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沈阳第一机床厂投产的轰鸣声，并未让叶树秋停下脚步。站在厂区制高点，他望着远处仍在建设的厂房，手指在工业地图上划过——机床是“工业母机”，但缺冶金的特种钢、缺煤化工的原料、缺稳定的电力，母机也难转起来；更缺能把技术攥在手里的工人，苏联的援助蜜月期就五六年，必须跟时间赛跑。他立刻召集辽宁省工业厅班子开会，掷地有声：“一手抓冶金、煤化工、火电‘三大基础产业’引进，补全工业链；一手推苏联八级工制度，把技术人才留住、传下，五年内要让辽宁工业从‘能生产’变成‘能自主’！
机床厂生产需要的合金工具钢、汽车工业需要的弹簧钢、军工需要的高强度钢，当时国内几乎不能生产，全靠苏联进口。叶树秋深知“无钢不兴”，把冶金引进的核心锁定在“鞍山钢铁公司改扩建”——依托苏联援建的156项重点工程之一“鞍钢大型轧钢厂”，同步配套高炉改造和特种钢车间，打造东北冶金“心脏”。
1 技术引进：从“照搬”到“适配”，让苏联钢炉“吃中国煤”
苏联专家最初带来的高炉设计，是按苏联高品位铁矿、优质焦煤参数制定的，但东北铁矿含硫量偏高、焦煤热值略低。叶树秋带着鞍钢技术人员，跟苏联专家泡在高炉旁，用三个月做了12次试验：
- 高炉脱硫改造：在高炉炉腹位置加装“石灰石喷枪”
- 焦煤配比优化：用抚顺焦煤（占60）混合阜新瘦煤（占40），通过调整热风温度（从1000c提至1200c），让劣质煤也能达到优质煤的燃烧效率，每吨钢的煤耗反而降低15。
苏联专家组长彼得罗夫看着改造后稳定运行的高炉，拍着叶树秋的肩膀说：“叶同志，你们不是在‘用技术’，是在‘改技术’，这才是真的学会了！”1956年鞍钢特种钢车间投产，第一批合金工具钢送到沈阳机床厂，机床厂总工程师测试后激动地说：“硬度达hrc62，跟苏联进口的一样，以后咱们造机床再也不用等钢了！”
为了抢在1957年实现特种钢自给，叶树秋在鞍钢推行“三班倒连轴转”，同时让苏联专家跟中国工人“一对一结对”：
- 苏联轧钢专家瓦西里带徒弟李建国，手把手教“热带钢轧制温度控制”闭轧，温差不能超20c，不然钢卷会裂”。
原本计划18个月完成的产能爬坡，只用12个月就实现——1957年鞍钢特种钢年产量达5万吨，不仅满足沈阳机床厂、长春汽车厂的需求，还支援了上海、武汉的机械工业，中国机械工业终于有了“中国钢”的支撑。
东北有丰富的煤炭资源（抚顺、阜新煤矿年产煤千万吨），但大多只用作燃料，附加值低。叶树秋瞄准苏联“煤焦化-煤制合成氨”技术，在抚顺筹建“抚顺煤化工联合厂”，把“黑煤”变成“白料”——煤焦油提炼苯、萘（用于医药、染料），煤制合成氨（用于化肥、炸药），解决化工原料“卡脖子”问题。
1 技术落地：土洋结合，让设备“接地气”
苏联提供的煤制合成氨设备，设计产能是日产100吨，但抚顺煤矿的煤挥发分高，首接使用容易堵塞设备。叶树秋组织团队做了两项关键改造：
- 煤预处理环节：加装“重介质分选机”，提前去除煤中的矸石和杂质，再将煤粉碎至80目细度，确保气化效率；
- 气化炉改造：在气化炉顶部增加“旋风分离器”，分离煤气中的煤尘，避免堵塞后续管道，设备连续运行时间从72小时延长至168小时。！有了这，咱们的化肥产量能翻一番，农民种地再也不用等进口化肥了！”
2 产业链延伸：从“单一产品”到“循环经济”
叶树秋不满足于只产合成氨，还规划了“煤-焦-化-电”循环产业链：
- 煤焦化产生的煤气，一部分用于合成氨生产，一部分输送到抚顺电厂发电；
- 煤焦油提炼后的废渣，制成型煤供居民取暖；
- 合成氨生产中的驰放气，回收后用于生产甲醇（用于塑料、医药）。”每一块煤。
机床厂、冶金厂、化工厂都是“用电大户”，但1955年东北电网供电不稳定，机床厂经常因停电导致加工零件报废。叶树秋抓住苏联援建“阜新火力发电厂”的机会，力主建设“坑口电站”——靠近阜新煤矿，减少煤炭运输成本，同时引进10万千瓦高温高压发电机组，提升发电效率，为工业提供“稳定电源”。
1 设备引进：紧盯“消化”，不让设备成“摆设”
苏联的10万千瓦机组是当时世界先进水平，但操作复杂、维护难度大。叶树秋要求：
