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关的气息在长安城弥漫，宫城内的气氛却因一场关乎身后荣名的集议而显得格外凝重。
太常寺拟定“文成”谥号的文书，连同考功司核验结论、谢明远请谥奏疏及谢桓行状，己按制送达尚书省。
尚书省遂依礼制，召集在京三品以上文武官员，于尚书省都堂（政事堂外，尚书省议事正厅）举行百官集议，共议故相谢桓谥号。这是确定一位重臣最终盖棺定论的关键程序。
都堂内，气氛庄严肃穆。堂上主位空悬（象征皇帝未亲临），尚书省左右仆射分坐东西主案。堂下，紫袍、绯袍的朝廷重臣依班序列坐。
左侧以崔相为首，清流世家官员居多；右侧则以工部尚书潘子良为首，也聚集着不少军功勋贵及实务派官员。
吏部官员首先起身，高声宣读太常寺所拟谥号“文成”及其拟定理由：
“故相谢桓，学究天人，经纬邦国，主持大政，泽被苍生，安民立政，克终厥德谨按谥法：经纬天地曰文，安民立政曰成。，伏请集议。”
“文成”二字，在重臣们心中各有掂量。对于崔相及清流世家官员而言，此谥号无疑是对谢桓一生功业与门阀文治传统的最高肯定，堪称完美。
崔相率先开口，声音沉稳有力：“太常博士所拟‘文成’，深契故相一生行止。文以载道，经纬社稷；成在安民，克终厥功。此谥允当，可彰其德，无愧其位。老夫附议。” 他的表态，代表着山东五姓核心及清流主流的认可。
然而，他话音刚落，工部尚书潘子良便起身反驳，其声洪亮，带着军功集团特有的首率：“崔相所言固有其理。然‘文成’之谥，美则美矣，却稍显宽泛，未能尽显故相对社稷之赤胆忠心！”
他环视堂上，继续道：“故相历事三朝，危难之际力挽狂澜，忠贞不二，匡扶正道。谥法有云：危身奉上曰忠，清白守节曰正。故下官以为，谥以‘忠正’，更能彰显故相鞠躬尽瘁、忠君体国之节操！此谥，方为至公！”
“忠正”二字一出，堂内气氛变得微妙起来。
正如潘子良所言，“忠”并非恶谥，但在唐代官僚体系的谥号使用传统中，“忠”字谥号多用于武臣或以身殉国的忠烈之士。
（唐代“忠”字多用于武将，如张巡谥“忠烈”、文臣如颜真卿谥“文忠”之“忠”是与其守节有关）
更重要的是，“忠”字所强调的“危身奉上”、“忠君体国”，隐含着对君王绝对效忠的指向性，其背后推手的意图（强调宰相的“忠臣”属性，淡化其门阀领袖色彩），在座诸公皆心知肚明。
立刻有清流官员起身反驳潘子良：“潘尚书差矣！谢相乃文臣之首，经纬天地，主持文治，功在社稷，泽被生民。‘文’字乃对其毕生功业最核心之概括！‘忠’字虽佳，然用于文治宰辅，恐失之偏颇，且不符故相以文安邦之实绩！”
潘子良一派的官员则针锋相对：“文治武功，皆是忠君报国！谢相于中枢运筹，安定社稷，其功非战阵杀敌可比？其忠贞之心，天地可鉴！‘忠正’之谥，恰如其分！何来偏颇？”
支持“文成”的官员则强调：“谥号贵在精准！‘文成’二字，文彰其学养功业，成显其治世之效，相辅相成，浑然一体。‘忠正’虽好，却未能突出谢相作为一代文宗重臣的独特地位与功绩！且谥法传统，亦当遵循！”
一时间，都堂之上唇枪舌剑。支持“文成”者引经据典，强调谢桓的文治功勋与谥法传统；支持“忠正”者则高扬“忠君”大义，试图将谢桓的形象更紧密地绑定于皇权之下。
崔相神色不变，稳坐席中，只在关键处出言力挺“文成”，言辞虽缓却重逾千钧。潘子良则显得更为激切，反复强调“忠”字的核心价值。
争论持续了相当长的时间。双方各执一词，互不相让。清流世家在人数和话语权上略占优势，但军功勋贵集团在皇帝潜在倾向的支持下，也毫不示弱。议来议去，谁也未能彻底说服对方。
主持集议的尚书仆射见争论陷入僵局，且双方所持皆非恶谥，皆有依据，便适时宣布：“诸公所议，皆有道理。谢相功勋卓著，德配天地。然谥号之定，关乎千秋名节，宜更审慎。今日之议，暂且记档。容后再议，或待圣心独裁。”
这便是将皮球暂时搁置，留待后续。
集议就此结束。官员们鱼贯而出，都堂内只留下未散的争论余音。太常寺拟定的“文成”未被推翻，但“忠正”的提议也被正式记录在案。
关于谢桓最终谥号的角力，从案牍程序层面，正式延伸到了朝堂博弈的前台。
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其核心并非谥号本身的好坏，而在于对这位己故宰相历史定位的话语权争夺，以及其背后门阀与皇权对政治资本解释权的较量。最终的结果，仍需等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