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纪六，从公元613年（癸酉年）到公元615年（乙亥年），共三年。
大业九年（公元613年 ，癸酉年）
春天，正月初二，隋炀帝下诏，让天下的军队都到涿郡集合。开始招募百姓当骁果军，还修整辽东的古城用来储存军粮。
灵武有个叫白瑜娑的贼头，专门抢马，北边还和突厥勾结，陇右地区深受其害，大家都叫他“奴贼”。
正月二十三日，隋炀帝大赦天下。
正月二十四日，隋炀帝命令刑部尚书卫文升等人辅佐代王杨侑留守西京长安。
二月初七，隋炀帝下诏说：“宇文述之前因为军粮供应不上，导致军队战败。但这是下面军吏没安排好物资，不是宇文述的错，应该恢复他的官职和爵位。”没过多久，又加封他为开府仪同三司。
隋炀帝对身边的大臣说：“高丽就是个小喽啰，竟敢对咱们大国无礼。就算是移山填海，我都有信心成功，何况对付这个小贼呢！”于是又打算讨伐高丽。左光禄大夫郭荣劝说道：“少数民族不懂礼数，这是下面臣子该处理的事儿。就好比千钧之力的强弩，没必要为了一只小老鼠就发动机关，陛下您何必亲自劳师动众去对付一个小敌寇呢！”隋炀帝不听。
三月初三，济阴的孟海公起来当强盗，占据了周桥，手下发展到几万人。他只要看到有人引用诗书典籍，就把人杀了。
三月初四，征调十万成年男子去修筑大兴城。三月初五，隋炀帝前往辽东，命令民部尚书樊子盖等人辅佐越王杨侗留守东都洛阳。
当时到处都有强盗闹事，齐郡的王薄、孟让，北海的郭方预，清河的张金称，平原的郝孝德，河间的格谦，勃海的孙宣雅，各自聚集一帮人四处抢劫。多的有十多万，少的也有好几万，山东地区的老百姓可遭了殃。天下太平的日子太久了，大家都不熟悉打仗这事儿，郡县的官吏每次和强盗打仗，一看到对方气势汹汹，扭头就跑。只有齐郡丞閺乡人张须陀深得士兵和百姓的心，他勇猛果敢，擅长打仗，带着齐郡的兵在泰山脚下攻打王薄。王薄刚打了几次胜仗，有点飘了，没做防备，张须陀趁机突然袭击，把王薄打得大败。王薄收拾残兵往北渡过黄河，张须陀追到临邑，又把他打败了。王薄往北联合孙宣雅、郝孝德等十多万人攻打章丘，张须陀带着两万步兵和骑兵迎击，贼军又被打得落花流水。贼头裴长才等带着两万人突然杀到城下，大肆抢掠。张须陀来不及召集更多的兵，就带着五个骑兵上去和贼军交战，贼军一拥而上，把他们围了一百多层。张须陀身上好几处受伤，但反而更加勇猛。正好城里的援兵到了，贼军才稍微后退了一点。张须陀指挥大家反击，裴长才等人败逃。三月二十七日，郭方预等人合兵一处，攻陷了北海，抢了东西就走。张须陀对老百姓说：“这些贼以为自己厉害，觉得我救不了你们。我现在赶紧去，肯定能打败他们！”于是挑选精兵，日夜兼程赶过去进攻，把贼军打得大败，斩杀了好几万人，前后缴获的贼军物资更是数都数不清。
历城有个叫罗士信的，年仅十四岁，跟着张须陀在潍水攻打贼军。贼军刚摆好阵势，罗士信就快马冲到阵前，刺杀了好几个人，还砍下一个人的脑袋，扔到空中，用长矛接住，举着在阵前示威。贼军都看傻了，没人敢靠近。张须陀趁机带兵奋勇出击，贼军大败。罗士信追击败军，每杀一个人，就割下他的鼻子揣在怀里，回来后用来统计杀敌数量。张须陀对他十分赞赏，把他带在身边。每次打仗，张须陀带头冲锋，罗士信紧跟其后。隋炀帝听说后，派人来慰问，还让人画出张须陀和罗士信作战的场景给他看。
夏天，四月二十七日，隋炀帝渡过辽河。四月二十九日，派宇文述和上大将军杨义臣向平壤进发。
左光禄大夫王仁恭从扶馀道出兵。王仁恭进军到新城，高丽派出几万人迎战，王仁恭带着一千精锐骑兵把他们打败了，高丽人就死守着城。隋炀帝命令各位将领攻打辽东，可以根据实际情况自行决定战术。于是隋军的飞楼、撞车、云梯、地道从四面一起进攻，日夜不停。但高丽那边也见招拆招，二十多天过去了，辽东还是没攻下来，双方死伤惨重。隋军的云梯竿有十五丈长，骁果军里吴兴人沈光爬到竿顶，靠近城墙和高丽人作战，短兵相接，杀了十几个人。后来高丽人一起攻击他，他掉了下去。还没落地的时候，正好碰到竿上有垂下的绳子，沈光抓住绳子又爬了上去。隋炀帝看到这一幕，觉得他太猛了，马上封他为朝散大夫，还经常把他带在身边。
