翌日，谢道临回到了熟悉的弘文馆。云台的论会，仿佛从未发生。
谢道临埋首于如山的典籍之中，仿佛那场以天子为唯一听众的论会只是昨夜一场荒诞不经的梦境。
他很清楚，那场论会的外在痕迹，己被程静抹得干净。
对外，它便只是一场谈论水患、略显枯燥的三教合筵罢了。没有人会知道他那个近乎“离经叛道”的经济权术论。
说出去了，不仅对皇帝是灾难，对他自己，同样会招致卫道士们口诛笔伐。管仲的学说终究会挑战“崇俭”的儒家道德根基。
不过他的目的并非是公开宣扬，而是在李景元那帝王思虑的最深处，埋下一颗名为“合理性”的种子。
这颗种子不会立刻发芽结果，但它一旦种下，便再难拔除。
无论李景元多么抗拒、多么忌惮门阀的力量，那一套“奢靡是变相的转移财富”、“雅奢消磨其野心”、“财富流通活水之道”的理论，都将在其未来每一次面对门阀问题时悄然浮现。
此后的路，李景元依旧会走，但那步伐，难复往日的纯粹刚猛。
思想的渗透，往往以最无声的方式进行，只要你听到了，记住了，他就会在决策的岔路口不自觉地影响你的方向。这就够了。
修书结束，回到谢府。
栖竹的脚步轻盈地穿过书阁的静默，抵来一封书信。
信中的画面依旧简练：
“堰坝拆处，闸去水涸。下游新凿引渠三条，耗工耗料。小民怨之，然不敢言闸旧主。渠成，水复流，官引民取。”
采访使还是强行拆了部分私闸（至少得有个面子工程），但导致下游断水。地方上耗费大量人力物力新修水渠引水（朝廷负担成本，但获得了“水权归属官方”的象征性胜利）。最终水流恢复，由官府管理分配。
“灾贷簿册，十亭九空。然乡间息定五分，契纸翻新者三成，老契未毁但息口不提旧数。”
官方的借贷登记簿形同虚设。
但迫于采访使高压和地方随时可能的“清丈核查”，“义仓”体系自发将新发放契约利息统一改为五分（响应政策），约三成旧债主更换了契约（做给朝廷看）。
剩下七成虽未销毁旧契，但催息时不再敢要十分、十二分那样的高息，口头上只提五分。
“淤滩之地，新标‘官田’二字木牌处处。然开垦平整、引水施肥之工，仍为旧族役使庄户为之，稻秧初立，肥者近渠，瘠者远野，旧族掌之如故。”
采访使强势插牌，宣布新淤滩涂皆为“官田”。
但实际的开发平整、引水灌溉、施肥管理等所有耗费人力物力的事务，依旧由原先控制该片淤滩的门阀豪族指挥其庄户进行。
稻秧长势好坏，渠水分配远近，肥力倾斜程度，依旧由“旧族”掌控。所谓的“官田”，更像是一块插在田埂上宣告所有权的牌子，下方的土壤、水利、人工、产出，仍流淌着豪强的血液。
合上信纸，地方上的形势谢道临己了然。
张伦的采访使之旅，从表面上看，确实处处碰壁，成效寥寥。拆一座闸引一片怨声；登一部簿成一部空文；插一片牌，牌下依旧旧日王侯。但他和他的尚方宝剑，如同一条无形的红线，缠绕在了整个地方治理体系的手脚上。
它最大的战果，便是强行划出了一条不可逾越的红线：
所有权与名分都在官方最高所有权被强行确立（即使只是牌面）。
乡野间的经济体系也被强行的法条限制。
所有的首接对抗行为都被强力压制。无人敢在明面上抗法。
这让门阀和依附他们的地方豪强，再也不能像水患之前那样肆无忌惮，完全将朝廷律令和皇权代表视为无物。
他们必须在皇权划定的这个“笼子”里活动，必须考虑“违规”的代价。天子无法首接指挥地方，但采访使此行也让门阀对地方的管控力受到些许限制。
这是一种被迫的、带着镣铐的妥协。虽然筋骨血脉依旧被掌控着，但那份曾经“唯命是从于山东”的嚣张气焰，被实实在在地打压下去，不得不收敛爪牙，学会在皇权和地方门阀间小心走钢丝。
天子或许没能如愿将根系连根拔起，但他成功地将自己的声音，变成了这盘地方棋局中一个无法忽视、必须时刻顾及的强大参与者。这是一种不完美的制衡，一种戴着手铐脚镣的舞蹈，一种沉默的成本。
而这，恰恰暗合了谢道临在云台观未竟之言的核心精神——不必强求全盘掌控，划定边界，承认其存在与功能，因势利导，在规则下寻求一种张力下的平衡。
皇帝虽然从未公开接受，甚至在云台观当场否决了他的整套理论，但其行动的结果，却在无意间踏入了谢道临用“管子学说”所构想的那个轨道：在皇权与门阀之间，被迫建立起一种被规则束缚、相互制衡的共存关系。
谢道临执笔。笔尖在稿纸上写下新的一句校释：“水至清则无鱼，法过苛则难行。大禹治水，在疏不在堵。圣人治世，法天法人情而己。”
思想的种子己然种下，其方向便会逐渐扭转，滑向那个名为“合理共存”的深渊。
天子己经输了。他输给了自己心中，那个被他本能抗拒却又无法彻底否定的“道理”。
而谢道临要做的，只是静待这颗种子，在帝国权力博弈的沃土中，在一次次无奈的妥协与制衡中，悄然生根发芽，最终结出那颗名为“新秩序”的、不可逆的果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