- 同步组建“运维团队”：从东北电力系统选拔50名技术骨干，跟苏联专家一起参与设备安装、调试，每一个环节都记录操作手册，比如“锅炉水位控制”“汽轮机转速调节”，专家走后能独立维护；
- 改造配套设施：阜新煤矿的煤含灰量高，叶树秋让电厂加装“电除尘器”，避免煤灰堵塞锅炉；同时修建输煤皮带（从煤矿首接到电厂煤场），减少汽车运输，每天节省运费2000元。
1957年阜新火电厂投产，机组发电效率达32（比当时国内老电厂高10个百分点），年发电量12亿千瓦时，通过新建的220千伏输电线路，把电送到沈阳、鞍山、抚顺等工业城市。！”
2 电网整合：织“一张网”，避免电力浪费
叶树秋还推动东北电网整合，把阜新、抚顺、丰满等电厂的电连起来，实行“统一调度”——工业用电高峰期（白天）优先保障机床厂、冶金厂，低谷期（夜间）组织电厂检修，同时推广“错峰用电”，比如化工厂夜间生产，避开白天用电高峰，电力利用率提升20。
叶树秋清楚，引进的设备能老化，专家会走，只有本土技术工人才能让工业持续发展。他在工业厅会议上力排众议：“苏联的八级工制度，是把技术等级跟待遇、荣誉挂钩，能让工人有奔头、肯钻研，咱们必须学，而且要快！”
1 制度设计：从“照搬”到“本土化”，让工人“看得见、摸得着”
叶树秋组织团队翻译苏联八级工制度文件，结合辽宁工业实际，制定《辽宁省工业企业八级工评定实施办法》，核心有三点：
- 等级标准“量化”生产业绩””；
- 待遇“挂钩”，比工程师还高15，同时享受“三优先”——住房分配优先、医疗就诊优先、子女就业优先（比如八级工子女可优先进入工厂技工学校）；
- 评定“公开透明”，评定时现场操作考核（比如让工人手工研磨导轨）、公开理论考试成绩，结果公示7天，接受工人监督。
为了让制度快速落地，叶树秋在全省组织“工业技能比武大赛”，设车床、铣床、焊接等10个工种，获胜者可首接申报七级工，前3名还能跟苏联专家学习3个月。”，工资从58元涨到85元，还分到了两室一厅的房子，工人都说：“跟着王师傅学技术，以后也能当八级工！”
叶树秋还要求各厂办“八级工培训班”，让八级工带徒弟，实行“师徒协议”——徒弟半年内达不到五级工水平，师傅扣发部分奖金；徒弟两年内考上七级工，师傅奖励100元。鞍山钢铁厂的焊接八级工赵师傅，两年带出8个徒弟，其中3人考上七级工，成了轧钢厂的技术骨干。
到1958年，辽宁工业企业共评定八级工1200人、七级工5800人，基本覆盖各主要工种，沈阳机床厂的技术工人中，六级以上占比从1955年的15提升至40，很多之前需要苏联专家解决的技术难题，现在中国工人自己就能搞定。苏联专家彼得罗夫参观后说：“叶同志，你们用三年时间，培养出了能顶半边天的技术工人，这比引进100台设备还重要！”
从1955到1960年，叶树秋抓住苏联援助的五年蜜月期，推动辽宁工业实现“三大突破”：
- 产业链突破：冶金能产特种钢、煤化工能供化工原料、火电能稳供电，形成“煤-电-钢-机”
- 人才突破：培养八级工18万人、工程师3000人，形成“专家-工程师-八级工”的技术梯队，为后续全国工业建设输送人才（仅1960年，辽宁就向西川、甘肃等地支援八级工800人、工程师500人）。
1960年苏联撤走专家时，叶树秋站在沈阳机床厂的车间里，看着中国工人独立操作设备、中国工程师修改技术图纸，心里踏实了——五年抢跑，辽宁工业己经有了自主的“骨架”和“血肉”，就算没了外援，也能继续向前走。
多年后，叶树秋回忆起那段岁月，说：“当时就一个念头，蜜月期短，得把每一分援助都变成自己的本事，把每一个工人都培养成能扛事的骨干。国家积贫积弱太久了，我们这代人，就得把工业的底子打牢，让后代不用再看别人脸色。”
而他推动的八级工制度，后来在全国推广，成为中国工业技术传承的“基石”；他主持引进的冶金、煤化工、火电技术，也成了新中国工业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见证着中国从“工业弱国”向“工业大国”的艰难跨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