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5年的冬天，赣西荷岭的风跟淬了冰的刀子似的，刮过陈家坳的黄土坡，卷着鹅毛碎雪，把整个村子裹得密不透风。村西头那间摇摇欲坠的陈家土砖房，墙皮裂着指宽的缝，寒风从缝隙里钻进来，呜呜地像哭。屋里一盏油灯昏黄如豆，灯芯跳得厉害，映着木床上产妇王桂兰苍白如纸的脸——她嘴唇干裂，额头上的冷汗混着乱发贴在脸上，每一次宫缩传来，都让她浑身颤斗，双手死死攥着身下打了三层补丁的粗布被褥，指节泛白。
床边的陈守义早已没了往日村支书的沉稳，他穿着打了补丁的单棉袄，裤脚卷到膝盖，露出冻得发紫的脚踝，在狭小的屋子里焦灼地踱步，脚步声踩在泥土地上，每一步都透着慌乱。这是他的第三个孩子，前面两个都是丫头，在“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年代，这个还没降生的娃，是陈家坳老陈家唯一的盼头。
“再加把劲！娃的头快出来了！”接生婆双腿叉开蹲在床边，手上沾着混着血水的草木灰，额头上的汗顺着皱纹往下淌，嘴里不停喊着鼓劲的话。王桂兰猛地吸了一口气，喉咙里挤出一声撕心裂肺的痛呼，整个人几乎虚脱过去——她已经疼了整整一夜，从天黑到天亮，从月亮挂树梢到寒风卷雪来，耗尽了全身的力气。
突然，一声微弱却执拗的啼哭，划破了屋里的沉闷。
“生了！生了！是个小子！带把的！”接生婆一把把孩子抱起来，用早已备好的粗布擦干他皱巴巴的身子，脸上笑开了花，“你看这娃，哭声不大，攥拳头的劲儿可不小，将来准是个硬骨头！”
陈守义的脚步猛地顿住，整个人僵在原地，眼睛瞪得通红，直直地盯着接生婆怀里的小不点，嘴唇哆嗦着，半天说不出一句话。他缓缓蹲到床边，粗糙得象老树皮的手，想去碰孩子的脸，又怕自己满是老茧的指尖弄疼了这娇嫩的小生命，迟疑了半天，才轻轻蹭了蹭孩子的额头——那一点温热的触感，象一道暖流，瞬间冲垮了他所有的焦灼。
“好……好娃……”陈守义的声音哽咽着，眼泪顺着脸上的沟壑往下淌，滴在孩子的襁保上，“就叫建军！陈建军！盼着他将来能有出息，要么当兵保家卫国，要么读书走出大山，给咱陈家坳争口气！”
床上载来王桂兰虚弱得几乎听不见的声音，她费力地睁开眼，目光落在孩子身上，脸上满是疲惫，却藏不住当妈的欢喜：“守义……给儿子裹厚点……别冻着了……灶房的瓦罐里，还有十个鸡蛋……给接生婆留着……”那十个鸡蛋，是她攒了半个月，想给两个女儿补身子的，如今却毫不尤豫地拿了出来。
陈建军的到来，给这个贫寒到骨子里的农家，带来了难得的热闹。陈家坳是荷岭深处的一个穷山沟，全村几十户人家，清一色的土坯房，墙是黄土夯的，顶是茅草盖的，一到下雨天，屋里屋外一起漏。这里的人世代以种水稻、红薯为生，靠天吃饭，风调雨顺的年份，能勉强填饱肚子；遇上灾年，只能靠南瓜菜、啃红薯度日。
陈建军上面有两个姐姐，大姐陈秀莲十二岁，个子瘦小，却已经能扛起家里的大半农活；二姐陈秀娟十岁，手巧，洗衣做饭、缝补浆洗样样精通。姐妹俩早就辍学在家，不是不想读书，是家里实在供不起——一张书桌，两支铅笔，一块五毛钱的学费，对这个家来说，都是遥不可及的奢望。每天天不亮，姐妹俩就扛着锄头下地，傍晚回家还要喂猪、做饭、照顾弟弟，小小的肩膀，压着不属于她们年纪的重担。
“秀莲、秀娟，你们要记住，”陈守义常常坐在门坎上，抽着旱烟，看着两个女儿忙碌的背影，语气里满是期盼，也藏着深深的愧疚，“建军是咱陈家的根，是咱陈家坳的希望，将来必须让他读书，不能象咱这样，一辈子困在这黄土地里，睁眼是山，闭眼是坡。”
两个姐姐总是懂事地点头，把委屈咽进肚子里。有一次，陈秀莲看着村里的孩子背着书包去上学，眼里满是羡慕，却只是悄悄拉着妹妹的手，小声说：“咱好好干活，让弟弟好好读书，将来让他带咱走出大山。”
