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初，秦王府有个叫杜如晦的，他叔叔杜淹在王世充那儿做事。这杜淹和杜如晦兄弟关系那叫一个差，居然诬陷杜如晦的哥哥并把人给害死了，还把杜如晦的弟弟杜楚客关起来，差点把人饿死。但杜楚客也没抱怨啥。后来洛阳被平定，杜淹这下该判死刑了，杜楚客哭着求杜如晦救他叔，杜如晦一开始不答应。杜楚客急了，说：“之前叔叔害死哥哥，现在哥哥又要看着叔叔死，一家人自相残杀到最后，这多让人痛心啊！”说着就要自杀，杜如晦没办法，只好找李世民求情，杜淹这才捡回一条命。
秦王李世民在阊阖门坐着的时候，苏威求见，说自己又老又病，没法行礼。李世民派人去怼他：“您以前可是隋朝宰相，国家危险的时候不帮忙，导致皇帝被杀、国家灭亡。见到李密、王世充还各种跪舔。现在您又老又病，就别来见了。”后来到了长安，苏威又求见，李世民还是没答应。苏威最后又老又穷，没了官爵，在家去世，享年八十二岁。
李世民参观隋朝宫殿，忍不住吐槽：“这么奢侈，欲望都膨胀到天上去了，能不亡国吗！”然后下令拆了端门楼，烧了乾阳殿，毁了则天门和门楼，还把各种寺庙道观都关了，城里的和尚尼姑只留下三十个有名望有品德的，其他的都还俗。
前真定县令周法明，是周法尚的弟弟。隋末的时候，他拉了一帮人，占了黄梅，还派族里的孩子周孝节攻打蕲春，侄子周绍则攻打安陆，儿子周绍德攻打沔阳，都打下来了。庚午那天，带着这四个郡投降唐朝。
壬申这天，齐善行带着洺州、相州、魏州等地投降。当时窦建德的残部跑到洺州，有人想立窦建德的养子当老大，征兵抵抗唐朝，还有人想抢老百姓，跑去海边当海盗。齐善行觉得不行，说：“隋末天下大乱，咱们就是为了活下去才聚在一起。窦建德那么厉害，平定了河朔，兵强马壮，结果一下子就被抓了，这不是天命吗？现在都这样了，守也守不住，跑也跑不掉，都是亡国的命，干嘛还要祸害老百姓！不如投降唐朝。要是有人想要财物，就把府库里的东西都发下去，别再伤害百姓了！”于是把几十万段帛布搬到万春宫东街，发给士兵，发了整整三天三夜才发完。还派兵守着大街小巷，拿到东西的就出去，不许再进老百姓家里。士兵都散了后，齐善行就和右仆射裴矩、行台曹旦，带着百官，捧着窦建德的老婆曹氏、传国八玺，还有打败宇文化及得到的珍宝，向唐朝投降。李渊封齐善行为秦王左二护军，还赏了他好多东西。
当初窦建德杀宇文化及的时候，隋南阳公主有个儿子叫禅师。窦建德的虎贲郎将於士澄问公主：“宇文化及大逆不道，兄弟的孩子都得连坐，要是您舍不得禅师，我可以想办法留他一命。”公主哭着说：“你也是隋朝的重臣，这种事还用问我！”窦建德最后还是杀了禅师。公主不久后就出家当尼姑了。窦建德失败后，公主准备回长安，在洛阳遇到宇文士及。宇文士及想见她，公主不同意。宇文士及站在门外，求着要和公主复婚。公主说：“我和你是仇人，现在不杀你，是因为谋反的时候我知道你事先不知情。”让他赶紧走。宇文士及不死心，公主火了：“你要是找死，就过来！”宇文士及知道公主态度坚决，只好拜拜走人。
乙亥日，李渊任命周法明为黄州总管。
戊寅日，王世充的徐州行台杞王王世辩带着徐州、宋州等三十八州，向河南道安抚大使任镶投降，王世充原来的地盘都被平定。
窦建德的博州刺史冯士羡又推举淮安王李神通为慰抚山东使，拿下了三十多个州，窦建德的地盘也全被平定。
己卯日，代州总管李大恩攻打苑君璋，把他打败了。
突厥来侵犯边境，长平靖王李叔良带着五个将领去抵抗，结果李叔良中了箭。军队往回走的时候，六月戊子日，李叔良死在路上。
