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月的深夜，地球是安静的。
从纽约的时代广场，到东京的涩谷街头，再到北京的三里屯，无数块巨大的、平日里闪烁着喧嚣广告的电子屏幕，此刻都只呈现着同一幅沉默的画面。
那是1942年，冀中平原上一个名叫“北小王庄”的无名村落。
夜色中，一堆巨大的篝火熊熊燃烧。
火光映亮了聚集在篝火旁的几百张沉默而悲伤的脸。
没有声音。
天幕的直播在这一刻仿佛失去了收音功能，整个世界都只能看到这幅无声的、如同中世纪油画般的画面，满是庄严肃穆与沉重哀伤。
独臂负伤的老人王成政委正站在火堆前，手里捧着一份名单。
他的嘴唇一张一合，似乎在念着什么。
但听不见。
人们只能看到，每当他念出一个名字，人群中就会响起一片压抑的无声抽泣。
人们只能看到，那个一直作为天幕主角的年轻人陈墨，独自一人站在人群的最后面。
他抬着头，望着那片被火光映红的漆黑夜空，脸上没有泪，只有一种比泪水更令人心碎的巨大平静与空洞。
这场无声的葬礼，通过天幕直播给了全世界。
如果说，之前的直播带给世界的是愤怒与震惊。
那么这一刻，它带来的是一种跨越国家、种族、语言的共通情感，一种属于人类最原始的悲伤。
……
法国，巴黎，索邦大学。
这位研究了一辈子第二次世界大战史的白发苍苍的老人，缓缓摘下眼镜，用一块天鹅绒软布仔细擦拭着镜片。
他的学生们正在社交媒体上激烈讨论，这场战争的正义性，谴责法西斯的暴行。
但杜波依斯教授的脑海里浮现的，却是另一幅画面。
那是1916年，凡尔登的绞肉机。
他的祖父，一个来自诺曼底乡村的年轻农夫，就是在那片被炮火反复翻耕、形同月球表面的土地上失踪的。
没有尸体。
只有一个刻在纪念墙上的冰冷名字。
“战争，是什么？”
他对着窗外，那片被路灯照得一片橘黄的宁静巴黎夜空，喃喃自语。
“战争不是英雄的史诗，也不是政客的棋局。”
“战争只是一场由无数个像赵长风、像韦珍、像那个叫虎子的五岁孩子、像我的祖父一样，本该拥有姓名、拥有完整人生的普通人的死亡，所堆砌起来的巨大无字墓碑。”
他拿起笔，在一张稿纸上写下了明天要为《世界报》撰写的专栏文章标题——《我们，与那堆篝火的距离》。
……
美国，华盛顿特区，国家公墓。
一位身着笔挺军装、皮肤黝黑的年长美国海军陆战队退役将军，独自一人站在一块洁白的、刻着十字架的墓碑前。
墓碑上写着一个名字，和一个日期——1942，瓜达尔卡纳尔岛。
那是他的父亲。
他没有看手机，也未触碰任何电子屏幕，脑海里却清晰浮现着天幕上的那一幕。
仿佛能跨越时空，看到在世界的另一端，那片同样被战火蹂躏的陌生土地上，另一群和他父亲一样年轻、勇敢却又同样不幸的灵魂。
他从口袋里掏出一瓶威士忌，拧开瓶盖，将清亮的琥珀色酒液缓缓洒在墓碑前的草地上。
“dad，”他轻声说道，声音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颤抖，“ithkifallyunderstand”
（爸爸，我想……我终于明白了。）
“youguysyouwerefightgforthesathg”
（你们……你们曾为同样的事情而战。）
……
日本，东京。
早稻田大学校园里，成百上千的学生点燃蜡烛，自发聚集在学校的标志性建筑——大隈讲堂前。
他们没有喊口号，也没有举标语，所有人都只是沉默地站着。
每个人的脸上都带着一种混杂着羞愧、悲伤与迷茫的表情。
天幕像一把最锋利的手术刀，将他们自幼被灌输的、名为“民族荣耀”的美丽谎言彻底剖开，露出了下面血淋淋的、丑陋不堪的真相。
人群中，一个名叫“渡边”的历史系大三学生，看着手机屏幕上那张被定格的、陈墨仰望星空的侧脸。
他的手指在键盘上飞快敲下一行字，那是即将发布在个人博客上的公开信标题——
《一份迟到了八十年的道歉信》。
……
而在世界的各个角落。
德国柏林的犹太人纪念碑前，有人献上了一束白色的菊花。
韩国首尔的和平少女像旁，有人点燃了一支祈福的蜡烛。
俄罗斯圣彼得堡的冬宫广场上，一位满头银发的老妇人看着手机，无声地流下眼泪，她的胸前佩戴着一枚早已褪了色的卫国战争勋章。
这一夜，地球上没有中国人、美国人、日本人，没有战胜国，也没有战败国。
只有一群被战争最纯粹的悲剧深深触动的普通人类。
他们在不同的时区，用不同的语言，为那场发生在八十多年前、中国北方平原上的小小葬礼，举行着一场全球性的、盛大的无声哀悼。
天幕依旧沉默地悬挂在高空。
它不解释，不评判。
它只是像一面最忠实的镜子，将那段本该被遗忘的历史，和人性中最深刻的伤痛、最高贵的光辉，都原原本本地映照出来。
让所有生活在和平年代里的人们看清……
他们脚下这片安宁的土地，究竟是由怎样沉重的无字墓碑铺就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