陈建军从小就跟别的孩子不一样。别的娃子三岁还在泥地里打滚，浑身是泥，哭着闹着要吃的；他却能安安静静地坐在门坎上，看着父亲在院子里写村公告，眼神里满是好奇，小脑袋瓜里不知道在琢磨什么。四岁的时候，他就能跟着父亲认简单的字，父亲握着他的小手，一笔一划地教他写“陈”“建”“军”，他的手很小，握不住毛笔，就用树枝在地上写，虽然写得歪歪扭扭，像蚯蚓爬，却格外认真，一遍写不好，就写十遍，十遍写不好，就写一百遍，直到把字写得工整了才肯罢休。
七岁那年，到了上学的年纪，陈守义牵着陈建军的手，踩着厚厚的黄土，去三里外的陈家坳小学报名。可当老师说出“一块五毛钱学费”的时候，陈守义的脸瞬间涨红了，他蹲在学校门口，从口袋里摸出一个布包，一层层打开，里面是几毛钱的碎票子，还有几个铜板，那是他攒了半年，想给家里买盐的钱。
“老师，您看……能不能先欠着？等秋收了，我一定把学费送来。”陈守义的声音低得象蚊子哼，头埋得很低，脸上满是窘迫。
老师叹了口气，摇了摇头：“守义，不是我不答应，学校也有难处，这么多孩子，都欠着学费，学校也撑不下去啊。”
陈守义蹲在地上，一根接一根地抽烟，旱烟杆的烟锅里，火星亮了又灭，灭了又亮，眉头拧成了一个死结。陈建军拉着父亲的衣角，仰着小脸，小声说：“爹，我不读书了，我帮家里种地，帮姐姐喂猪，帮您放牛，我能干活了。”
孩子懂事的话，象一把针扎进了陈守义的心里，他猛地抬起头，看着儿子清澈的眼睛，眼框瞬间红了。他抬手摸了摸儿子的头，手上的老茧蹭得儿子的额头有些疼，却语气坚定地说：“不行！你必须读书！就算砸锅卖铁，就算我去山上砍柴卖，就算我去公社里打零工，爹也要供你上学！”
回到家，王桂兰把陈守义拉到里屋，从炕席底下摸出一个红布包，那是她当年出嫁时，娘家给的唯一陪嫁。她一层层打开布包，里面是一对银镯子，镯身已经氧化发黑，还有一枚银戒指，上面刻着一个小小的“桂”字。“守义，把这个卖了吧，换点钱，给建军交学费。”王桂兰的声音有些哽咽，这对银镯子，她戴了十几年，睡觉都舍不得摘，可看着儿子渴望读书的眼神，她什么都愿意舍弃。
陈守义看着妻子通红的眼睛，接过布包，心里沉甸甸的，像压了一块大石头。他拿着银饰，趁着夜色，踩着泥泞的山路，连夜赶到十几里外的公社，卖给了供销社，换了两块钱。当他把一块五毛钱学费交到老师手里时，他的手都在颤斗——这两块钱，是妻子的心血，是这个家的希望，更是儿子走出大山的敲门砖。
从那以后，陈建军成了陈家坳小学里最克苦的学生。每天天不亮，鸡刚叫第一声，他就起床，帮姐姐们喂猪、做饭，然后背着母亲用粗布缝的书包，踩着崎岖的山路，徒步三里去学校。山路不好走，尤其是下雨天，泥泞不堪，他常常摔得浑身是泥，却从来没有迟到过一次。
放学回家，他放下书包就帮家里干活，要么去地里挖红薯，要么帮姐姐们劈柴，要么帮母亲喂鸡，直到天黑了，才坐在油灯下复习功课。油灯的光很暗，油烟熏得他眼睛生疼，可他从来没有抱怨过，一边看书，一边做笔记，常常学到深夜，直到母亲催他睡觉，他才肯吹灭油灯。
两个姐姐心疼弟弟，总是把仅有的红薯条，白米饭省给他吃，自己却吃着最不喜欢的带干薯条、南瓜、蔬菜的杂粮饭。有一次，陈秀莲把自己的红薯饼塞给陈建军，笑着说：“弟弟，你快吃，你读书费脑子，要多吃点，姐姐不饿。”可陈建军分明看到，姐姐的肚子饿得咕咕叫，却强装着不饿的样子。他把饼子掰成三块，递给两个姐姐：“姐姐，我们一起吃，要吃一起吃，要饿一起饿。”
十岁那年，夏天的一场暴雨，冲毁了去陈家坳小学的山路。山体滑坡，泥土和石头堵满了山路，泥泞不堪，一脚踩下去，鞋子都拔不出来，村里的其他孩子都请假在家，不敢去上学。可陈建军却不肯放弃，他知道，明天要考试，他不能缺席。
天刚蒙蒙亮，他就穿上草鞋，背着书包，拿起一根木棍，深一脚浅一脚地往学校走。山路很滑，他走一步，滑三步，好几次都差点摔下山坡。走到半山腰的时候，他脚下一滑，重重地摔在了泥地里，膝盖磕在了石头上，鲜血瞬间渗了出来，染红了裤腿。他咬着牙，忍着疼，用木棍撑着身子，一点点地爬起来，擦掉脸上的泥水，继续往学校走。
