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和九年的仲冬，作为大晋帝都的建康，毫无疑问是满城风雨，人心惶惶，
虽然“姚逆”的兵锋，还隔着一条大江，距离建康几百里，但自上而下，不论贵庶，
都没法再心安理得地享受建康的歌舞升平与风花雪月。
就连避居会稽、纵情山水之间的王羲之、谢安等一干高门名士，在避世之馀，都不禁回首北顾：：
若国破家亡，他们这些士林衣冠，焉得逍遥自在？
不过，对这些名士来说，因时局而爆发的家国情怀，还是体现在清谈阔论上。
王羲之是老调重谈，他早就说过，北伐无功，劳民伤财，终致祸难。向使当初能听他言，修内政，安民生，何至于斯？
王羲之的这番论调，自然引得一干吴会名士附和，盛赞王公先见之明，然后便是对殷浩的口诛笔伐：：：：
谢安没有那么多怪话，在稍微了解过江北局势之后，又收回了目光，继续闲居东山。
有友人担心，以江北局势相询，他则淡定地表示：姚襄为祸虽剧，恰如无根之萍，只小患而已。
谢安是真淡定，在他看来，建康朝廷只是有些措手不及，只需有些站出来，担当重任，稳定军心、民心，合肥就是姚襄的极限。
更何况，即便建康朝廷不堪重压，对桓温，谢安还是很有信心的，那绝对是个能够收拾残局的强人，只是那样，普室军政格局，必将发生天翻地复的改变了！
事实上，从殷浩惨败开始，东晋勉强维持了数年的东西平衡格局，就已经被打破了。
就连那些雅客隐士都被惊动了，可想而知，建康是个怎样一种情况，直可谓是烈火烹油。
不过舆论再汹涌，都于江北崩坏的局势无益，都无法击退乃至消灭在淮南各地攻略的姚襄。
悚惧恐惶之间，司马昱接受了吏部尚书王彪之的建议，重新启用了一个关键的人物给事中谢尚。
危难之际，谢尚被任命于豫州刺史、都督江西、淮南诸军事，坐镇历阳，统帅沿江水陆之师，抵御姚襄兵锋，保卫建康，
没错，司马昱给谢尚的命令，只是让他稳固江防，先避免苏峻之乱重现，至于剿灭姚襄，收复失地，那是之后的事情。
至于姚襄在占领合肥之后，遣使向晋廷上表，陈述自己遭遇不公，细数殷浩的罪过请求朝廷谅解云云。
则完全被忽视，司马昱等人再暗弱，也不至于在这等时候，对姚襄还抱有弥和之心。
而谢尚被启用，并不是什么太让人意外的事情，名望、地位、关系都在那里。
更何况，有殷浩的这次“超越”，谢尚当初在诚桥的大败，看起来也不算什么了。
另一方面，谢尚对姚襄终究是有恩有义的，打出谢尚这张牌，对姚襄来说多多少少能形成一种制约。
当然，要御寇平贼，最根本的还是军队与武力，这也是谢尚抵达历阳后，重点操作的事情。
对历阳，谢尚可是十分熟悉，毕竟屯田练兵多年。而在谢尚的统合协调下，在建康朝廷与江东土族的支持下，也总算创建起一条可堪拒敌的沿江防线。
殷浩此次北伐失利，对东晋的影响是全方位的，后果也极其恶劣。不在于失利本身，
毕竟过去几年，晋国在北伐大业上，败绩实在太多，从褚衷，到谢尚，不只殷浩一个。
重点在于，此次率军北上，殷浩一意孤行的成分很重，同时损折在山桑之战中的普军将土，实在太多，淮扬一线普国军事力量损失惨重。
如果不是大量晋国甲士丢在了淮北，使淮南呈空虚状态，姚襄绝难那般轻易渡淮南下，甚至直接威胁到沿江重镇，江北局势不至于糜烂至此。
而一些尚未显露，但已经成为事实的是，东晋内部军事力量彻底失衡，在损失了大量老卒之后，建康朝廷拿什么去制衡桓温？
别说制衡了，徜若战局进一步恶化，就算司马昱等人再不乐意，也得遣使溯江而上，
去江陵请桓征西勤王了
殷浩，千古罪人！
可以说，东晋在长江以北的局面彻底糜烂，弥时数年，靡耗无数军民财物力，所得成果，悉数付诸流水，姚襄将“殷浩北伐”乃至东晋朝廷身上的遮羞布给一把扯下，暴露了个彻底。
不过，当此之时，追究殷浩责任，似乎成了一件次要的事情，对健康朝廷来说，没有比稳住甚至扭转江北局面，更重要的了。
