怜儿自己已经堕落了，但他的义兄信夏是值得一幅《清明上河图》的。
松江是繁华江南的一颗明珠，文人聚会宴饮，市肆通衢，水运发达。所以为着名的出神童之地。
明末江南士子常挟妓出游，空谈国是。那时虽大明形势已危如累卵，但在繁华的水乡，经常举行盛大的欣赏昆曲的雅集，几千条船停在水中，水亭上清音袅袅，船上文人墨客拍曲清谈……这是苏杭上河图，也有松江上河图。这种风流繁华是沿袭了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
天崩地坼后，信夏的父亲夏允彝投水自尽时，信夏把父亲文忠公悄悄埋葬在曹溪东北二里的荡湾。这里离祖父夏时正的墓不远。泖水边有个澄鉴寺。信夏在《大哀赋》中所叹“风尘萧索兮十二楼，风雨凄迷兮四百寺。”里面就有个澄鉴寺，怜儿后来给母上香之所
少年英雄信夏当然是令人心折的。作为那个天翻地复大动荡年代知识分子的一种典型，他的一生自是跌宕，却也何等纯直：松江清流领袖夏允彝独子，一个江南花柳繁华地独领风骚的神童。鼎革后夏允彝殉国，信夏的功名梦自然也破碎了，却终以十七岁的牺牲成就了报国之心，无论在当时还是日后，他都是一颗令世人衷心景仰的星辰，照亮着历史前进的道路。而对另一位着名的松江抗清英雄，同样死难于丁亥年的文坛领袖、明朝进士陈子龙，他在天翻地复后的心理遭遇与人生格局，远远复杂过信夏，也复杂过夏允彝。
信夏在生命最后时刻凭吊老师陈子龙的《细林野哭》时的姿态——勿以哀矜而自喜。
生平慷慨追贤豪，垂头屏气凄蓬蒿。固知杀身良不易，报韩复楚心徒劳。百年奄忽竟同尽，可怜七尺如鸿毛。呜呼七歌歌不息，青天为我无颜色！
这首作于弘光朝复灭后的七律，从头至尾，每个字都溢出强烈的沉郁和悲凉。它抒发的正是子龙心底沸如釜汤的“赎罪欲望”。读罢，你难道不会产生深深的怜惜吗？
陈子龙（1608—1647），字大樽，号卧子，上海松江人氏。崇祯十年进士，官拜给事中——在明末党社运动中，他是一个绝对绕不过去的人物，举足轻重的清流眉目。
他们东林党人操从着舆论阵地，发表政论，组织文社，左右着清流的政治主张，对当时的朝局有很大的影响。”陈子龙与同乡、挚友夏允彝就是这样的儒林重望。二人在松江共组几社，几社成为复社最重要的分支。
在时人的评价体系中，夏允彝是知名的好好先生，温煦夫子。“外若煦煦，而持身甚严”。诗风之所以不能劲健，也不能藻丽，跟他的为人是很有关系的……劲健的人，往往很严厉，傲视世人。而允彝先生则一温温煦煦夫子也……允彝真正具有一种文学集团领袖的品质，善于团结人，多发现别人的长处，不在背后妄为月旦，以免挑起不必要的人事纠葛。夏允以集团领袖的文化气质为出发点归纳，是可以划入“古直谨严”的明末士人大类型里的。
反之，鼎革前的陈子龙就很“劲健”：首先是年轻——比夏允彝小了整整十二岁；“好奇负气”、“迈越豪上”，甚至还为文辞上的小纠葛打过别人耳刮子。任何社团的领导阶层都是既需要唱白脸，也需要唱红脸的，作为江南最富丽之地的松江和复社最重要分支几社的两位领导人，夏、陈之间的合作关系对组织的发展是良性的驱动而非消极的掣肘。这就很了不起。二人的友情，从夏允彝对陈子龙从不吝惜的赞扬里就可见一斑：“其学自经史百家，言无不窥；其才自骚赋诗歌、古文辞以下，迨博士业，无不精造而横出。天下之士亦不得不震而尊之。”。颇似唐代杜甫对李白的一片真情欣赏与强烈推崇。
“旧都冠盖例无事，朝与花朝暮酒暮”——一切都如花似锦。然而，陈子龙生活的时代已到文恬武嬉的末造之世，末世从来流染畸形的繁华。虽总以为前面必还留有大把时间，且文化人的境遇终不会太糟，可直觉已令欢喜热闹带上了宿命的悲凉。作为登高一呼万众回应的复社主将，陈虽深具诗人别样的敏感，却终难料到天崩地坼真会在自己这一代临头。正所谓“早知国将亡，不谓身真遇”也。
故当公元1644年甲申之变骤起之际，陈也同其他士人无二，经历过天翻地复日月无光的大惊大痛。但他自有极敏锐的政治洞察力，又迅即觉醒，意图在南明弘光一局取得作为。他文思敏捷，速向弘光帝上书三十馀章，力陈除弊改革及反清复明大义，却屡遭阮、马排挤，一腔报国之志顿遭消磨。他愤然道：“予私念时事必不可为”、“海内无智愚，皆知颠复不远矣”。
果然，到乙酉五月，清兵就南下了。金陵倾复，各地起义云涌。在一些繁华的江南城市，士绅们抗清的热情特别高，“扬州十日”、“嘉定三屠”便都发生于这个血染的年份。之后，一个庞大的遗民社会便于江南逐渐形成了规模。而就在松江陷落之际，陈子龙因祖母年事已高需人赡养逃亡在外；一年后，祖母去世，他才从避难地悄然回到沦陷的故乡。此时诸位知交都已如疾风般先后自杀殉国，令他悲痛地发出“平昔交游几尽矣”的泣血之叹。
