兰关镇经济的生命线，一半系于穿镇而过的兰水，另一半，便系于那终日繁忙热闹大小码头。
天光还未大亮，江面上的晨雾尚未散尽，五总官码头上便已聚集了一片人影。力工们带着讨生活的扁担、箩筐、绳索、扛棒，乱糟糟地或坐或站在码头石阶上。空气中弥漫着河水特有的腥气、船只货物散发的各种味道，以及一股属于汗水和劳力的气息。这里是箩脚行的地盘，是力工们用肩膀和脊梁换取一日嚼谷的地方。
逃难来到兰关的钟沙便在这群人之中，没找到合适的事做，为了生活，他便添加了码头劳力大军。
他约莫三十五六岁年纪，身材不算特别高大，却异常结实，微黑的皮肤油光泛亮，那是长年风吹日晒和汗水浸淫的结果。他穿着一件洗得发白、打了好几个补丁的粗布短褂，下身是同样破旧的阔腿裤，裤脚挽到膝盖，露出一双筋肉虬结、青筋毕露的小腿，稳稳地扎在湿滑的码头石板上。和周围许多面带菜色、身形佝偻的力工相比，他的背脊挺得还算直，眼神也更为沉静，只是那沉静深处，藏着一丝不易察觉的落寞与疲惫。
钟沙原是岳州镖行的镖师，走过几年镖，见过些世面，也练就了一身不错的功夫和一副硬朗的身板。可这年月，兵荒马乱，长毛攻占岳州，商路断绝，镖行的生意一落千丈，最后连镖局也散了伙。他无家无业，只得随着逃难的人流一路漂泊，最终流落到了这兰关镇。身无长技，唯有这把子力气，找了一向也没找到事干，无奈便入了这箩脚行，当起了最下等的码头搬运力工。
“沙哥，今日看样子货船不多。”一个同样精瘦的力工凑过来，递过一竹筒水，钟沙和他一起扛了三天包，彼此熟识了。
钟沙接过，灌了一口寡淡的凉水，点了点头，目光扫过江面上缓缓靠近的几艘货船和乌篷船：“恩，米行、木行的船都到了，看船上货不是很多，早点干完，好早点歇着。”
在这里，他仗义、肯下力、不偷奸耍滑，加之隐约流露出的那股不同于普通力工的见识和气度，渐渐也有了几个人愿意跟他搭伙，称他一声“沙哥”。
船一靠岸，管事模样的的人站在跳板旁，拿着帐簿高声点名、分派活计。力工们如同听到号令的士兵，立刻蜂拥而上，却又在货物前自动排成歪歪扭扭的队列，等待着属于自己的那一份沉重。
“钟沙，裕丰米行的谷米，五十大包，扛到岸上街口的裕丰伙计架子车上堆垛。”管事喊道。
“好咧！”
钟沙应了一声，大步上前。他不用扁担挑，而是习惯用扛，只见他蹲下身，旁边有相熟的力工帮忙，将一包足有一百二十斤重的麻袋谷米抬起，稳稳地放在他那宽厚的肩膀上。他腰腹发力，低喝一声，便站了起来，步伐沉稳地踏着跳板，走上码头，沿石阶而上将米包整齐地码放在裕丰米行伙计架子车上。一包，两包，三包……汗水很快浸透了他的短褂，在后背洇开一大片深色的痕迹，额上的汗珠顺着脸颊滚落，砸在脚下的石板上，瞬间便被蒸发或踩踏得无影无踪。
这不仅仅是力气活，更是技巧和耐力的比拼。码头的跳板湿滑，肩上的重物压得人喘不过气，每一步都必须踩得扎实，腰杆必须挺住，稍有闪失，便是连人带货栽进江里的下场。钟沙走镖时练就的下盘功夫和气息调节，此刻倒是派上了用场，让他比许多纯粹靠蛮力的工友显得从容一些。
但这份“从容”背后，是肌肉的酸痛和骨骼承受重压时发出的细微呻吟。每一包货物扛上肩，都仿佛一座小山压下；每一步踏出，都消耗着巨大的体力。他沉默地重复着蹲下、扛起、行走、码放的动作，象一头被生活驯服、套上轭头的健牛。
与官码头隔着三百米远的东边鄢家弄子巷口，则是另一番光景。
这里没有震天的号子，也没有沉重的喘息，但却熙熙攘攘热闹嘈杂的很，兰关早市中心在这里，是镇上最热闹的地方。姚四满正坐在一个小马扎上，身前摆着一个简陋的木制工具箱，旁边摆着几双待修的破鞋和一把骨架有些松散的油纸伞。
姚四满流落到兰关后，第二天便出来摆摊修鞋了，幸得他有这门修鞋补伞的手艺，不然身材廋小的他都不知道怎么活下去，他在鄢家巷子口街沿儿寻了处靠后的角落，摆起了这个修鞋补伞小摊。
