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息传回江南，两大商帮立即行动起来，沈万堂亲自前往福州造船厂，监督战船建造；谢明远则前往泉州港，组织水手训练，为出征做准备。
江南士族素来以 “清谈风雅” 闻名，平日里多专注于诗词歌赋、琴棋书画，对国事鲜少过问。
但这一次，面对倭寇的暴行与国家的危难，他们一改往日的闲散之风，纷纷投身抗倭事业。
著名文学家陆修文，自幼饱读诗书，才华横溢，是江南士族的领军人物。
他得知朝廷征倭的消息后，连夜写下《讨倭檄文》，文中痛斥倭寇 “焚我村落，杀我百姓，掠我财物，辱我同胞”，呼吁 “天下有识之士，皆当投笔从戎，共赴国难”。
这篇檄文被抄写数十份，张贴在江南各府县的街头巷尾，短短几日便传遍大江南北，激起了无数文人的报国之心。
陆修文不仅撰文呼吁，更以身作则，脱下长衫，换上戎装，带着家中的十名家丁和二十余件兵器，前往建康军营报到。
面对军营将领的劝阻，陆修文坚定地说：“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我虽为文人，但也知‘文能提笔安天下，武能上马定乾坤’。
倭寇践踏我河山，残害我同胞，我岂能坐视不理？愿随大军出征，哪怕战死沙场，也无怨无悔！”
在陆修文的带动下，江南文人纷纷响应。
“紫阳书院” 的学子们，联名上书官府，请求参军抗倭，书院山长周敦儒，年近七旬，也主动请缨，愿为大军担任文书，记录战功。
苏州府的文人徐谦，擅长兵法，他撰写了《抗倭方略》十卷，详细阐述了海上作战的战术技巧，无偿献给军方。
江南富家子弟也不甘落后。
苏州府富商李玉堂，年仅二十，自幼锦衣玉食，却心怀家国。
他得知朝廷征倭后，当即变卖了家中的五处田产和两家商铺，筹集白银二十万两，购置了百余匹战马、千余件兵器，带着五十名家丁，前往苏州军营报到。
李玉堂对军营将领说：“我虽出身富贵，但深知今日的安宁来之不易。倭寇毁了无数百姓的家园，我愿用自家的财产，为大军增添一份力量，随大军出征，杀尽倭寇！”
像李玉堂这样的富家子弟不在少数。
杭州府 “万顺票号” 的少东家赵文轩，捐出白银十万两，购置了五十副铠甲和三十把腰刀，送到军营；绍兴府的 “鲁氏庄园” 少主鲁子敬，带着家中的三十名护院，报名参军，并承诺为军队提供粮草千石。
一时间，江南士族与富家子弟中掀起了 “投笔从戎”“捐财助战” 的热潮，“从军灭倭” 成为天下风尚，连偏远的湘西、蜀地，都有文人与富家子弟前往军营报到，形成了 “天下英才皆愿赴前线，世间富户皆愿助军需” 的局面。
备战的号角吹响后，大楚各行各业迎来了前所未有的繁荣，从造船业到铁匠铺，从纺织业到桑蚕养殖，都呈现出一派繁忙景象，为抗倭事业提供了坚实的物质保障。
当然肯定不是因为日本有银矿，江南士绅都是爱国的，爱大楚的。
不要拿银矿这铜臭味来侮辱爱国商人。
宁波、福州的造船厂，作为大楚主要的战船建造基地，成为备战期间最繁忙的场所。
朝廷向宁波造船厂下达了建造三十艘福船的订单，要求每艘船长十二丈、宽三丈，配备红衣大炮八门、火铳二十支，能容纳船员五十人。
向福州造船厂下达了建造二十艘广船的订单，要求每艘船能适应远海航行，配备大炮十门、火铳三十支，用于跨海远征。
宁波造船厂厂长周正雄，连日来吃住都在船厂，双眼布满血丝，却依旧精神抖擞。
他亲自到木材堆场挑选木材，要求每一根木材都必须是生长三十年以上的楠木、松木，“战船是将士们的性命保障，丝毫不能马虎！”
为了加快造船进度，周正雄将船厂的工匠分为五组，每组负责建造六艘战船，实行 “昼夜轮班制”，白天造船体，晚上安装船帆、调试火炮。
船厂内，叮叮当当的敲击声、锯木头的沙沙声、工匠们的吆喝声此起彼伏，一派热火朝天的景象。
为了满足造船需求，宁波造船厂扩招了两百名学徒，还雇佣了五十余名女子参与船体打磨、帆布缝制等辅助工作。
家住船厂附近的林春燕，今年十八岁，她的父亲是船厂的老木匠，去年在建造商船时不幸病逝。
得知船厂扩招，林春燕主动报名，她说：“我父亲一辈子都在造船，如今朝廷征倭，我也想为抗倭出份力，告慰父亲的在天之灵。”
林春燕与其他女子一起，负责打磨船体木板，她们动作灵巧，将木板打磨得光滑平整，为战船建造节省了不少时间。
福州造船厂的情况与宁波造船厂相似，订单排至半年后，除了朝廷的二十艘广船订单，泉州商帮还订购了十艘广船，民间商船也纷纷下单。
“顺昌号” 商船老板郑海涛一次性订购了五艘大型商船，说：“一旦朝廷荡平东瀛，日本市场将重新开放，到时候这些商船就能派上用场，抢占贸易份额。”
