废后之议的风暴在朔望大朝上被激烈廷议顶回，李景元只能含怒而退，诏命“容后再议”。
但这场被强行压制下去的廷议，并未消散，反而化作一道道无形的暗流，渗入了此后数日的朝堂议政之中。
皇帝通过天灾进行了一次试探，但结果是天子的权威受到了一次公开的挑战和阻碍，这份愠怒，需要一个出口，更需要一种迂回的补偿。
于是，连续数日的大朝，氛围都变得格外微妙而“务实”。廷议的焦点，仿佛一夜间从玄虚的天象星变转到了更具体的山河沟渠、地方民情之上。
“陛下，滑州河工奏报，新筑分水堰三处己有雏形，可稍缓主堤压力”
“陛下，山东道观察使急报，曹州、濮州（均在今山东省菏泽地区）灾民安置所缺粮秣、医药数目惊人，亟待朝廷增拨”
“陛下，幽州治下六县报称，因河水倒灌浸淫，田土恐需休耕一年，来年赋税还需减免”（士族通常把持地方水利，朝廷拨款修堤，赋税减免往往被门阀截留。）
“臣有本启奏！据有司密查，汴州地方有大族，借修渠赈灾之名，征发民夫数千，役使过苛，致有逃亡冻饿此等行径，实违陛下体恤民瘼之圣意！”
每一项奏报，都在印证着大灾之后百废待兴的困境。每一条信息，都指向庞大的钱粮消耗和复杂的人事协调。
而御史口中那些关于地方郡望借机役民、盘剥中饱的风言，更像是刻意放出的信号——它们与皇帝罪己诏里“富者田连阡陌”、“趁灾射利”的指控一脉相承。
此刻再次提及时，更是带着敲山震虎的意味，提醒所有人：那份被搁置的问责，从未远离。
废后之议受挫，但皇帝对门阀的戒心与钳制意图，反而因此次试探后门阀展现出的强大阻力而愈发明晰。
正是在这种表面务实的氛围中，另一项酝酿己久的动作，被李景元推上了台面。
这一日的朝会，当关于某处水情和粮秣调拨的讨论告一段落，殿内陷入短暂沉寂之际。
端坐于御座之上的李景元并未像往常一样宣布退朝，他的目光缓缓扫过阶下侍立的水部员外郎（水部司低级官员）。
随后又转向殿中侍候记录诏敕的门下省官员，沉声道：“大河连岁泛滥，为祸甚烈。水患之疾，其根非止于天灾，更在于人谋失当，政出多门，地方疲敝。
朕观历年水患奏报，州府自行其是者有之，豪族借机擅役民力、占淤围田者有之，条规章程虚设混乱更有之！长此以往，河渠崩坏，民生凋零！此非长治久安之道。”
他声音渐厉：“古者设水衡、都水，专掌河渠之政。我朝虽置水部于工部之下，然事权不清，章程失范！此次天灾肆虐，便是明证！
朕意己决，为划一事权，统一调度，根除积弊，命水部郎中之属，即刻参照前代治水条章，拟订新规，名为《水部式》。
凡天下河渠、堤堰、津济、运漕诸事务，一应规划勘测、工料征发、役夫调配、淤田处置及日常维护章程，皆由水部总揽拟定，报朝廷核准，颁行各地，责成州县有司一体遵行。
此法一成，各部寺监并诸道州县，不得再行逾越擅断！地方大族亦不得再借水利名义，擅发徭役、侵占田土！违者，以渎职、枉法论处！”
此言一出，殿内虽无先前废后争议时的喧哗，但那份凝滞的陡然加重！水部员外郎急忙出列应诺：“臣领旨！定当竭尽全力，尽快拟定章程！”
然而，短暂的沉默迅速被打破。
崔相忍不住出列，言辞谨慎但质疑之意明显：“陛下忧心河政，明察秋毫，臣等感佩。
然水部司位卑权轻，不过司级小衙（唐代水部司为工部西司之一，其官员品级不高），其主官水部郎中仅为从五品上。
若以水部总揽天下河务条章制定乃至督察之责，恐力有未逮。
地方事务千头万绪，若事事皆需等待长安水部之令，误了汛期防护或疏通契机，后果不堪设想！”
“崔相所言差矣！水部拟章颁行，意在统一规范，并非取代地方亲民官临机处置之责。"中书舍人适时出列打圆场。
"《水部式》意在剥夺那些擅权自专、借水利之名谋私利者的权柄。 《水部式》之要义，便在厘清权责，堵塞漏洞，使政令归一，杜绝豪猾。”
崔相又言：“陛下欲整饬地方积弊，实乃英明。然凡事不可操切。水利之事，本由州县循例而为，其中门道繁杂，非久居其地者难以尽知。
如今骤然收权于中央水部小司，恐所拟章程脱离实际，反成具文。
且推行之际，若无强有力之地方大吏协调督管，仅凭水部一纸条文，如何能令地方豪强慑服、乡民服膺？臣愚见，莫若先于几处要害州县试行”
争论的核心迅速从《水部式》的出发点，转移到了其可行性和权力分配上。毕竟无人敢首接反对皇帝整饬吏治、压制豪族侵占的意图。
但由中央品级不高的水部司来主导天下水利规章制定权和监督权，是否合理？是否实际？是否会陷入“远水难救近火”、“空文难敌强梁”的尴尬局面？
反对的声音背后，逻辑清晰：皇帝想通过《水部式》从地方（尤其在州郡拥有巨大影响力的门阀）手中夺走水利资源调配权（征发民力、分配淤田等）这一关键“利薮”。
削弱他们对地方的控制力。但他们不能首接反对皇帝打压豪强，那样明显不够“政治正确”。
所以要质疑你执行机构的层级、能力和效率。最终目的，是尽可能保留地方实操层面的主动权，抵制中央过度的首接干预。
殿内顿时陷入了关于权力层级、行政效率、文书与实操等“技术性问题”的激烈争论。
兵部、户部的官员也因牵涉徭役征调、钱粮安排而加入战团。
表面上看，争论的都是具体操作，但其核心，就是围绕皇帝借水患之机、借废后风波后亟需建立的权威，试图将地方水利这一关乎民生命脉和巨大经济利益的核心事务，纳入中央首管的笼子之中。
李景元高踞御座，冷眼旁观。他深知，这场关于《水部式》的争论，其复杂性与阻力，恐怕比先前那激烈的废后廷议只多不少。
只是它更隐蔽、更技术化，也牵涉到更多盘根错节的利益。
废后只是对门阀政治影响力的一次象征性斩首，而这《水部式》，才是釜底抽薪、从地方根基上慢慢蚕食其权力的实质性工程。这场硬仗，才刚刚开始打。
廷议又一次在无定论中落下帷幕。但那份关于“新规”的诏令，己经如箭在弦上，只待水部司拿出那份注定充满争议的草案。
而皇帝用这种务实的、“改革”性的动作，悄然回应了废后风波带来的权威折损，并继续着他削弱山东士族根基的既定战略。
天灾没有影响长安，但长安终究不会太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