戊戌日，孟海公的残余势力蒋善合带着郓州，孟啖鬼带着曹州投降。孟啖鬼是孟海公的堂兄。庚子日，营州人石世则抓住总管晋文衍，带着全州叛变，拥立靺鞨的突地稽当老大。
黄州总管周法明攻打萧铣的安州，打下来了，还抓住了萧铣的总管马贵迁。
乙巳日，李渊任命右骁卫将军盛彦师为宋州总管，去安抚河南。
乙卯日，海州的贼寇首领臧君相带着五个州投降，被封为海州总管。
秋天七月庚申日，王世充的行台王弘烈、王泰，左仆射豆卢行褒，右仆射苏世长带着襄州投降。李渊和豆卢行褒、苏世长以前都认识，之前还多次写信招降他们，豆卢行褒每次都把使者杀了。到了长安后，李渊杀了豆卢行褒，责备苏世长。苏世长说：“隋朝丢了天下，大家都来抢。陛下您抢到了，怎么还能怪一起抢的人，追究抢肉的罪名呢！”李渊听了哈哈一笑，就放了他，还让他当谏议大夫。有一次李渊在高陵打猎，收获满满，就问大臣们：“今天打猎，开心不？”苏世长回答：“陛下打猎，耽误了好多正事，这还没打一百天呢，谈不上开心！”李渊脸色一变，接着又笑着说：“你又犯狂劲了？”苏世长说：“对我来说是狂，对陛下您可是忠心耿耿。”又有一次在披香殿吃饭，苏世长喝多了，问李渊：“这宫殿是隋炀帝建的吧？”李渊说：“你这谏言看着耿直，其实很奸诈，你能不知道这是我建的，还说是隋炀帝建的？”苏世长说：“我真不知道，我就觉得这宫殿奢华得像倾宫、鹿台，不是创业的君主该干的事。要是陛下建的，真不合适。我以前在武功伺候陛下的时候，看您住的地方只能遮风挡雨，当时觉得也挺好。现在借着隋朝的宫殿，已经够奢侈了，还继续增加，怎么改正隋朝的错误呢？”李渊觉得他说得很对。
甲子日，秦王李世民回到长安。李世民穿着黄金甲，齐王李元吉、李世积等二十五位将领跟在后面，一万匹铁骑，三万甲士，前后都有乐队，把王世充、窦建德，还有隋朝的车马、御用物品都送到太庙，举行了庆祝胜利的仪式。
乙丑日，高句丽的王建武派使者来进贡。王建武是高元的弟弟。
李渊见到王世充，把他一顿批，王世充说：“我确实有罪该杀，但秦王答应过不杀我。”丙寅日，李渊下令赦免王世充，把他贬为平民，和他的兄弟子侄一起流放到蜀地，还在集市上把窦建德给砍了。
丁卯日，因为天下基本平定，李渊大赦天下。老百姓免除一年赋税徭役。陕、鼎、函、虢、虞、芮六个州，因为运输物资太辛苦，幽州地区，长期被敌人隔绝，这些地方都免除两年赋税徭役。法律、命令、规则等，暂时沿用开皇年间的旧制度。大赦令都下了，可王世充、窦建德的残余党羽还有被流放的，治书侍御史孙伏伽就上书说：“军队、粮食这些都能不要，但信用不能丢，陛下已经赦免了他们，又流放，这不是自己打自己脸吗，让老百姓怎么相信您？况且王世充都被宽大处理了，何况其他人，应该都放了。”李渊听了他的话。
王世充因为押送的人还没准备好，就住在雍州的官舍里。独孤机的儿子定州刺史独孤修德带着兄弟到了那儿，假传圣旨喊王世充“郑王”。王世充和他哥哥王世恽赶紧跑出来，独孤修德等人就把他们杀了。李渊下令免除独孤修德的官职。王世充其他的兄弟子侄，在流放路上也因为谋反被杀了。
这段记载聚焦于唐初平定王世充、窦建德后的一系列历史片段，字里行间既藏着乱世中的人性挣扎，也透着新政权建立时的治理智慧，值得从多个角度细品：
乱世中的伦理抉择：仇恨与宽恕的博弈