譬如他最忠实的战友夏允彝，就死得如此斩截：自沉。且水只及胸，竟是把头埋进水里硬生生呛死的。另一名士祁彪佳亦如是。而同为崇祯朝进士的陆鲲庭，在清兵入浙江后就决心一死。无奈家人对他看管很严。一日，他趁妻子偶然离开时插上房门上吊自杀，家人发觉后破墙而入救活了他。他却痛苦万分，质问家人：“奈何苦我！”最终还是自杀身死。——“国君死社稷，忠臣死王命。”取义成仁是春秋以还的士人传统，在明末江南，这种现象达到了绚烂的极致。
“食君之禄，死君之事”。在甲申年崇祯帝死社稷后，大江南北遵王命赴死者即层出不穷。如若夫人也能跟着死，乃至举室成仁，情势就更加壮烈。其间气质“劲健”者固不乏人，但更多的似乎还是这一脉平日温和煦煦但持身甚严，内里强直的典型士人群体。这是对自己要求极端认真的一类人。是把人生与道统，与文化联系得极紧密甚至本就严肃地融为了一体的一类人。
在无比的震动、痛惜乃至恐怖中，恐怕陈子龙瞬间就会意识到，自己不但已非复一呼百应的清流眉目，还须转过身去，独自面对一个众口铄金的遗民社会。他们正在对他这个不死者冷眼旁观。这个团体的重要组成是没有功名的文人，有些还是边缘人。他们或许妒忌过他，但更多的成员是昔日热情推举他的复社同袍。无论出自什么心态，总之在陈子龙归来后，这个遗民社会都向这颗耀眼的明星投掷了强加的期许——无言而急促地催逼他尽快实践那桩现下最合其身份逻辑的壮烈行为——效仿故旧殉国、殉君父。
如果他没有前朝功名，如果他不是曾慨然为清流眉目的陈子龙，又如若几社战友夏允彝不死，或许，还能归隐了之？——但这些假设都不存在。现实在要求他快快去死。他必须死。而且已经有无数不如他的人都勇敢地实施了这最末一着。坐等是可耻的。
可他偏不想死。
在异族战火中失去政治话语权的这个士人集体，无形中又于自身内部另形成了一个强大的价值系统、集权体系。至少于明亡之际的处生死问题上，它强烈要求同一性的抽象道统思维已异化为一只怪兽。
那可真是个自杀成风的恐怖时代。到了明亡之际，问题进一步化简，只生死两途，只有生者与死者。正史野乘的‘忠义’、‘遗民’之目，全由死与未死；更微妙也更为明人所热中于分析的，是‘不即死’；士论之苛也在这种题目上发挥到了极致。
而回溯有明三百年间，士人一面关心国是，另一面又不忘流连声酒，文学创作甚至日常行为都熏染着普遍的夸张形态——“平日袖手谈心性，临难一死报君王。”这才是酿成极端恐怖、间不容发的殉节高潮的深层原由。士人于明亡之际的处生死，亦渐也。非一朝一夕使然。厉风节而趋极端，一向为明代世风所鼓励。遗民群体的自我监督，有其较之平世尤为苛刻的道德标准。这里有压抑着的肆虐、施暴愿望。。——故大儒王夫之对仁暴之辨的犀利审察，就体现在对隐蔽的暴力倾向的察知上。
鼎革前，子龙“慨然以天下为己任，好言王伯大略”；作为士阶层的佼佼者，在精神上必自持强烈的优越感。当逃过甲申、乙酉，进入万木凋敝的丙戌、丁亥年后，他才骤然发现自己已被大力推向一个陷阱的边缘。挖掘者竟就是前半生做的这些戏。而他挣扎著，查找种种借口不致跌落下去，万劫不复。在和平时代潇洒豪迈、纸上谈兵者，若真遇到恐怖的大环境，却不一定有勇气，很可能也当不了英雄。左右彷徨的姿态，很快就令陈子龙在极端的殉节气氛中付出了沉重心理代价。历史和他开了个致命的玩笑。
子龙门下弟子毛稚黄曾这样描述甲申变后士人之局：“迄今有蝉蜕轩冕者，有山林终者，有自髡顶为僧者，有小草坐寒毡者，有以起大慰苍生者，有墓木已拱久者，有糊口四方，金尽裘敝者，有憔瘁且行吟者……”
以此世态观子龙：他始终坚持操守，绝非钱谦益、龚鼎孳那样的“蝉蜕轩冕者”；然其功名地位也绝不允许他效仿诸多遗民做“山林终者”。他确曾在变后“髡顶为僧”，后又还俗——夏允彝那无功名之累的兄长之旭亦在天翻地复时节出家，又因掩护子龙被清军追索，从容自尽，成为丁亥子龙案坐累的数条人命之一，此为后话。至于“小草坐寒毡，金尽裘敝，糊口四方”，读子龙后期诗作“短衣白帽依荒草，卖饼吹箫杂佣保”，就可知他在乙酉一年间已有极彻底体会！同重量级的复社挚友、前朝官员夏允彝、祁彪佳们一个个都“墓木已拱”，在无声地催促后死者“有以起大慰苍生”。他却只能“憔瘁且行吟”，不厌其烦地自我谴责，却总是迈不出那一步去——心头多少情感在做着交战！