当他浑身泥泞地赶到学校时，上课铃刚响。老师看着他狼狈的样子——裤子磨破了，膝盖上的伤口还在流血，头发上沾满了泥土和草屑，却依旧背着书包，眼神坚定地站在教室门口，眼框一下子红了。他当着全班同学的面，把陈建军拉到讲台上，声音洪亮地说：“同学们，你们看看陈建军同学，冒着暴雨，踩着泥泞的山路，摔了无数次，却依旧坚持来上学，他是我们班最勇敢、最克苦的学生，大家要向他学习！”
全班同学都站起来，对着陈建军鼓掌，掌声响亮，回荡在小小的教室里。陈建军站在讲台上，看着台下的老师和同学，眼泪忍不住掉了下来，那不是疼的泪，是感动的泪，是坚定的泪——他知道，自己的努力，没有白费。
陈建军的克苦，村里人都看在眼里，记在心里。有人笑着说：“守义家的建军，真是个‘读书种’，将来肯定能考上大学，走出大山，成为咱陈家坳第一个大学生！”每当这时，陈守义总是笑着点头，心里却暗暗发誓，一定要好好供儿子读书，就算再苦再累，也不能眈误了儿子的前程。
日子一天天过去，陈建军在学校的成绩始终名列前茅，每次考试都是全班第一，年年被评为“三好学生”。他不仅学习好，还特别懂事，放学回家，除了帮家里干活，还主动帮村里的孩子们补课，教他们认字、写字，给他们讲课本里的故事。村里的老人都喜欢他，常常把家里仅有的红薯、玉米塞给他，笑着说：“建军这娃，不光有学问，还心善，将来肯定有大出息！”
1975年，陈建军十岁，公社干部下来视察工作，路过陈家坳小学，看到陈建军在村里的公告栏前，帮父亲抄录村规民约。他站在那里，踮着脚尖，手里握着一支铅笔，一笔一划地写着，字写得工整漂亮，比村里的教书先生写得还要好。公社干部忍不住走过去，问道：“小朋友，你叫什么名字？这字是你写的吗？”
“我叫陈建军，这字是我写的。”陈建军抬起头，眼神清澈，语气坚定。
公社干部又问了问学校的老师，得知陈建军学习成绩特别好，每次考试都是年级第一，还特别懂事能干，心里很是欣赏。他找到陈守义，拍着他的肩膀说：“守义，你家建军是个好苗子，不能眈误了。我已经跟学校校长商量好了，让建军去学校住校，学费和生活费，公社里帮着解决一部分，剩下的，学校减免。”
这个消息，象一道惊雷，炸响了整个陈家。王桂兰激动得哭了，她拉着陈建军的手，一遍又一遍地说：“建军，你要好好读书，不能姑负公社干部的期望，不能姑负老师的期望，更不能姑负咱全家人的期望！”两个姐姐也笑着说：“弟弟，你在学校好好读书，家里的活不用你管，有我们呢！”
临走前的晚上，王桂兰连夜给儿子缝了一件新的粗布褂子，还塞给他几个红薯饼，饼子里面，她偷偷夹了一点红糖——那是她攒了很久，想给儿子补身子的。她拉着儿子的手，反复叮嘱：“建军，到了学校，要好好读书，听老师的话，别想家，别跟同学吵架，要好好照顾自己，天冷了，要多穿点衣服……”
陈建军抱着母亲的骼膊，用力点头，眼泪却忍不住掉了下来，砸在母亲的手上。他知道，自己身上承载着家人的希望，承载着陈家坳的期盼，他必须好好读书，将来考上大学，走出大山，才能不姑负家人，不姑负乡亲们的期望。
那天清晨，天刚蒙蒙亮，陈守义牵着陈建军的手，走在崎岖不平的山路上。寒风刮过耳边，带着潮湿的气息，吹得人脸上生疼。陈守义走在前面，脚步沉稳，他把自己的棉袄脱下来，披在儿子身上，自己却穿着单薄的单衣，冻得浑身发抖。陈建军跟在后面，背着书包，眼神坚定，他紧紧握着父亲的手，感受着父亲手上的温度，一步步往前走。
阳光通过云层，洒在他们身上，把父子俩的影子拉得很长很长，映在厚厚的黄土上，象是在书写着一段关于希望与奋斗的故事。这陈家坳里的“读书种”，这黄土地里长出来的娃，终将在岁月的浇灌下，在风雨的磨砺中，生根发芽，长成参天大树，走出这大山，去看看外面的世界，去实现他的梦想，去圆了陈家几代人的期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