礼部尚书杨玄感，这人勇猛有力，骑马射箭都很厉害，还喜欢读书，爱结交朋友，天下有名的人很多都和他来往，他和薄山公李密关系特别好。李密是李弼的曾孙，从小就有才华谋略，志向远大，不看重钱财，喜欢结交有才能的人，当时担任左亲侍。隋炀帝看到他，对宇文述说：“刚才左边仪仗队下面那个黑小子，眼神看起来不一般，别让他在宫里当侍卫了！”宇文述就暗示李密，让他称病辞职。李密于是不再参与各种应酬，专心读书。有一次他骑着黄牛读《汉书》，杨素遇见了，觉得他与众不同，就把他叫到家里聊天，一聊之下特别高兴，对他儿子杨玄感等人说：“李密有这样的见识和气度，你们都比不上啊！”从这以后，杨玄感和李密就成了好朋友。有时候杨玄感会开李密玩笑，李密说：“说话应该实事求是，怎么能当面阿谀奉承呢！要是在两军阵前决定胜负，大喊一声就能让敌人害怕，我李密不如你；但要是指挥天下的贤能之士，让他们各展所能，你就不如我了。怎么能因为你地位高一点，就轻视天下的读书人呢！”杨玄感笑着表示服气。
杨素仗着自己功劳大，特别傲慢，在朝堂宴会的时候，有时候都不顾大臣的礼仪。隋炀帝心里不爽，但没说出来，杨素自己也感觉到了。杨素去世后，隋炀帝对身边的人说：“要是杨素没死，早晚得灭他全族。”杨玄感也知道这事儿，而且他觉得自己家好几代都地位显贵，朝廷里的文武官员很多都是他父亲的老部下。他看到朝政越来越乱，隋炀帝又猜忌心重，心里就很不安，于是和几个弟弟偷偷谋划造反。隋炀帝正准备出征打仗，杨玄感主动说：“我们家世代受国家的恩典，我愿意带兵出征。”隋炀帝高兴地说：“将门出将，相门出相，果然不假啊！”从此对杨玄感的宠信和待遇越来越好，还让他参与很多朝政。
隋炀帝去讨伐高丽，让杨玄感在黎阳监督运输粮草。杨玄感就和虎贲郎将王仲伯、汲郡赞治赵怀义等人商量，故意拖延漕运，不按时发运粮草，想让渡过辽河的各路隋军没饭吃。隋炀帝派使者来催促，杨玄感就借口说水路强盗太多，不能一批一批地发运。杨玄感的弟弟虎贲郎将杨玄纵、鹰扬郎将杨万石，都跟着隋炀帝去了辽东，杨玄感偷偷派人叫他们回来，两人就都跑回来了。杨万石跑到高阳的时候，被监事许华抓住，在涿郡被砍了头。
当时右骁卫大将军来护儿率领水军从东莱准备入海去平壤，杨玄感派家奴假装成使者从东边来，谎称来护儿造反了。六月初三，杨玄感进入黎阳，关闭城门，大肆征调成年男子，用帆布做成头盔和铠甲，设置各种官职，都仿照隋文帝开皇年间的旧制度。他还写信给附近的郡县，以讨伐来护儿为名，让各地发兵到黎阳仓集合。郡县里有能干的官员，杨玄感都以运粮的名义把他们召集过来，任命赵怀义为卫州刺史，东光县尉元务本为黎州刺史，河内郡主簿唐祎为怀州刺史。
治书侍御史游元在黎阳监督运粮，杨玄感对他说：“当今皇上太残暴了，还跑到那么远的地方去打仗，这是老天要灭亡他的时候了。我现在亲自带领正义之师，去讨伐这个无道的昏君，你觉得怎么样？”游元严肃地说：“你父亲受到国家的恩宠，近代以来没人能比。你们兄弟几个，都在朝廷当官，本应该竭尽全力，报答国家的大恩。没想到你父亲刚去世不久，你就想着造反！我只有一死，不会听你的！”杨玄感生气地把他关了起来，还多次用兵器威胁他，但游元就是不屈服，最后杨玄感把他杀了。游元是游明根的孙子。
杨玄感挑选了五千多个年轻力壮的运粮民夫，还有丹杨、宣城的三千多个船工，杀了牛、羊、猪三种牲畜，对大家发誓，还对众人说：“皇上无道，根本不把老百姓当回事儿，天下被他搅得乱七八糟，死在辽东的人数都数不清。现在我和大家一起起兵，拯救天下百姓，怎么样？”众人都欢呼着喊万岁。于是杨玄感开始整顿军队，安排部署。唐祎从杨玄感那儿逃了出来，跑回了河内。
