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清照今日所闻所学，于她而言不啻于一场席卷心神的滔天巨浪。
她本是怀揣着探究东旭先前所提那几个哲学难题的心思而来，未料想师傅竟直接从《论语》根基处入手，抽丝剥茧重新诠释孔子为何要确立“礼”的本质、区分“礼”与“仪”的形态。
更将那遥远春秋的时代背景、社会困境一一铺陈，令诸子百家那些微言大义，瞬间有了血肉，有了现实的映射。
经东旭这般颠复性的讲解，李清照再回想太学之中所授的儒家经典，竟觉处处皆是未曾深究的漏洞与隔阂，仿佛历代注疏者皆在自说自话，与孔子立言的本心渐行渐远。
这令她心中不由涌起一股复杂的感慨：这真是野有遗贤，明珠蒙尘啊！
我煌煌大宋，何以竟让师傅这般身负真才实学之士，对科举之途不屑一顾？
少女此刻尚不知“穿越”为何物，否则便不会发出这等混杂着敬佩与惋惜的叹息了。
这实则算不得“野有遗贤”，乃是“天降系遗贤”。
上午的授课内容，内核便是将儒家典籍，尤其是《论语》，依东旭的理解重新梳理、阐释，而后传授于李清照。
少女本就聪颖好学，加之这些新解如同为她打开了另一扇认知世界的窗户，她听得全神贯注，奋笔疾书，将要点一一记录。遇有不解之处，便细心标注，预备归家后细细揣摩，或打算去太学寻些宫中秘藏古籍，相互参照，以求甚解。
时光在专注的求学中悄然流逝，窗外那带着暮春寒意的上午已然过去。北宋即将步入一个气候更为严酷的小冰河时期，东旭麾下已开始暗中筹备棉衣等御寒物资。
若只说“冷”，常人或许难以体会其与往昔的区别。但若以后世标准衡量，则未来三十年间，北宋的平均气温将比现代低上两度之多，至寒之时，连江南太湖亦会冰封，可行人走马。
东旭的授课方式极富魅力，非是照本宣科，而是将历史脉络、文献考据与身临其境的推演融为一体。
他不仅引经据典，更常引导李清照站在古人所处的具体情境中，去思考那些诸子百家曾经面对却未必全然道明的根本问题。
李清照稍加思索便认出，其精髓源自墨子的“三表法”。
即是强调从历史经验（本）、现实考察（原）、实际效用（用）三个方面来检验言论与学说的“归纳总结、经验决定”之法。
东旭并未全盘接受墨子的思想。
他敏锐地指出了墨子学说内部存在的矛盾与对立之处，并经过自身的深入思辨，进行了批判性的继承与发展。例如，他运用墨家后期“经、辩”之学中的“名（概念）、辞（判断）、说（推理）”这套更为严密的逻辑工具，重新审视“三表法”，明确指出了“三表法”在依赖感官经验、忽视理性推演方面的局限。
进而，他以“名、辞、说”的逻辑链条，论证了“三表法”可能产生的谬误，并在此基础上，复兴并强调了墨家更为根本的“亲（亲身考察）、闻（听取辨析）、说（逻辑推理）”这一完整的认知与治学方法。
故而，李清照今日所学，除却东旭所还原的早期儒家精神外，更内核的收获，便是这套经过东旭改造、深化的墨家治学方法论。
她深感获益良多，暗下决心归家后定要好好温习消化，并尝试将这套方法应用到她自己钟爱的金石考古之学中去。
“上古之时，言语初萌，文本未备，先民记录事由、交流心声，远比今日艰难百倍。”
东旭见李清照对方法领悟颇快，便进一步举例阐释：“譬如，若你携一‘印刷机’骤然现身于殷商，你口称‘印刷机’，但商民闻之必茫然不解。因其世代未见此物，脑中自然无映射之词意。”
他继而联系到《诗经》：“《诗》之编篡，其一大作用正在于此。随着周室克商，融夷入夏，构建新的‘周礼’秩序，便亟需一部汇聚四方风谣、贯通古今情志的诗歌总集，用以记录共同的典章仪式、祭祀规范，传播王道教化。使四方诸候、各异族部落，能通过吟咏这些诗歌，理解‘周’为何物，‘周礼’精神何在，从而在文化上达成认同，在交流上消除隔阂。”
“回溯我等推演孔子确立‘礼’之过程。”
东旭总结道：“实则已暗合三表法之精要。先是通过‘本、原、用’的归纳，依据已知历史勾勒出春秋时代的尘世轮廓；再运用‘亲、闻、说’的冷静思辨，设身处地推理还原出孔子在当时情境下提出‘礼’学的具体考量。”
他坦然承认：“此法虽难免因史料缺失、时代久远而存在未知甚至失真的风险。然其立论扎实，考据严谨，远胜当世许多宋儒诸子，仅凭一己之心性体悟或现实须求，便妄加发挥构建所谓的‘新学’。”
“故而，治学之道，万不可囫囵吞枣，拿来便用。”
东旭又对徒弟告诫道：“首要之务，是辨明一家学说的本来面目，厘清其历史源流与演变轨迹，而后方能冷静审视，取其精华，弃其糟粕。唯有如此脚踏实地，方能真正践行‘为往圣继绝学’。”
李清照听得极为专注频频颔首，应道：“师傅所言极是。正如若以我大宋如今这般集权之法，若去治理前唐藩镇割据、府兵驰废之局面，定然是方枘圆凿徒劳无功。此皆因前唐时，漕运水利管理远不及我朝完备，造纸之术亦未如今日这般成熟。”
她思路逐渐清淅起来，说道：“若欲以大宋这般依赖文书行政、强干弱枝的模式管理前唐地方军镇，只怕往来公文之浩繁便能将彼时有限的纸张消耗殆尽。正是因我大宋造纸之量远迈前唐，方能支撑起如此庞杂的公文运转，使得朝廷意图能通过层层文书，有效传达至地方，贯彻‘强干弱枝’之国策。”
“再者，前唐官吏与读书人之数量，亦远逊我朝。”李清照仔细回忆着自己在在父亲那边所了解的朝堂情况，说道：“我大宋在籍官员恐不下四万之数，如此还是尚未计入各地胥吏僚属。正是拥有如此庞大的士人数量，方能维系这套朝廷士人管理运转。文书往来愈多，愈需确保上下理解之一致；读书人愈众，朝堂与地方之信息通达便愈有保障。由此，大宋之官制礼仪，亦随之不断调整强化，导致……皇帝权柄，在事实上要比前唐、乃至于历代更为集中。”
她引述孔子之言，感慨万千：“‘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今观之，宋因于唐礼，其所损益，亦可知也。孔夫子之言，诚不欺我！”
读书十数载，李清照首次如此真切地感受到，儒家学问竟能如此深刻地切入现实政事的肌理，如此具有解释力与生命力。
这与当下主流宋儒沉溺于心、性、理、气等空泛概念的讨论相比，简直是霄壤之别，高下立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