他做事耐得烦，手艺也在行，短短个把月便获得兰关人的认可。此刻，他正弓着腰，眯着眼，用粗针穿着浸过蜡的麻线，一针一针地缝补着一只磨穿了底的布鞋。他的手指粗糙，布满老茧，却异常稳定，每一针的间距、力道都恰到好处。补好后，还会用一块光滑的牛骨使劲刮平缝线的凸起，再抹上一点自制的桐油膏，既防水又耐磨
“姚师傅，我这把伞还能修么？”
一个妇人拿着把伞骨断了三根的破伞过来，询问道。
姚四满接过来，仔细看了看，慢声道：“能修，就是得换几根新篾子，费点功夫，要五文钱。”
那妇人尤豫了一下，这价钱够买两个粗面馍馍了，但想想家里就只这把伞了，不修好下雨出不了门，还是咬了咬牙：“成，劳烦你给修结实点。”
“放心咯，保证修好。”
姚四满小心翼翼地将坏掉的伞骨拆下，又从工具箱里选出粗细合适的竹篾，用小刀细细削磨，比对长度，再用细绳一道道将其与完好的伞骨绑扎固定。他的动作不紧不慢，透着一种老手艺人的专注与负责。
无论是码头扛包的钟沙，还是巷口修鞋补伞的姚四满，他俩都有一个共同的归宿——得胜洲难民棚屋区，两个单身汉同住在那一排最靠边的一间棚屋里。
夜色渐深，码头的喧嚣渐渐平息，巷口的摊贩也早已收工。得胜洲棚屋区亮起零星如豆的灯火，空气中飘散着柴火、菜油和饭菜的气味。
钟沙拖着几乎散架的身子回到棚屋，将今日挣得的、除去被抽成后仅剩的几十文铜钱藏好。他打了盆凉水，胡乱擦洗着身上的汗渍和尘土，那结实的肩背上，被麻袋边缘磨出的红痕清淅可见，有些地方甚至破了皮。
不一会儿姚四满也收摊回来了，他慢吞吞地收拾着工具箱，脸上带着终日弯腰劳作后的僵硬。他将今日挣得的十五文钱（修鞋两双、补伞一把）小心地放进一个破旧的布袋里，那是他全部的家当。
“沙大哥，今日收获不少吧？”姚四满看着钟沙疲惫的样子，喝着茶问道。
钟沙沙哑着嗓子回道：“还好，四满，你今咋样？”
“不好，就几个子客人。”
同住一个屋檐下，相似的遭遇让他们彼此间多了一份照应，姚四满比钟沙年纪小一截。
“这世道，能活着，有口饭吃，就算不错了。”姚四满叹口气，坐在简陋的床铺上，揉着发酸的膝盖，“沙哥，只是这码头上的‘水钱’，抽得也忒狠了些。”
提到这个，钟沙的眼神沉了沉。他没说话，只是默默地将磨破的肩膀对着昏暗的灯光，自己拿起一点劣质的药膏涂抹着。码头有码头的规矩，也被一股势力把持着。那几个游手好闲的泼皮，便是这码头无形的“税吏”。他们不事生产，却每天准时出现在码头，盯着力工们干活，根据每人所得的工钱，强行抽取近三成的“水钱”，美其名曰“管理费”、“地盘费”。力工们敢怒不敢言，稍有反抗，轻则被辱骂推搡，重则被打伤，甚至再也无法在码头上立足。那泼皮的头子，姓昌，名号在此不便细说，但在码头上，提起“昌爷”或者他那更显凶悍的外号，力工们无不色变。
钟沙行镖那几年走南闯北，骨子里有股血性，初来时也曾因不愿足额缴纳而与之争执，结果被三四个人围住，他虽然仗着身手放倒了一个，但终究双拳难敌四手，挨了几记闷棍，还被威胁要将他赶出兰关。为了这勉强糊口的活计，为了能在这乱世有个落脚之地，他最终也只能象其他力工一样，选择了隐忍。每次将辛苦挣来的血汗钱，分出一部分交给那些嬉皮笑脸的泼皮时，他都觉得那铜钱烫得灼心。
棚屋里，灯火摇曳，映照着两张写满艰辛的脸。屋外面，是兰关镇的夜色，远处偶尔传来几声犬吠，更远处，是沉默的、仿佛蕴藏着无尽忧患的群山。在这底层挣扎的方寸之地，凭力气与手艺，勉强维系着生存，而那无形的压迫，则如同这潮湿闷热的夏夜，令人窒息，却又暂时无力挣脱。明天的太阳升起时，码头的号子会再次响起，力工和底民们会继续咬牙谋生，生活的苦乐依旧会一如既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