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斯坦丁推开会议室门时，七位教授正围着长桌争论。
“正好，你们讨论的声音在走廊都能听见。”康斯坦丁拉过木椅坐下，“是在说课程安排的事？”
普罗科皮奥斯推了推眼镜：“我们在争神学课的比重。现在每周三天神学课，工程系学生连机械图纸都练不完。”
“但教会刚捐了新印刷机。”修辞学教授乔治奥斯叹气，“直接削减课时，他们肯定会施压。”
康斯坦丁指尖在桌面敲了敲：“可以分三类课程。基础课所有人都要学，高等数学、大学物理、希腊史这些是必须的；专业课由各系自己定，工程系多开机械制图，医学系加解剖课；选修课让学生自己选，神学可以放在这里。”
艾琳娜抬眼：“教会那边怎么应付？”
“教会？他有几个师？”康斯坦丁不屑地笑了笑，“这些突厥人留下的教会也要改革。”
“还有学术委员会。”康斯坦丁转向众人，“以后课程表、教授聘用，都由委员会投票决定。成员由教授选举，任期两年，不能连任。”
工程系教授安德罗尼科斯皱眉：“现在校长说了算，去年他还把侄子塞进文学系。委员会能管用？”
“投票记录要公开，贴在公告栏上。”康斯坦丁说，“谁徇私，学生第一个不答应。另外得设学术监察机构，查经费使用。教会捐的印刷机，买了什么、花了多少钱，都要记帐公示。有贪腐直接交法庭。”
艾琳娜笔尖在纸上快速移动：“监察的人从哪来？被校长渗透了怎么办？”
“从校外请商人、律师，再加两位退休教授。”康斯坦丁说，“他们跟学校没利益关系，查得更公正。帐目每季度公开，学生市民都能看。”
第三点是搞产学结合。”康斯坦丁身体前倾，“让学生去港口造船厂实习，帮他们改进蒸汽机。造船厂出设备钱，我们出技术，赚了钱分一部分给系里。这样学生能练本事，又不用全靠政府拨款。”
普罗科皮奥斯摇头：“教授哪懂做生意？闹矛盾怎么办？”
“政府会解决。”康斯坦丁说道，“之后的新政府会成立平台，负责大学与商人的对接。”
“学制也得改。”康斯坦丁补充，“现在学工程要六年，太长了。改成四年：前两年学基础，后两年一半上课一半去工坊实践。毕业不光要论文，还得有实际成果，比如改良农具、造船图纸。”
这些方法，都是康斯坦丁从自己上一世的大学经历里总结出来的。
这些在现代大学中早已成型的办学逻辑，此刻正好拿来改造雅典。
结束与教授们的会面的第二天，康斯坦丁穿过市政厅回廊时，廊下的卫兵正将新抄写的《告全体公民书》往木牌上钉。
他走到临时办公室门口，迪米特里正蹲在地上整理文档，脚边堆着刚从印刷厂取回的校样。
“学制改革的征求意见稿发下去了？”康斯坦丁踢开脚边的木凳坐下，指尖叩了叩桌面——这张从王宫搬来的橡木桌，边缘还留着炮弹震出的裂纹。
“刚让信使送各地的地方政府了。”迪米特里把一叠纸推过来，“倒是您说的媒体场地，市政厅后院那间仓库收拾好了。原本堆着奥托时期的旧文档，我让人清了三天，现在能摆下四张长桌，临街的窗户也换了新玻璃。”
康斯坦丁点头：“就用那。《理想报》和《希腊新青年》的编辑部都安在那——前者是日报，每天出刊；后者是月刊，按杂志规格印。”
迪米特里摸出钢笔：“具体怎么分工？”
“《理想报》登革命理念和政策。”康斯坦丁拿过一张废纸，在背面画了个简单的版式，“比如我们今天定的学术委员会章程，明天就得登出来，配篇短文说清楚为什么要改革。”
他把纸推过去，迪米特里的笔尖在“国库收支”四个字下画了道线：“那《希腊新青年》呢？”
“给年轻人看的。”康斯坦丁想起今早雅典大学操场上的学生，“登他们的文章，骂贵族也好，写发明构想也罢。工程系学生改的风车抽水机，画成图印上去；历史系学生写的东罗马故事，配点插画。再让老兵写回忆录——告诉他们，当年为独立打仗，现在为改革奋斗，是一回事。”
迪米特里突然笑了：“上周有个学生给我递过稿子，说‘贵族的粮仓比教堂还大，佃农的孩子却在啃树皮’，这话够劲，能登吗？”
“怎么不能？”康斯坦丁往椅背上靠了靠，“但得加个按语，告诉读者‘这不是个别现象’——附上财政部统计的贵族土地占比表。用事实撑着，才叫发声，不然成了瞎骂。”
窗外传来马车轱辘声，是外交部的信使从港口回来。康斯坦丁起身时，看见卫兵正把新到的报纸往公告栏上贴伦敦《泰晤士报》的译文，头版印着“希腊革命暂获稳定”。
“看见没？”他朝窗外抬了抬下巴，
“外人都在看我们怎么稳住局面。这两家媒体就是定音的。《理想报》让老百姓信改革，《希腊新青年》让年轻人敢往前冲。等下周创刊号出来，你就知道，笔杆子有时候比枪杆子管用。”
迪米特里把记满字的纸折好：“我这就去安排排版。《理想报》的报头用不用加个国徽？”
“不用。”康斯坦丁走到门口时回头，“就写‘理想’，下面加一行小字‘为希腊人说真话’。至于《希腊新青年》，让艺术系学生画个封面——就画个举着书本的年轻人，背后是帕特农神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