而那首披沥直陈的泣血七律，即作于陈子龙辉煌人生历程中急转直下的，噩梦般的黑色尾梢。
怎么办？允彝的一死，给子龙留下了很大的创伤，他不但失去了一位最亲切的友人，同时更感到自己的无名的悲哀。二十多年以来的挚友，平时自许为第一流的人物，现在允彝由于抱有国破家亡的沉痛而自杀了，可是自己却因为舍不得八十馀岁的祖母而偷生，他是留此身以有待，但是他不能不感到偷生的可耻。这个时期，他正在生和死的歧路上徘徊，但是他最后的决定还是不死……‘杀身良不易’，这是一个问题，在未死之前，他能怎样解答呢？
忠，而不愿死——面对排山倒海的“众人之口”（虽然那多是无声的精神倾轧），就须尽人事证明后死之故不为偷生，只为复国。子龙也确有积极的报国之志，乙酉年逃亡时就暗中与闽、浙海上通风气。闽西隆武帝委任他为兵部右侍郎兼左都御史。在水月庵出家的那段岁月，为骗过清军耳目，他还改名“信衷”，字“瓢粟”，号“颖川明逸”。他确也没有袖手旁观，甚至曾亲率义师攻打杭州。但随着清政权在江南的日趋巩固，“报韩复楚”之志越来越象以卵击石。而况子龙书生出身，实际作战经验甚少，领导的几次战斗都以完全的失败告终了。
不但遗民社会总是在这个儒林重望“不即死”的殉国表率问题上纠缠不休，他自身也很诚实，从未停止过自审、自赎双管齐下相互交战的心理战斗。内外交困下，即使意志人格坚如钢铁，也必会变形。最后的纾解方式竟只馀创作一途——“祈死烦宗祝，偷生愧国殇”，“固知杀身良不易”，“青天为我无颜色”，“男儿捐生苦不早”……无处藏身的他不停顿地作着自我谴责。
以视夫身仕伪朝，弹冠相庆者，固不同；比之自讳失节，反托于遗民故老者，更不可同年语也矣
国家不幸诗家幸。陈在生命最后一两年的诗文，因夹于殉节者与隐逸派间万劫不复的心理煎熬，焕发出血淋淋的瑰丽，已成为中国传统知识分子普遍命运的一个符号。有如亡国后的李后主，通篇都是结晶了痛苦的白描，找不到任何应景、游戏和表示谦虚的姿态。这里每个情感都是血淋淋撕碎的伤口，在乱世无所忌惮，乃至自虐地扯开胸脯向外展示着。你甚至可以认为他已经疯了。那个万木凋敝、步步进逼的严苛时代也已经疯了。
至一六四七年（丁亥）夏，陈子龙密谋策反吴胜兆起义事败，清廷叠兴大狱。子龙望门投止，牵连甚众，最终被俘，投水而亡，后谥“忠裕”。——终于……殉节了，死亡姿态却那样挣扎和不“完美”。遗民小环境的情绪又一次震荡了。陈既为抗清而死，人格情操确居于投降派和逸民之上；却又远逊于明亡后即死（如夏允彝）和坦然就义者（如稍后牺牲的信夏）。“问题”的内核已不再完全纠缠于自杀得太晚这个“遗撼”，而开始针对他死前的望门投止牵连甚众了。所以即便在“终于”牺牲后，陈也难逃非议，这非议就出自黄宗羲之口。——清军的滥杀无辜反被忽略了。
严苛时论的刀剑再一次对准了内部弱小的自己人而非外部强大的迫害者。多年后，只有寥寥几个欲说还休的声音底气不足地试图表达对子龙的同情。如华亭芥庵老人徐世祯在《丙戌遗草（焚馀草）序》中，针对时人评子龙“不死于申、酉，而死于丁亥，迟三年而作鸱夷，不如先三年而为汨罗”的嘲讽辩云：“岂非将有以自表见，而不欲以旦夕黄垆没没烟草也哉。则为今日陈子之死恨晚者，是尚未读乙酉以后诸篇也”。出发点仍非肯定子龙当时有不死的权利，却是先验缺省他的“不死”之故是为了能更壮烈地去死——只是做得不够完满罢了。子龙，那个曾如此惶惶地挣扎于敌我双方死亡威逼下的子龙，倘或九泉有知，于感激之馀，怕也只有默然苦笑吧。这个时代，生是没有权利的，反而只有死，各种出人意表的形形色色的激越的死，才有广阔的舞台。于是就出现了那么多“死“的方式！形式甚至代替了实质的悲凉，成为新遗民社会热衷的话题。
活，是生命再正当不过的最基本权利。陈子龙又无大节之失，甚至还在参与战斗。身负前朝功名的他之“错”，一开始就在求生欲实在强烈。可面临一去不复返的“最末一着”，这个昔日明星还能做出怎样的姿态？他什么武器都没了，只馀人类最原始的本能。蘸着血泪而作的诗歌能否传世，达到艺术“顶峰”，恐怕他都不会在乎。在这场个体与集体的交锋中，孰胜孰败显而易见。虽然集体正是由每个这样脆弱尤疑的个体组成的。但一旦形成组织，个体心底那些莫明其妙的施暴的魔鬼就有机会纷纷逸出瓶子，最终化合成有煽动力的怪兽。
的确，有些人对生死看得比较淡，而另一些人则看得分外重——这最终决定于人的内在性格而非外在表现。陈子龙骨子里就是对死深感惧怕的那种人，再显赫的借口、华丽的光环也极难诱惑他自动走向这条不归路
