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西安学生抗日宣传队后，叶树秋始终以 “勤勉学生” 的形象活动：白天在课堂上认真听讲，国文课背诵《论持久战》节选、算术课钻研实用公式，作业本上工整的字迹让老师同学都认可他 “好学” 的标签；课后则全身心投入宣传队工作 —— 写传单时，他结合课堂上学的历史知识，在文中融入 “岳飞抗金”“文天祥守节” 的典故，让抗日宣传更有感染力；去火车站募捐时，他穿着校服、挂着 “西安一中宣传队员” 的布标，遇到百姓质疑便亮学生证：“我们是学生，募捐的粮食棉衣都首接送往前线，绝不分毫私用”，凭借学生身份的纯粹感，不少商户、旅客都愿意捐钱捐物。
一次，宣传队接到为城外难民营送物资的任务，叶树秋主动请缨带队。他提前从空间里拿出五十斤面粉、二十斤盐，分装成小袋混在宣传队的物资中，又带上十瓶止血药。抵达难民营后，他一边帮孩子分发文具、教他们写 “抗日” 二字，一边用止血药为受伤的难民包扎。同行的宣传队李队长看在眼里，私下对他说：“树秋，你不像普通学生，倒像真见过苦日子、想做事的人。” 叶树秋顺势流露想法：“我在洛阳见过日军作恶，只想跟着真正抗日的队伍，哪怕只是抬担架、送物资。”
李正明第一次在宣传队例会后单独留下叶树秋时，就笃定这后生不一般。作为西安学生抗日宣传队的队长，他见多了热血却青涩的学生，而叶树秋身上，既有学生的赤诚，又藏着超乎年龄的沉稳 —— 这份特质，让他在心里悄悄埋下了 “吸纳” 的念头。真正让李正明下定决心举荐叶树秋，源于两次关键的工作细节。一次是宣传队为前线赶制慰问信，队员们大多按模板抄写，唯独叶树秋在信里加了自己的观察：“我在洛阳见过日军轰炸后的村庄，百姓们盼着你们打胜仗，就像盼着春天的雨。” 字里行间没有空泛的口号，只有真切的共情，连负责审核信件的地下党员都特意问：“这封信是谁写的？能让战士们感受到老百姓的心意。”
另一次是去城外难民营送粮，返程时遇到暴雨，土路泥泞难行，队员们背着空粮袋都气喘吁吁，叶树秋却主动帮一位脚崴了的队员扛行李，还从帆布包里掏出提前准备的油纸，给大家遮雨。休息时，李正明故意问他：“你怎么总带着这些‘零碎’？” 叶树秋擦了擦脸上的雨水，笑着说：“出门在外，多备点东西总没错，万一队友需要呢？” 这句话让李正明心里一动 —— 革命工作最缺的就是这种 “眼里有他人、做事有预案” 的人。
从难民营回来的当晚，李正明就翻出了叶树秋的资料：西安一中高二学生，陈老师（地下党员）引荐入学，洛阳籍贯，家人在日军轰炸中遇难，孤身来西安求学。他又想起叶树秋聊起八路军时的眼神，亮得像燃着的火：“听说八路军在平型关把鬼子打得落花流水，要是能跟着这样的队伍，才算真的抗日。” 这些碎片拼在一起，李正明愈发确定：这不是个只想在后方 “喊口号” 的学生，是块能到前线 “扛事” 的好料。
隔天傍晚，李正明借着 “采购宣传用纸” 的名义，去了城西的 “顺和杂货铺”—— 这是西安地下党负责学生工作的联络点。负责人老周正坐在柜台后整理账本，见他进来，默契地把账本收进抽屉，引着他往后院走。
“老周同志，我要给组织举荐个好苗子。” 进了后院的小木屋，李正明开门见山，从口袋里掏出一张折得整齐的纸，上面记着他观察到的叶树秋的所有细节，“叫叶树秋，西安一中的，洛阳来的孤儿，陈老师担保过身份。这孩子写东西有温度，做事能吃苦，还懂照顾人，最重要的是，他主动跟我提过，想加入真正抗日的队伍，不是那种三分钟热度的学生。”
老周接过纸，逐字逐句看着，手指在 “主动提及想加入八路军” 那行字上顿了顿：“他知道咱们的身份？”
“没明说，但他心里有数。” 李正明赶紧补充，“我跟他聊过根据地的情况，他听得特别认真，还问‘去根据地需要准备什么’，眼神里全是期待，不像装的。而且我查过，他在学校除了上课就是来宣传队，没跟任何可疑人员接触，陈老师也说这孩子可靠，在洛阳时就帮着难民躲鬼子。
老周放下纸，手指轻轻敲着桌面，沉思片刻：“现在组织缺的就是年轻、可靠、还愿意去基层的同志。不过，是留在西安做学生联络，还是派去根据地，得好好琢磨。你觉得他适合哪？”
“肯定是根据地更合适！” 李正明语气坚定，“西安的工作虽然重要，但他有潜力，也能吃苦，根据地的环境虽然苦，却能让他真正成长 —— 在前线跟战士们一起扛枪、一起筹粮，比在后方发传单更能磨炼他。而且他懂点医（之前给难民包扎过），还会写东西，去根据地能发挥更大作用。”
老周点头认同：“你说得有道理，但不能急。得先看看他的意志和应变能力，毕竟去根据地的路要过好几道关卡，还可能遇到特务。你设计几个考验，就借着宣传队的工作来，别让他察觉，看看他能不能扛住。”
从杂货铺回来，李正明结合叶树秋的特点，设计了三个针对性的考验，每一个都看似日常工作，实则暗藏对革命素养的考察。