为了应对激增的订单，福州造船厂扩建了三个船台，扩招了三百名工匠，日夜赶工，确保按时交付船只。
随着军队规模的扩大和民间习武之风的盛行，刀剑、铠甲、弓箭等兵器装备的需求量急剧增加，大楚各地的铁匠铺迎来了前所未有的繁荣。
杭州城内最大的铁匠铺 “李记铁铺”，老板李铁柱是祖传的铁匠，手艺精湛，他的铁铺原本每天只打造几把菜刀、镰刀，如今却要打造数十把刀剑、数十套铠甲，订单堆积如山，甚至需要提前三个月预订。
李记铁铺的炉火日夜不熄，西名铁匠轮流挥舞铁锤，汗水浸湿了他们的衣衫。
李铁柱一边擦拭刚打造好的长剑，一边笑着说：“往日里，铁铺一天能赚一两银子就不错了，现在每天能赚五两银子，就算刀剑、铠甲的价格上涨了三成，还是供不应求。”
为了满足需求，李铁柱扩招了十几名学徒，还破例雇佣了八名女子参与锻造辅助工作。
十八岁的刘翠娥，家住杭州城郊，她的丈夫是一名士兵，去年在抗倭战斗中牺牲。
得知李记铁铺雇佣女子，刘翠娥主动报名，她说：“我丈夫为抗倭牺牲了，我也想做点力所能及的事，为前线的将士们打造兵器，让他们多杀几个倭寇。”
刘翠娥与其他女子一起，负责烧火、拉风箱、打磨兵器，她们虽然力气不如男子，但动作细致，将兵器打磨得锋利无比，大大提高了铁铺的生产效率。
不仅杭州如此，苏州、南京、泉州等地的铁匠铺也生意火爆。
苏州 “王记铁铺” 老板王铁匠说：“现在每天都有军队的人来催货，我们只能加班加点，确保按时交付兵器。”
据统计，备战期间，大楚各地铁匠铺的兵器产量较往年增长三倍，铠甲产量增长两倍，有效满足了军队和民间的需求。
江南地区是大楚的纺织中心，苏州云锦、杭州丝绸、松江棉布闻名天下。
朝廷为了满足军队的需求，向江南织户下达了巨额订单，要求在五个月内赶制军服二十五万套、营帐三万顶，这一订单让江南纺织业迎来了前所未有的繁荣。
苏州府的织户们几乎家家户户都点亮了织机，昼夜不停地织造军服布料。
苏州云锦以其色彩艳丽、质地坚韧而闻名，被选为军服的主要面料。
织户张桂兰，今年三十五岁，是苏州有名的织锦能手，她带领家中的三名织女，每天织造云锦两匹，她说：
“将士们在前线打仗，需要保暖耐用的军服，我们多织一匹云锦，将士们就能多一件御寒的衣服。”
为了加快进度，苏州织户们还联合起来，共享织机和原料，提高生产效率。
杭州的丝绸织户们也不甘落后，他们接到了为军官制作服装和营帐镶边的订单，织户们选用最好的蚕丝，采用精湛的织造工艺，确保每一件丝绸制品都符合要求。
杭州 “沈记织坊” 老板沈秀娘说：“军官们代表大楚的形象，他们的服装必须精致耐用，我们不敢有丝毫马虎。”
松江府的棉布织户们则承担了士兵内衣和营帐衬里的织造任务，他们采用优质的棉花，织出的棉布柔软舒适，透气性好，深受士兵们的喜爱。
松江织户周老汉说：“我织了一辈子棉布，现在能为前线将士织内衣，是我的荣幸，就算累点也值得。”
纺织业的繁荣带动了周边桑蚕养殖业的发展。
苏州城郊的桑农们纷纷扩大桑园面积，桑农王老汉原本只种了三亩桑园，如今一口气扩种到十亩，他说：
“现在织户们需要大量的蚕丝，桑蚕养殖的前景越来越好，我们多种桑树，多养桑蚕，既能为抗倭出份力，也能让自己的日子过得更红火。”
无锡、湖州等地的桑农也纷纷扩种桑树，据统计，备战期间，江南地区的桑蚕养殖规模较之前扩大两倍，蚕丝产量大幅增加，为纺织业的发展提供了充足的原料。
朝廷为了保障军需供应，出台了 “战时贸易许可” 政策，允许商人参与军需供应，只要按时保质完成订单，即可享受减免三年赋税的优惠。
这一政策激发了商人的积极性，大批商人投身军需贸易，形成了 “商人为军需奔走，贸易为抗倭助力” 的局面。
漠北草原是大楚马匹的主要供应地，备战期间，军队对马匹的需求量急剧增加，朝廷向民间商人开放了马匹采购权限。
泉州商人陈彪，常年从事漠北贸易，他得知消息后，立即组织了一支由五十人、二十辆马车组成的商队，带着白银五十万两和丝绸两千匹，前往漠北采购马匹。
商队穿越茫茫戈壁，历经一个月的艰苦跋涉，抵达漠北科尔沁部落。陈彪与部落首领斡亦剌歹谈判，以每匹良马五十两白银的价格，收购了两千匹战马。
斡亦剌歹笑着说：“大楚是我们的友好邻邦，你们征倭是正义之举，我们愿意提供最好的马匹，支持你们！”
在返回的途中，商队遭遇了小股倭寇的袭扰，陈彪带领商队护卫奋勇抵抗，凭借着战马的速度优势，成功击退倭寇，将马匹安全运回中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