虽然时代相异，压迫者不同，但严肃的逼迫氛围永远是那么阴冷凄凉。其实若论望门投止，癸卯年间死节的忠烈之士魏耕（白衣）亦牵累过掩护他的祁班孙诸人。但魏之所以未能如陈那般引发遗民社会强烈的情绪震荡，一是事发时已在康熙元年，统治者略施怀柔之术，遗民社会出现了微妙的分化瓦解；二是魏案坐累者都被逐戍关外而未遭杀身之祸。与之相比，掩护过陈子龙的数人却几乎都在清军密不容发的追逼下纷纷以自尽告结。从深处说，这正是与清军占领江南初期极端的残暴、追杀截然不可分的。另一方面，也正表明了坐陈案牺牲者都因年代与交游之故，葆有特别坚定的殉国之志。到康熙年间这种死节的锋芒就随时间流逝渐渐消融了。
而况子龙还有个独特借口可用——一种超前的人生哲学。在明末，江南文人的哲学观实际上是在渐趋异化的，就在明朝的最后几年，一些士大夫已经敏锐地意识到必须摒弃会社林立但陷于门户之争的弊病，倡导经世致用之“实学”，陈子龙处于风口浪尖，文风“正中有奇”，是这股文化思潮的重要参与者，还撰着过皇皇数十万言的巨作《皇明经世文编》。这着作是子龙思想“奇”之精髓。而况陈子龙、夏允彝虽都是登科进士，几社“以才情坏八股”的风气导向却闻名于外（见《南吴旧话录》）。其实若论提倡文学、树立气节外，倡导“为有用之学”，绝非指点江山的陈子龙一人之功。只不过他的外表最像英雄而已。
故子龙自有高人一等的才气与识见，在哲学观上他对殉国之风就是不以为然的。况且他与基督教又结了不解之缘。众所周知，在生死问题上，基督教与程朱理学走了完全不同的两个方向。据典籍载，陈家与山西蒲州天主教大族韩氏为世交；而对深谙西学的乡贤徐光启，子龙更是极为敬服，多次拜望请教。《皇明经世文编》这部“可付之实施”的高瞻远瞩之作便受教于徐甚多。恐怕受教最深的，还是“务实”二字。——只是在面临人生最末一着的极端时刻，当才、情、气让位于心、性、理时，他必然落了败。
原先复社‘社事以文章气谊为重’，但这个青年文人联谊团体在明末越来越严峻的事实面前，开始考虑现实问题，研究学问……徐光启是明末‘实学’的代表……实学得到提倡，但还未成为士大夫的共识。后来，清初的江南士大夫怀着亡国之恨，对此追悔莫及。
他的“私欲”就是对生的渴求。不得不说子龙还是太超前了。又或许他秉持的先锋哲学观依然只是保命的借口——明亡之际的处生死成为一把利刃，对他的个性揭露得不留情面鲜血淋淋，逼得他无处可逃。
很少有人想到，这种血淋淋境遇下的“处生死”态度，与鼎革前香艳的的诗酒岁月里他与柳如是的遇合，竟也是可遥相参证的。
两处伤心一种怜。満城风雨妒婵娟。已惊妖梦疑鹦鹉，莫遣离魂近杜鹃。琥珀佩寒龝楚楚，芙蓉枕泪玉田田。无愁情尽陈王赋，曾到西陵泣翠钿。
《秋夕沉雨偕燕又让木集杨姬馆中，是夜姬自言愁病殊甚，而馀三人者皆有微病不能饮也》是陈子龙赠予名妓柳如是的诸多诗作之一，作于风和日丽的崇祯六年。
约在崇祯五年，经公子哥儿宋征璧之介，柳如是就识得了“云间绣虎”、“明诗殿军”陈子龙。不过崇祯八年春二人始同居，在春色旖旎的江南画楼展开了一段诗酒唱和，想来极具审美趣味的画卷。当时才子如钱谦益、陈子龙等无不以挟妓为荣……儒家的人生观，较少超越的理性而多入世的激情。这在繁荣的时代易流于奢侈，在危机的时代易染末世的风情。这种品格，在中国后来的历史上每每表现出来，成为中国知识分子有所作为的一个障碍。”
通读陈子龙诗词，确能发现许多或缠绵悱恻，或饱蕴悲苦，深隐幽微，不得不言又不得畅言的爱情篇章，是在与柳如是热恋及仳离后的六七年间完成的。这不但是其文学创作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实际上亦从字里行间对其复杂的文化人格作了解读。令词本体纤柔婉约的性质使陈子龙内心最为深隐幽微的情思结合了其性格学养经历，在作品中有了无意的流露，于是遂使其作品中充满了引人产生感发与联想的丰富潜能。
不过崇祯八年这段神仙岁月一进入秋季就凄黄摇落了。古往今来，对陈柳分手的原因，外界多归为外力干预，即陈子龙严妻张氏的棒打鸳鸯。不过，张氏并非禁止丈夫娶妾，只是要求对方须出自良家。
可见张、柳若一相逢，必是针尖对麦芒。得遇如此两位处于社会阶层链条首尾两端的女中豪杰，是幸耶，亦苦耶？