这段记载的大业九年（公元613年），是隋朝从摇摇欲坠走向加速崩溃的关键节点。透过字里行间，能清晰看到一个庞大帝国在暴政与动荡中急速坠落的轨迹，其中的历史细节与深层逻辑，即便放在今天看，仍有强烈的警示意义。
隋炀帝的“执念”与帝国的“透支”
隋炀帝对征伐高丽的偏执，几乎成了压垮隋朝的“最后一根稻草”。早在大业八年（公元612年），第一次征高丽便已惨败，损兵折将数十万，国库消耗巨大。但他不仅不反思，反而在大业九年再次强征天下兵集涿郡，甚至“募民为骁果”（组建精锐敢死队）、修辽东古城贮粮，摆出“拔海移山犹望克果”的姿态。这种近乎疯狂的坚持，本质是帝王的权力欲与虚荣心作祟——在他眼中，“高丽小虏”对“上国”的“侮慢”，比天下百姓的死活更重要。
左光禄大夫郭荣的劝谏点出了核心问题：“千钧之弩，不为鼷鼠发机”，大国不应为小敌滥用民力。但隋炀帝根本听不进去。要知道，当时的隋朝早已不是开皇年间的盛世：连续的大规模征战（征吐谷浑、征高丽）、大规模工程（修运河、建东都）已耗尽民力，“天下承平日久，人不习兵”，百姓早已不堪重负。此时再强行征调，无异于“饮鸩止渴”。
遍地烽火：农民起义的“求生之战”
史料中密集出现的“盗起”记载，是百姓对暴政最直接的反抗。济阴孟海公、齐郡王薄、清河张金称等“各聚众攻剽”，多者十余万，少者数万人，范围遍及山东（当时的“山东”指太行山以东）。这些起义并非天生的“叛乱”，而是“死辽东者以万计”“天下骚扰”下的求生之举——当朝廷视百姓为战争机器的燃料，百姓便只能用暴力夺回生存权。
孟海公“见人称引书史，辄杀之”的细节很耐人寻味。这并非简单的“反智”，更可能是对官僚阶层的仇恨：那些引经据典的“书史”，往往是维护暴政的工具，是催征赋税、强抓壮丁的执行者。这种极端行为，恰恰反映了底层百姓对统治阶级的绝望。
而张须陀、罗士信的“善战”，更反衬出隋朝统治的尴尬：朝廷能依赖的，只有少数将领的个人能力，却无法解决起义的根源（暴政）。张须陀再能打，也只能“追着灭火”，却挡不住“遍地起火”——这正是一个王朝系统性崩溃的典型特征：基层已彻底失控，只能靠零星的军事胜利延缓灭亡。
统治集团的分裂：杨玄感叛乱的致命一击
如果说农民起义是隋朝的“外患”，那么杨玄感叛乱就是“内忧”——它标志着统治集团内部的彻底分裂，是压垮隋朝的“致命一刀”。
杨玄感并非普通的野心家，而是关陇集团核心成员（其父杨素是隋朝开国元勋）。他的叛乱，本质是对隋炀帝统治的“用脚投票”：一方面，隋炀帝对功臣的猜忌（“使素不死，终当夷族”）让他恐惧；另一方面，“朝政日紊”“天下骚扰”让他看到了推翻隋炀帝的可能性。他利用督运粮草的机会“逗遛漕运”，断绝前线粮道，又以“讨来护儿”为名起兵，打的是“救兆民之弊”的旗号，精准抓住了“主上无道，不以百姓为念”的社会共识，甚至能召集五千运夫、三千篙梢，可见其号召力并非凭空而来。
更值得注意的是李密的角色。这位被隋炀帝视为“瞻视异常”的奇才，早已看透隋朝的腐朽。他与杨玄感的深交，预示着关陇集团内部的“反隋派”已开始联合。李密对杨玄感说的“驱策天下贤俊，各申其用，公不如密”，不仅是自负，更是对隋末群雄逐鹿格局的预判——当统治集团的精英阶层开始“叛逃”，这个王朝的合法性便彻底崩塌了。
大业九年的这一系列事件，其实是在重复一个古老的历史逻辑：当统治者将个人意志凌驾于民生之上，当权力失去约束而走向偏执，当社会矛盾积累到无法调和，无论是外部的农民起义，还是内部的集团分裂，都会成为压垮帝国的力量。
隋炀帝的悲剧，在于他始终没明白：“大国的强大，从不在于征服多少小国，而在于能否让百姓安居乐业”；隋朝的速亡，也不在于“盗匪”或“叛乱者”有多强，而在于朝廷早已失去了民心与统治基础。
这段历史留给今天的启示依然清晰：任何时代，忽视民生、滥用民力、猜忌精英，最终都会导致“内忧外患”交织，即便再庞大的帝国，也会在瞬间崩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