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份沉甸甸的诏书，所承载的绝不仅是帝王对上天的一份请罪，更是天子对山东士族“不修德政”的定位。
这封战书很快引起了长安大规模的“经义”之争。
“臣工无一日不以君父之忧为忧！陛下罪己示警，克己责躬，实乃圣德典范。
然臣闻诏书有云‘人事未协’、‘物议滋多’，更明斥富室盘剥致‘田连阡陌’、‘流民嗷嗷’。臣思之，惶惑难安。
水患乃天时大劫，非人力可全御。地方赈济存乎一心，乡里协睦端赖仁风。
若以一时天灾之象，推咎于人伦之失，恐失公允，易致地方惶恐，人心动摇。此非臣臆测，实乃忧心社稷之至，望陛下详察。”
一份用词恳切、却暗藏机锋的门下省给事中的奏疏，成为了朝堂上沉默撕开的第一个口子。
这道奏疏的潜台词极为清晰：陛下您自己“罪己”是明君所为，但拉着大家一起担责，尤其是暗指我们这些人（门阀及其在朝代表）“不修德政”，那就过了。
天灾就是天灾，我们尽力赈灾就是仁德，您不能把这锅扣给“人祸”！扣了，就是寒了所有尽心办事的“仁人志士”的心。
如同信号枪响，长安城内围绕“德政”的释义，骤然间风起云涌。
数日内，侍御史台有低级御史连续上书，内容并非首指门阀，而是以“奉诏勘问地方为名”，请求清查灾情期间地方官吏执行赈济不力、甚至侵吞官仓的事件。
他们手中似乎握有一些似是而非的线索，矛头有意无意地指向了五姓子弟出任或影响较大的州郡佐官。
他们不约而同地引用了罪己诏中“尸位素餐、蠹吏害民”的训示，宣称此乃拨乱反正、匡扶朝纲之“德政”起点。
更有倾向皇权的寒门言官在私下小范围清议中，开始将“德政”与“法度”挂钩，强调只有严格执行诏书中“严加究问，还田于民”的条款，将那些“恃强凌弱”者绳之以法，才是真正应天顺民的“修德”。
隐隐然，要用潘子良这个刚在科举改制中失势的工部尚书，作为河汴的刀锋，再次指向长安无形的目标。
“德政”自然是礼学之争。因此谢家执掌的礼部，在这场无声的战役中成为了门阀话语的最有力平台。
一篇由谢道临草拟、谢明远亲自润色并上呈的《请议古圣灾异应答疏》出现在天子的御案上。
这篇奏疏通篇引述《左传》、《礼记》、《周官》乃至汉朝旧例，论述的核心只有一点：“德政之本，在于教化；教化之基，在于存亡继绝，保民爱物于大灾之时。
奏疏绝口不提“田连阡陌”或“盘剥”，而是用大量篇幅强调：
门阀大族世代簪缨，以诗礼传家，承教化之责。值此水祸，诸大姓不吝私财，捐粮设粥，收容孤寡，施药救疾，甚至以宗族私田安置无地流民耕作者比比皆是。
此乃“以私济公”、“存亡继绝”之“大仁”，合于圣贤“修德”之教。
奏疏恳请天子，将各地门阀救灾恤患的“德行之功”著于史书，以示褒扬，彰显盛世德泽之风，如此方能真正“弭灾怨”、“顺民心”。
此奏用意极为高明：将门阀在灾后扩张中的“输血”一面（捐粮施粥）极大突出，将其“吸血”的一面（兼并土地）完全淡化甚至消解于“存亡继绝”的“大仁”光环之下。
试图用教化、仁德这些皇帝也无法公然反对的价值高地，重新定义“德政”的内涵，将门阀牢牢钉在“德”的一方高地，反衬那些以清查为名的行为，才是苛酷扰民，无益于真正“德政”。
其他地方也同样不平静，一次小范围的延英召对中，气氛微妙异常。
户部一位出身卢氏的侍郎就当前灾情复奏钱粮调配，在奏答末尾，看似不经意地接续前几日的争论方向：
“陛下，灾后百废待兴，民心浮动不安。地方所报，士绅庶民皆感念陛下罪己恤民之至诚，地方官府及本地耆老亦多戮力同心赈济。
然近日多有闻及御史风闻，欲彻查郡县佐贰乃至乡贤耆旧，其意为靖地方不假，恐人心惊扰，反失赈济之效。臣惶恐，以为非常之时，首重安稳，宽仁抚慰是为上德。”
这是门阀在试探皇帝对清查的真正态度，呼吁皇帝约束御史行为，以“宽仁为上德”消解“究问为德政”的攻势。
李景元倚在御榻上，眼帘半垂，神情难辨。首到那卢侍郎躬身良久，他才缓缓抬起眼皮，声音平淡无波：“灾异警示未除，便言功论德，卿未免操切了。”
轻轻一句“操切了”，首接将对方强调的“恤灾之功”定性为轻浮之举，又巧妙将“警示未除”（即“德政不修”的危机感）悬在了头顶。
他又转向一旁负责转呈河漕总署公文的工部右侍郎：“潘尚书在河洛，奏报可提及地方豪右，有违诏书‘还田于民’之旨者？”
（在古代中国,“右”常被视为保守、传统的象征,因此“豪右”通常代表那些维护旧有秩序、反对改革的势力。相较于“豪绅”一词，“豪右”有更明确的倾向性。）
那侍郎心中一凛，听到“豪右”二字，自然知道这是皇帝想借他的口敲打众人。
他谨慎地回道：“回陛下，潘尚书有奏：灾后地方人事庞杂，情状不一。但总署所行，皆循圣诏明示，凡查有赈粮有亏、流民失所确凿为豪右所逼者，必具实上奏朝廷，请旨定夺。”
这番话滑不留手，表达了查（符合诏书要求），但查到的也仅仅是“具实上奏，请旨定夺”，并未大动干戈，体现了潘子良在地方的审慎，也暗示了门阀在地方根深蒂固、树大根深。
这半进半退的状态，恰是此刻皇权与门阀角力最真实的写照。无权无势的人，可不想轻易站队，毕竟在这种地方站错了队，可能就不是贬官降职那么简单了。
一场围绕着“何为真正修德政”的论战，在皇城各处上演。
表面是探讨救灾中的“仁德”与“法度”，实质却是通过天灾对政治格局重新分配主导权的试探与争夺。
那句“人事未协”的指责如同悬在门阀头顶的利剑，而门阀试图以“承教化、行大仁”的德行丰碑，将其化为无物的虚影。
博弈的大幕己拉开，所有人都在紧盯着皇座上那喜怒莫测的身影，等待着他下一步是将这把剑轻轻放下，还是落得更深。
长安城内的空气，因这“德政”之争，而骤然增添了沉重的分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