明清时代，尤其在经济文化高度发达的江南，即使在女权受到极大压抑的社会总环境下，出身较高阶层的女性因多读诗书，也能保持一定自主意识；而以柳如是为代表的底层极端特殊女性群体，亦能于细密的封建文化网罗中得觅一小方相对自由的空间。二者都是社会宏观话语中合理存在的异数。柳如是身材矮小，“结束俏俐”，史籍中并无她国色天香的记录，但其“凡所叙述，感慨，绝不类闺房语”的文化气质、性格魅力正表现了明末特殊大环境下一个特殊女性群体自我意识的普遍崛起。
常说女子是弱者，男人则是强健的代表。可是弱者的女子只是存在于表面上的，而男人的怯懦却是隐存着的。
虽然陈子龙的家庭并非纯粹传统的儒家，但从其早期诗文里看得出鼎革前因身份所系、环境顺遂，虽立业之根是宝贵的“正中有奇”之“实学”方法论（今人有研究指出，几社的文学主张不完全是拟古因袭，而是重视古代文化活泼的精神），他的日常心理姿态却依然是“端着”的。这样的姿态就使得他的生活态度既无“天巧星浪子”钱谦益亦庄亦谐之“才”，也缺失夏允彝秉有的刚毅木纳之气。最要命的是还摊上了个厉害老婆——“恐卧子闺门之内，亦不得不有所畏惮顾忌也”委婉画出须隐藏起怯懦来的尴尬。又或者，夫人的干涉亦只是个借口？就象后来为“不即死”查找的种种现实与哲学层面的挡箭牌？在内心深处，他还真想与柳如是这样性格心机的女子继续周旋下去么？
“两处伤心一种怜。満城风雨妒婵娟。”——造就二人仳离的更深层原因，恐怕就在性格的根本差异。放在今天这也是毫不稀奇的。
柳如是惊世骇俗的个性、鲜明的政治野心，其根源都出自她的好体格。传她“身材不逾中人而色甚艳。冬月御单夹衣，双颊做朝霞色，即之体温然”。身材不高，就可使所摄养分更多分配给后天之气。故在阴寒的南方冬月她也只穿单夹衣而面色如霞，全无畏寒之态。足见火气之旺。此种强壮体格既得益于父精母血先天之本，大约亦受惠于自幼的乡村生活。后来钱谦益丁亥被逮，“柳氏束装挈重贿北上，先入燕京，贿于权要，娶为斡旋，然后牧斋徐到，竟得释放，生还里门。始知此妇才智，又不当易闺阁细谨律之矣。”颠沛流离的底层经历又会大大助长柳如是天性中“好奇”、“放诞”，惊世骇俗的一面。当崇祯五年她以儒生打扮初访陈子龙时，名片上就自称“女弟”，直可见前卫叛逆于一斑。那时的陈，至少于表面上，没有接受她。
陈自然也流连诗酒。明末，文人普遍有两面性，既具朋党之风，“厉风节而趋极端”，却又“征色选声”“极尽冶游为能事”，两面都理直气壮，只是耽溺程度不一罢了。就连老夫子夏允彝都捧过李香君，神童信夏亦写青楼盛衰宴游兴替，何况风流倜傥，“眼光奕奕笼罩千人”的子龙乎！不过若论冶游，他的暧昧对象似只有过柳如是一人。
夏允彝是与子龙并肩领导东林“正经事业“的战友，子龙说过“安得如师友如足下者！”但若论底下的私交，绝无和子龙并称“云间三子”的李雯、宋征舆来得亲密随意。偏偏柳如是与后两位都有过交往，可见只要柳有决心，子龙大抵是难逃她的温柔乡的。
对陈子龙，她的才气，她的慧黠，当然都有强烈的吸引力，属于传统男性中心话语如话本小说常见的“女人诱之”的情境类型。但子龙却有功名，非李、宋这样的“富贵闲人”。最后子龙是“畏而谢之去”的。这个“畏”很妙，虽然绝不比多年后对“死”的恐惧痛苦狼狈，却也活画出了一种急于抽离的姿态。
柳如是并不是思想深邃的人，但她在每一生死关键时刻，她的反应总符合于文化精神所凝聚的那样的高度。这即是她能令后世钦佩的地方。其实说来说去，柳如是的最大优点还是不怕死。笔者认为这既与其天性有关，也与她卑贱出身造就的不自恋心理经验相联。陈子龙们没有她那样的人生经历，在和平的日子里是幸事，在特殊年代则成为温室的花朵。故清兵南下时柳如是就要拉钱谦益跳水。在生死观上，柳如是不但与丈夫钱谦益，也与情人陈子龙乃至李雯、宋征舆这些投清的公子哥都走了相反的极端。回想生命里前后出现的这两个重要男人对死亡如出一辙的恐惧，她该是什么心理？当然钱、柳一降清一投水，高下立见。但他们都曾对生如此流连，恐怕不会不引起柳如是复杂的叹息。钱降清后名声是彻底完了，陈却还是英雄。英雄的声名不容亵读。当听到他“终于”就死的消息后，通透如柳如是，那时怕也会悄然松口气吧？这一口气又如此的悲哀。她有善良的一面，当会欣幸于他的终极解脱。也许在鼎革前二人相处的短暂时刻，某些生活细节，终于的分手，已足使她了解陈外表下的复杂与软弱。
最终她是在钱谦益死后，为让逼迫自己的钱氏族人伏罪，精心设计了圈套，然后毫不尤豫地自杀的。
