤军深入，最后战死。史万宝这时候想带兵打仗，可士兵们都没了斗志，一下子就溃败了，史万宝也只能灰溜溜地逃回去。李道玄之前经常跟着秦王李世民打仗，死的时候才十九岁，李世民特别惋惜，跟别人说：“道玄以前老跟着我打仗，看我深入敌阵，心里羡慕，就学着我，结果弄成这样。”说着还掉了眼泪。李世民从起兵开始，前前后后打了几十仗，经常亲自带头，带着轻骑兵深入敌阵，虽然好几次都很危险，但从来没被刀剑伤到过。
林士弘派他弟弟鄱阳王林药师去攻打循州，刺史杨略跟他打了一仗，把林药师杀了，林士弘的将领王戎带着南昌州投降。林士弘害怕了，己巳日，请求投降。可没过多久，又跑到安成山洞躲起来，袁州有人起来响应他。洪州总管若干则派兵把他们打败了。正好林士弘死了，他的手下也就散伙了。
【内核解读】
这段史料生动勾勒出唐初（武德年间）国家治理的复杂图景，既展现了王朝初创期的动荡与挑战，也折射出统治者在军事、外交、内政上的策略博弈，其中诸多细节值得深析：
内外困局：统一战争与边疆威胁的双重博弈
唐初面临的核心矛盾，是“内部统一”与“外部防御”的交织。对内，刘黑闼、徐圆朗、林士弘等割据势力此起彼伏，尤其是刘黑闼在河北的反复叛乱（“引突厥寇山东”“陷瀛州”），反映出唐朝对原窦建德旧部控制的薄弱，需多次派遣宗室（淮安王神通、淮阳王道玄、齐王元吉）与名将（李世民）征讨，凸显地方势力对新政权的抵触。对外，突厥颉利可汗以“数十万精骑”频繁南侵（雁门、并州、原州等地），吐谷浑袭扰洮、岷等州，形成“北有突厥、西有吐谷浑”的边疆压力，王朝不得不双线作战。
这种困局中，唐朝的应对呈现“刚柔并济”的特点：对内部割据以军事打击为主（如李世民“下十馀城”平徐圆朗），辅以招抚（如邓文进、冯盎归附）；对外部威胁则“战和并举”——既派李高迁、窦轨等武力抵抗，又遣郑元璹外交斡旋，最终以“胜而后和”（封德彝之策）达成暂时妥协，既避免了过度消耗，又维持了威慑力，体现了对国力的清醒认知。
制度与人性：权力运行中的效率与隐患
史料中诸多细节暴露了制度初创期的漏洞与人性对决策的影响。
--军事协调的致命缺陷：定襄王李大恩之死，直接源于独孤晟“失期不至”，导致孤军无援；淮阳王道玄战死下博，因副将史万宝“拥兵不进”，甚至以“王饵贼”的私心误事。这两起悲剧直指战时指挥体系的松散——将领权责不清、配合失当，暴露出唐初军事制度（如行军总管制）在协调效率上的短板，也警示“将在外”的自主性与纪律性需要平衡。
--权力控制的微妙平衡：杜伏威入朝后“延升御榻”“位在齐王元吉上”，看似荣宠，实则是唐朝“调虎离山”的控制术（解除其江东兵权）；冯盎拒绝“效赵佗自王”而主动归附，既因家族“五世为牧伯”的本土根基，也源于对唐朝统一趋势的判断，而朝廷以“八州封总管”的优待安抚，展现了对边疆豪强“以土官治土民”的务实策略，为后来岭南稳定奠定基础。
外交智慧：实力为基的“恩威兼施”
对突厥的应对堪称唐初外交典范。面对颉利可汗“数百里间填溢山谷”的重兵压境，唐朝内部出现“和”（郑元璹）与“战”（封德彝）的分歧。最终“先战后和”的选择，既以襄邑王神符、萧顗等的军事胜利（“斩首五千馀级”）展示实力，又借郑元璹“突厥得唐地不能居”的理性分析（击中游牧政权经济短板）与“金币入可汗府库”的利益诱惑，迫使颉利退兵。这种“以战促和”的逻辑，既避免了“示弱”导致的持续侵扰，又未陷入长期战争的消耗，实为弱小时期的务实选择。而郑元璹“五使突厥，几死者数焉”的经历，则凸显了外交作为“战争延续”的凶险与重要性。
统一进程的必然与偶然
从全局看，唐初的动荡本质是“乱世向治世”的过渡。林士弘的兴衰、高开道的寇掠、徐圆朗的覆灭，最终都指向统一的必然——唐朝通过军事打击（李世民、李元吉等）、制度整合（设大总管府强化地方控制）、文化认同（改葬隋炀帝以承正统），逐步瓦解割据势力。但偶然事件也影响进程：若独孤晟不失期，李大恩或可收复马邑；若史万宝配合道玄，河北平叛或可加速。这些“偶然”恰恰说明，统一并非一蹴而就，而是在无数博弈与试错中逐步实现。
综上，这段史料犹如一面棱镜，折射出唐初统治者在“打天下”与“治天下”之间的艰难平衡：既要以武力扫平障碍，又需以智慧化解危机；既要约束人性之私，又要借制度之力凝聚共识。正是在这种“破与立”的反复博弈中，唐朝逐步走出动荡，为贞观盛世埋下伏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