杜如晦兄弟与叔父杜淹的恩怨，堪称家族伦理的缩影。杜淹曾构陷如晦兄长致死、囚禁弟弟楚客，仇恨本应刻骨。但楚客却以“一门自相残而尽，岂不痛哉”劝谏，甚至以死相逼求兄长救仇人。这种选择跳出了“以牙还牙”的惯性，在乱世中守住了“家族存续”的底线——仇恨可以割裂亲情，却无法修复破碎的家，楚客的“无怨”与“泣请”，本质是对“复仇循环”的反抗。而杜如晦最终妥协，既是被弟弟的决绝打动，也暗含着新政权对“消解戾气”的隐性需求：天下初定，需要用宽恕代替杀伐来凝聚人心。
苏威的遭遇极具象征意义。作为隋朝宰相，他在隋亡时“危不能扶”，却对李密、王世充“拜伏舞蹈”，这种“有奶便是娘”的投机，被李世民怒斥“无劳相见”。李世民的态度很明确：新政权不需要“墙头草”式的臣子，“忠诚”与“担当”是底线。哪怕苏威年届八十二、又老又贫，也因失节被彻底抛弃。这其实是在给所有旧臣立规矩：乱世中“苟活”或许可以理解，但“失节”绝不可原谅——新王朝要的是“能扶危、敢担当”的脊梁，而非趋炎附势的软骨。
治国理念的宣言：从“奢亡”到“俭兴”
李世民焚毁隋宫时那句“逞侈心，穷人欲，无亡得乎”，简直是给新政权定了调。隋朝亡于“穷奢极欲”，这是时人共识，而李世民的动作（撤门楼、焚宫殿、裁僧尼）绝非简单的“拆旧”，而是在传递政治信号：唐朝要与隋朝的暴政切割，要以“节俭”“恤民”为执政核心。这种“反隋之道而行之”的清醒，既是吸取历史教训，更是在向百姓示好——只有不与民争利，才能坐稳江山。
降者的清醒：识时务者的“止损”
齐善行处理窦建德余部的方式，堪称乱世降将的范本。面对残部“立养子拒唐”“剽掠居民”的提议，他直指要害：窦建德那么强都败了，说明“天命有所属”，继续作乱只会“遗毒于民”。于是他散府库、禁抢掠，体面降唐。这背后是对局势的精准判断：隋末战乱已久，百姓早已厌战，“不残民”既是道德底线，也是降唐的“投名状”。而唐朝接纳他并厚赐，也体现了“招抚优于镇压”的策略——用最小的代价平定地方，才能快速稳定秩序。
直言者的价值：“狂态”
苏世长的进谏太有冲击力了。面对李世民，他敢说“游猎废万机，不足为乐”，敢指着宫殿问“这是炀帝建的吧”，甚至直白批评“因隋之宫室已极侈，而又增之，将何以矫其失”。这种“狂”，其实是顶级的“忠”——他不是挑刺，而是在帮李世民守住“反隋”的初心。更难得的是李世民的反应：从“变色”到“笑而释之”，最终“深然之”。这暗示着唐朝政治生态的底色：鼓励直言，容忍“刺耳”，因为统治者明白，能指出问题的人，才是真正护着江山的人。
结局的隐喻：秩序重建中的“恩怨”与“规则”
王世充与窦建德的结局耐人寻味：王世充靠李世民的“承诺”免死，却死于仇家报复；窦建德直接被斩于市。这既反映了乱世“私怨难消”的现实（独孤修德为父报仇，朝廷虽免其官却未深究），也暗含着新政权的权衡：窦建德势力根基深，斩之可绝后患；王世充已无威胁，留其命显“宽仁”，但最终死于私仇，又似在说“天道好还”。而孙伏伽谏言“信不可去”，反对赦后再徙，更是强调：新政权要立住脚，必须守“信”——律法与承诺，才是比暴力更可靠的秩序基石。
总的来说，这段历史像一幅“唐初立国图”：有家族恩怨的和解，有对失节者的唾弃，有执政理念的宣示，有降者的识时务，更有直言者与纳谏者的良性互动。这些碎片拼在一起，指向一个核心：唐朝能从乱世中崛起，靠的不只是武力，更是对“人心”的理解——知道百姓要什么（安定、不被盘剥），知道臣子该守什么（忠诚、气节），知道统治者该做什么（节俭、纳谏、守诺）。这或许就是“贞观之治”的前奏：一个政权的成熟，往往从学会“克制欲望、尊重规律、凝聚人心”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