就在陈、柳分手至柳、钱结缡的几年间，陈、柳间还常互致诗词。崇祯十一年汪然明为柳如是刊刻《戊寅草》，陈子龙还写了序，同年又写下七古诗《长相思》。“劝君莫向梦中行，海天崎岖最不平。纵使乘风到玉京，琼楼群仙口语轻。别时馀香在君袖，香若有情尚依旧。但令君心识故人，绮窗何必长相守。”绮窗何必长相守——保持一定距离，相思而不相守，或许才是最美，也是最安全的。毕竟，若论“才藻博洽，可与卧子相互训和”者，非柳如是莫属。
柳如是对陈子龙到底有没有发生过爱情？答案应该是肯定的。这大概是她一生中不多的几次持续时间较长，热烈真诚的感情之首了。以柳之慧黠与阅历，以及对自身地位的清醒认识，她虽看穿了陈的复杂性格，但在尚未找到精神与物质的双归宿之前，很可能还是乐于与陈保持思想交流，同时借诗言志，以达世听的。故在她这时期的诗歌中，虽热烈地描写对离去爱人的思念，如：“从此无心别思忆，碧间红处最相思。”，亦有相当多颇具雄心壮志的诗句若：“但当恣遨游，顾眄垂清逸。”之类。
到了崇祯十四年，柳如是终于得觅其“终焉之计”——文坛盟主钱谦益。二人结缡之际，有个很富趣味的细节。据沉虬《河东君传》载，“云间缙绅，哗然攻讨，以为亵朝廷之名器，伤士大夫之体统，几不免老拳。满船载瓦砾而归，虞山怡然自得也”。在一切以尊卑等级为基础的社会，爱也是有差等的。“怡然自得”一词写尽了老迈的钱谦益对年轻夫人之爱慕及老顽童个性的“灵光一现”。而这与其后他不顾廉耻投清求生，又忽生悔意，背叛新主发黎离之悲的多变思维，似又可相参照。
有趣的是，想必那些纷纷投掷瓦砾的，来自陈子龙家乡云间的缙绅们，既不满于钱公然“用匹嫡之礼”迎娶名妓，暗里也有些儿为陈抱不平之意呢。
不过到天翻地复之际，在所有人的回忆里和平日子的种种龃龉怕都如隔世梦寐了。甲申变后，弘光小朝廷在金陵创建。儒家原生的使命感，参与决策的野心，驱使江南名士在不同程度上生发有所作为的意图。作为着名政治人物，无论是一开始就对时势清醒地发出不乐观判断，却又不舍博弈机会的陈子龙，还是钱谦益和他野心颇大的夫人柳如是，都相继赶到了金陵这个是非之地。
弘光小朝廷在金陵筹建，钱牧斋马上带了柳如是赶去，捞到一顶礼部尚书的纱帽。这是他极力讨好马、阮的结果……说得嘴响，却不顾清流的齿冷。柳如是此时也有很‘精彩’的表演。钱牧斋请阮大铖吃酒，要如是陪坐，阮胡子高兴极了，送给她一顶价值千金的珠冠，钱要柳如是道谢，还要她‘移席’近阮。这些，柳如是都照办了。她陪钱牧斋来到金陵时穿了‘戎装’，头上插着野鸡毛，作‘昭君出塞’装束，也着实出了一点风头……这一切都说明了什么呢？如果仅把它看做是这个‘结束俏俐，性机警，饶胆略’的小女人的喜欢出风头，荡检逾闲的胡闹，那可就不免目光过于短浅了。她不惜出卖色相讨好阮大铖，目的是为钱牧斋挣得礼部尚书的官位；她走到部队里去，是想拉拢枪杆子的手法。”
这样的柳如是，充分表露了政治野心的柳如是，在乙酉年撩火加油的弘光小朝廷内部争斗里，在政治层面上已公然成为陈子龙的敌人了吧？
清兵南下后，钱谦益立刻降了，不齿于士林。清初陈子龙嘲笑钱谦益的一首诗，题目是《题虎丘石上》，诗云：‘入洛纷纷兴太浓，莼鲈此日又相逢。黑头早已羞江总，青史何曾用蔡邕。昔去幸宽沉白马，今归应愧卖卢龙。最怜攀折章台柳，憔瘁西风问阿侬。’全诗八句都用典……以写钱谦益于明亡后应死不死，投降清朝奔赴北京，不如意又回到江南，老了，多年想修史终于落了空，而在他离开家的时候，夫人柳如是却有种种欢事。
如果“据传”坐实，那么这是柳出嫁后陈惟一涉及她的文本，却写在这样的烽火关头。那“最怜攀折章台柳”一句，似还隐含对柳如是出身的讽刺。若此诗真出于陈手，这样写，似欠缺一些男子汉风度。柳在弘光小朝廷的一番闹剧确是令陈齿冷的，但弘光亡后她是有殉国决心的。当然人们没机会也无兴趣关注这些微妙的不同。既然钱谦益夫妇位于时论最下层，成为两个倒楣的靶子，时论就有如《红楼梦》里平儿对管家有句话：“那赵姨奶奶原有些倒三不着两的，你们就都往她身上推。”投降派钱谦益殃及了柳如是。
值得注意者非关风月，到这个时刻他们也没风月可谈了——陈诗恰作于前朝利益既得者自己也因“不即死”而无所适从于紧张压抑的遗民社会之时。在无能自保的严冷时节，冠冕堂皇地跟随主流话语对更弱者投注隐蔽的暴力，是人类的劣根性。这样做，可减轻他人对自己的关注，也起到在普遍的夸张状态下调节心理平衡的作用。无论此诗真假与否，我想在鼎革后纷乱矛盾的时期，陈的文化人格构建中的正统思想都必然会如山般倾塌下来，把他彻底压变形。