第一个考验是 “秘密传递联络信”。李正明给了叶树秋一封折成细条的信，让他送到城东 “悦来茶馆” 的账房先生手里，叮嘱：“路上有国民党巡逻队，要是被查，就说你是去给茶馆送学生订的茶叶，信藏在茶叶罐底。” 叶树秋接过茶叶罐，没多问，只点头说 “放心”。当天下午，他背着书包，里面装着课本和茶叶罐，走到城门时果然遇到巡逻队。士兵翻他的书包，见大多是课本，又打开茶叶罐看了看，没发现异常，便放他过去了。傍晚他回来复命时，还跟李正明说：“茶馆附近有个修鞋摊，摊主总盯着进出的人，可能是特务，下次传递消息得绕着走。”—— 不仅完成了任务，还观察到了潜在风险，李正明心里暗暗认可。
第二个考验是 “应对物资短缺危机”。宣传队收到一批棉衣，只有 30 件，却要分给难民营 20 个孩子和 10 位前线联络员。李正明故意把分配任务交给叶树秋，没给任何提示。叶树秋没急着分，先去难民营问了孩子的身高，又找联络员了解他们的需求：“联络员常在外奔波，需要耐磨的棉衣；孩子长得快，棉衣得留些宽松的。” 最后他拿出的分配方案，不仅按身高和需求分好了棉衣，还在给联络员的棉衣里缝了内袋，方便装重要文件。李正明看着方案，笑着说：“你考虑得比我还周全。”
第三个考验是 “面对威胁时的定力”。一次宣传队在街头发传单，突然来了几个特务，揪住叶树秋的衣领，问他是不是 “共党分子”。其他队员都慌了，叶树秋却冷静地推开特务的手，亮出西安一中的学生证：“我是学生，发抗日传单怎么了？你们要是不让抗日，就是帮鬼子！” 他声音不大，却掷地有声，周围的百姓围过来议论，特务怕引起民愤，只能骂了几句就走。事后李正明问他：“当时不怕吗？” 叶树秋摇头：“怕也不能露怯，要是我慌了，队员们更慌，传单也白发了。”
当李正明把这三次考验的结果汇报给老周时，老周笑着拍了拍他的肩膀：“好啊，你没看错人！这孩子不仅可靠，还懂思考、有担当，去根据地准能成长起来。我这就把他的情况报给上级，争取下周就安排他去三原县的八路军办事处。”
李正明走出杂货铺，晚风带着些凉意，却吹得他心里暖烘烘的。他想起叶树秋在宣传队里认真写传单的样子，想起他帮队员扛行李的背影，心里满是期待 —— 他知道，叶树秋这颗 “好苗子”，到了根据地的土壤里，一定能长成支撑革命的 “栋梁”。
便在一周后悄悄塞给他一封密信：“三原县有八路军办事处，凭这封信去，报‘西安一中叶同学’的名字，就说是‘李兄’介绍的。” 信上只写了办事处的大致地址，没有多余信息 —— 这是对叶树秋的保护，也是对他的信任。
为避免离开西安时引起怀疑，叶树秋提前做好铺垫：先是在班里跟同学说 “家里寄信来，说洛阳老家还有些粮食，想回去取来捐给宣传队”，又向班主任请假时递上 “家书”（他提前模仿家人语气写的），理由是 “取粮支援抗日，顺便探望年迈的亲戚”。班主任见他此前为宣传队出力颇多，又打着 “抗日” 的旗号，便爽快批了两周假。
在宣传队，他则跟李队长说：“我回去取粮，大概十天就回，到时候多带些面粉，咱们再组织一次募捐。” 还特意把自己负责的传单模板、物资登记本交给队友：“要是我没及时回，这些你先接着用，别耽误了工作。” 这番 “顾全大局” 的举动，让所有人都以为他只是暂时返乡，没人怀疑他的真实去向。
出发前，叶树秋将空间里的武器、药品、剩余粮食重新整理，只带一个装着换洗衣物、课本、密信的帆布包 —— 背着课本能进一步强化 “学生返乡” 的形象。他依旧穿着西安一中的校服，连学生证都挂在胸前，走到哪里都带着 “学生” 的从容。
西、沿途巧避盘查，凭学生身份顺利抵达
从西安到三原县的路上，有两处国民党关卡。第一处关卡，士兵见他穿着校服、背着课本，便问：“去哪儿？干什么去？” 叶树秋笑着递上学生证：“西安一中的学生，回家取粮食，准备捐给宣传队抗日。” 士兵翻了翻他的帆布包，只有衣物、课本和几包茶叶，便挥挥手放行了。
第二处关卡检查更严，士兵盯着他的学生证反复看：“洛阳现在是日军占领区，你回去不怕？” 叶树秋早有准备，露出无奈的神情：“家里还有亲戚守着粮食，我得回去取来，不然粮食被鬼子抢了，前线将士就少一份补给。再说，我是学生，鬼子一般不会为难读书人。” 这番话既符合 “爱国学生” 的人设，又合情合理，士兵没再追问，便放他通过。
抵达三原县八路军办事处时，叶树秋递上密信，报出 “西安一中叶同学”“李兄介绍” 的暗号。接待同志核实后，笑着说：“你这学生身份用得好，沿途没少省麻烦吧？” 叶树秋也笑了：“多亏了这身校服，不然还真不好过关。”
当叶树秋换上八路军的灰布军装，回望来路时，他知道：是 “西安一中学生” 的身份为他筑起了 “保护盾”，让他避开了无数风险；是这份身份带来的信任，让他一步步靠近目标。从西安的课堂到八路军阵营，他以学生身份为桥，终于踏上了真正想走的抗日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