当日严妻的干涉于热恋中的子龙与几年后严酷政治环境对他的打击组成一柄双面镜，都清淅照出了这位文坛才子心底不无悖论的真实人性。这性格骗过了所有人，甚至也瞒骗了子龙自己。并非他的刻意掩饰，而是社会机制与个人气质综合作用的结果。等级社会里结社唱和的诗酒岁月放大了社会精英的潇洒英迈，而特殊的情感纠葛与纷纭变荡的社会矛盾，则迫使其现出脆弱的心理防线。
陈子龙与柳如是的骤然分手，以及对自身生命的强烈挽留，都无所谓对错，只是在那极端严苛的时代，这两桩看似无关，实际体现出相同思维模式和哲学基础的前后事件，得到的却是世人全然不同的评价。
一些虽然在心灵上具有高贵美好之本质的人物，然而却有时会因人性上某种软弱的疵累，而使得他们在行为上留下了挫跌沾辱的记录。正因为他们的挫跌沾辱显示出了人性上最软弱的最具代表性的两种根性：其一是属于一般人所共有的求生存安全的本能；其二是属于一些才智之士所特有的不甘于寂寞而冀求表现的欲望。”
陈子龙固然怕死，怕老婆，却毕竟是烈士。在他的人生里并无沾辱的痕迹，只能说是挫跌，或曰因强大隐性歧视造成的心理创痕。但自他从避居地重回松江至起义失败牺牲前发生的一些小事又足以发人深省，因为这种例子也不仅是发生在他一人身上的，严苛时论却统统哑炮了。这是为什么呢？黄裳先生曾分析晚明的斗争环境是相当复杂的。我想上述这种立体的社会心理表现也正是一面镜子。照出的不仅是陈子龙的时代，同样烛照着他之前和之后的岁月。
就在陈子龙返回松江，遭遗民非议，筹措起义到最终牺牲的两年间，仍没有断绝与“云间三子”另二人李雯、宋征舆的唱和——无论在鼎革前后，“云间三子”始终走得那么近。尤其子龙与李雯。“衡宇相望，三日之间，必再见焉”（顺治三年李雯致子龙信）。必因在艺术感觉上有某种类似共振的知己效应，才可能带来如此强大的精神享受。他和李雯唱和的时间特别多。子龙自己说：‘文史之暇，流连声酒，多与舒章唱和，今《陈李唱和集》是也。”但这是鼎革前的事。“三年契阔、千秋变常。”——鼎革后，李雯沦陷在北京，为尽孝不得不接受了中书舍人的职位。故在给子龙的信中他心绪百端地说“失身以来，不敢复通故人书札者，知大义之已绝于君子也”。但“侧闻故人颇有眷旧之言”，子龙并没有弃绝他。这说明子龙的人情味。顺治三年李雯回到南方与子龙见面后，子龙还安慰他，你没有科第功名，和我不一样。——我想子龙这时心底的潜台词是：成也功名，败也功名啊！
陈子龙对李雯的体谅，既是故人之情，也是在他自己这个层面上清醒的“勿以哀矜而自喜”。更可认为在巨大的心理压力下他需以全身心投入声酒唱和来麻醉、调节紧张的神经。而云间三子另一人宋征舆的人品实在又与李雯相异。他撰诗赞颂吴三桂引清兵入关，顺治四年又中了进士，官至副都御使。在大节上宋与陈绝对是趋舍异路的，但陈与之仍偶有唱和。以上种种正可见清初江南遗民社会政治文化心理之复杂微妙和知识分子的真实生活情态！里面确有严冷紧张压抑，却也非铁板一块。同时还从一个侧面反映出虽是毁家纡难颠沛流离，但身逐征篷的军旅生涯实并非抗清义士生活内容的全部。他们的生活不全是非常态的，更类似于打游击的状况，中间也有坐下来诗酒唱和的机会。
中华民族几千年的战乱史，早已埋下了国人因循、容与甚至不乏背谬的“集体无意识”种子，由此在大原则框架内可为具体行为查找种种具体适合的理由。最后你竟会顿悟柔性外交与不合情理的严苛其实正是密不可分的双胞胎，它们共同构就更广阔的历史文化心理的双面镜
“当年结客同心者，满眼悠悠行路人。”（信夏《寄荆隐女兄》）“一身湖海茫茫恨，缟素秦庭矢报仇。”（信夏《鱼服》）——那些大大小小的起义，陈、夏始终是共同参与的。所以说陈子龙，就必须提到信夏。天翻地复后，信夏彪炳史册的《大哀赋》曾令在北京的吴伟业愧敬交加，痛哭三日，做传奇《秣陵春》寄寓亡国之悲。那么这个血气少年心底对良师、父执陈子龙鼎革后三年间无限痛苦也不乏些微诗酒唱和来作缓冲的复杂岁月又如何看待？他冷眼旁观过么？
家风良好、亲朋卓越的信夏是明末无数江南神童中的佼佼者，在“总角小童”时期便可洋洋洒洒写出数万言古文诗赋来，且“下笔立就”，“奇丽可观”。若非身逢末世，这天才少年必将合夏允彝与陈子龙所长，大放异彩。
金陵倾复后夏氏父子曾与姻亲、友朋共筹夺取苏州，切断清军金陵与杭州连络线的宏大计划。在这些日子里信夏的英雄气慨突破了书生气息，大展宏图。大概这才是他心底志向所寄。松江沦陷后夏允彝自尽了，信夏却积极与归来的陈子龙组织策反，并在丙戌年与子龙及岳父钱栴歃血为盟，共谋倡义。
与老师子龙相比，信夏自是轻装上阵的。在非常时期他走了一条飞跃之路，独立才干与激越识见在失去束缚的乱世迫不及待地展现出来。在不知觉中他与子龙的距离越来越拉近，地位越来越平等。在这个十六岁少年的火气面前子龙是有些老迈了。而信夏撰着的《续幸存录》，“不敢苛，不敢私，不敢以己意曲直”，同样是“正中有奇”，又实不愧几社，不愧子龙“实学”嫡传教导。甚至在对马士英、阮大铖、史可法诸人的评价上，他不顾清流非议，“童言无忌”，意气用事，体现出更强烈的实用主义倾向来。这是夏允彝，也是陈子龙都不可能达到的。
受互补心理所激，军事家又往往成为书生仰慕迷恋的人格对象。丙戌正月十五大破吴江的义军首领吴日生，其军事才华就远高于“好言王伯大略”的陈子龙。后来陈、夏都做了吴的下属。在真刀真枪的斗争里，吴日生倍受信夏崇敬，信夏诗句“投笔新从定远侯”正真实表达了这种感情。
“成败论英雄，史笔朦胧。与吴霸越事匆匆。尽墨凌烟能几个，人虎人龙！双弓酒杯中，身世萍逢。半窗斜月透西风。梦里邯郸还说梦，蓦地晨钟！”——与鼎革后陈诗寄意凄恻的深复悲痛相比，被叛徒出卖的吴日生临上刑场前做的这首淋漓怆绝的绝笔，无疑更透露出慷慨悲歌的英雄豪气。
故丙戌六月吴日生牺牲后，信夏一气写下三首《即事》诗以示悼念；又作《哭吴都督》六首以尽馀悲，后被清军押至吴江时还作了《吴江野哭》。因日生尸骨难寻，他更与朋友秘密地筑起衣冠冢，以示哀悼。不久后，又听到内兄钱熙因在吴军中积劳成疾，悄然去世的消息，信夏亦悲痛难抑，挥毫写下七律一首和七绝十八首哭之。吴、钱于少年信夏，一有知遇之恩，一有知己之情。这些感情都是沸腾无能自已的。
然在次年五月子龙牺牲后，或许因自身也已“形神俱涸”，东躲西藏，有倚马捷才的信夏却未撰点滴悼亡文本。直至六月底清军忽然袭击华亭捉拿信夏，信夏奋然说：“天下岂有为义避祸夏存古哉！”遂入罗弋。对于死的态度，显然他与父亲更接近——斩截、洒脱。
“已知泉路近，欲别故乡难。”（《别云间》）——当自己也一步步真正走向死神时，热爱生活的信夏心底必然会涌起狂热的留恋来——对生的眷恋，对亲人与故土的不舍。大概也就是在这样子一站站解往金陵死地的水路上，在静谧的月夜，无寐的他才能骤然体会到这三年间子龙在一场场迫在眉睫的死亡威胁前巨大迷乱的心境。“懦夫”这个词栽在别人头上很容易，只有身临其境才会发现其间有多少真实怆痛。一个深夜，船经细林山下。山中的崇真道院，正是两年前子龙从避难地回到家乡祭拜允彝后，与信夏同游畅谈之所在。“相逢对哭天下事，酒酣睥睨意气亲”——直到这个时刻，信夏潜意识里多少苦苦压抑着的回忆与情感才终于在自身也面临“最后一着”的怆痛甚至是瞬时的无助中彻底爆发出来。百感交集间，信夏终于挥毫写下悼念子龙的《细林野哭》。这是信夏诗文中最自由无羁，最富激情与极悲鸣的一首，也是他十七年生命最后时刻爆出的最强音，因此成为世代传颂的佳篇。郭沫若说：“真可谓声与泪俱下，一字一咽。其早欲追随其师，存心一死，固已见乎情见乎辞。十七岁之少年如此慷慨沉着，谁能读之不为之凛然生感耶！”
“公乎，公乎，为我筑室傍夜台，霜寒月苦行当来！”最后一句，情感尤显深厚，是过滤了杂质后，结晶的真诚悲怆情怀。
温煦的夏允彝死得很斩截。信夏在“处生死”的态度上完全继承了乃父基因。自参与起义起他便“存心一死”。但对子龙本人的“未即死”，想必同样推崇“实学”的少年信夏因心无桎梏，自能体谅且腹诽不多。——既然他能在《续幸存录》里书生意气地谅解阮大铖、马士英，又怎会冬烘地苛责子龙的不即死！同理，对子龙在战争间隙与李、宋的诗酒唱和，信夏当亦有乃父温煦之风，保持沉默的理解态度。只有在子龙望门投止所招致的士林非议上，他可能尤豫了。的确在客观上子龙牵累了太多生命。何况坐累而死者几乎都是信夏最亲近的人：叔父夏之旭，姐丈侯岐曾一家，岳丈钱栴（有说法钱栴是子龙狱词连及)……若说此时信夏依然毫无怨言，怕不尽真实。从他在子龙牺牲后未迅即作诗以示悼亡，就可窥其心理挣扎。但信夏宅心仁厚，虽自己视死如归，却终不会颠倒本末，舍迫害者之残暴而苛责逃亡者的求生。最终，在自己也慷慨赴难的前夕，立于月下舟头，回思三载波澜壮阔的血腥岁月，他的心灵壑然开朗，万境归一。在这个时刻他终于完全理解了“人”——即以一首闪铄不可磨灭光辉的《细林野哭》来表达对陈子龙，更是对无数具体的“人”，对天翻地复中人性人情人的奋斗人之挣扎最深切最尊重的大悲泯和大歌哭。这月下舟头之一幕，完全当得上波澜血腥的南明史上人文精神闪耀的最伟大时刻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