当然其中也有司马昱等人刻意冷处理的意思在里边，不管怎么样，殷浩这个大名土，
都是司马氏以及江东土族共推出的“抗桓”先锋。
台柱子虽然倒了，却也还不急于搞清算，还得看局势发展。
而谢尚，在守备之事上，也的确给力，或者说普国的士族门阀们，在面对外敌入寇之时，还是格外团结，分外卖力，兵员、器械、舟船、粮秣，迅速从江南各地向长江沿岸州镇输送。
又有谢尚这个士族领袖亲自到历阳坐镇指挥，鼓舞士气，在一阵鸡飞狗跳之中，长江防线总算稳定下来。
不过，这条防线强度如何，就需要经过时间与战斗的检验了。
在谢尚忙着创建长江防线之时，姚襄又在做什么呢？就八个字：攻城略地，招降纳叛。
他以合肥为中心，四处发兵，搜刮军辐，同时大量招募流民、侨民，部队飞速膨胀很快在淮南，其手下兵民众便达七万馀众。
依附他们的淮南民众中，有许多赵末之后，新近南迁的中原士民，他们南下之后，大多得不到妥善安置，许多人只能在江北的侨州、侨郡中苦苦挣扎，饱受排挤与欺辱，日子过得很苦。
姚襄的到来与招揽，对这些中原流民来说，无疑是提供了另外一条出路，这个世道，
当顺民永远别想过上好日子。
对新依附的这些流民众，姚襄除了挑拣精壮充入军中，馀者悉数转移到芍陂周遭，甚至守宰，进行屯由。
对江北其他郡县的普国将吏，姚襄也积极遣人连络收买，只要愿意归附的，全部升官发财。
在姚襄的收买之下，还真就有不少东晋官吏，选择投靠姚襄，毕竟这时候姚襄看起来的确势大，完全一副能打过去的样子。
更何况，接受姚襄委任，并不代表完全投身，只是为避姚军攻击，所采取的权宜之计罢了。
一旦形势有变，易帜反正即可。届时，只需换个说辞，便可成为忍辱负重、坚守抗贼的大晋忠良。
这种情况，再寻常普通不过了，过去几十年的东晋大小动乱之中，此类事件，更不胜枚举。
当姚襄摆出一副要在江北久留的架势，那一系列的军政举措传开之后，建康朝廷深表担忧。
徜若真让姚襄在江北站稳了脚跟，那他们就将长期饱受姚军攻略，那简直是踩在了晋国的腰眼上。
届时满朝公卿恐怕都得寝食难安，毕竟谁也说不准，什么时候姚襄就打过江来了。
基于这方面的忧虑，眼见着长江防线日渐稳固，建康朝中又有一股声音开始抬头。
那便是，敦促谢尚出兵，击败姚襄，将他赶回淮北，至少也得收复合肥，不能让姚襄那般顺顺利利在江北招抚发展。
不过这种声音，传过长江，便被谢尚直接掐掉了。无谓的忧虑，虫般的噪，谢尚怎会听。
身肩重任的谢尚，脑子可清醒着，他若再败，长江防线崩溃，哪怕没有水师，那姚襄也能打进建戛纳去。
江北再乱，不伤命脉，江东若被姚军侵掠一波，动摇的可就是东晋的根基了。
因此，短时间内，坚守江北诸堡，拱卫建康，徐图反击，才是济危救难之法，绝不可贸然发兵。
谢尚将他的考量，书写成文，发往建康。所幸这一回，秉政的司马勋，没有裹乱，而是以褚太后与普帝的名义，遣使过江白谢尚：大晋安危，便拜托谢公了！
当然，谢尚并不是一味采取龟缩防御，他的策略是，军事坚守，政治攻略。
在以历阳为内核，组建起水陆防线之后，谢尚便少有地在将佐、僚属面前露出放松的姿态。
针对江北局势与姚襄，谢尚侃侃而谈，他直言，姚襄确有雄武之姿，长于统兵驭众，
却少了几分谋略与远见。
他若趁殷浩新败、江北溃局之时，集中力量，饮马长江，择地而渡，打到建康去，或许行险，但未必没有功成之可能，至少也能把江东搅个天翻地复。
但姚襄选择了求稳，他不敢豁出一切，他没有水师助力，他顾忌江北堡寨，他更怕过江之后被截断归路
在谢尚看来，从姚襄开始在江北招抚流亡，甚至开始屯田经营时，他便开始走上失败的路途了。
江西、淮南不比谯郡，没法让姚襄安心屯田，民心基础不一样。那些受其招揽的中原流民，比起那些在江北安置多年的北方侨民与当地士民来说，实在微不足道。
而后者，才代表江北地区的“民心”，这些人，经过三十多年积累，有资产、有土地，对姚襄的南掠入寇，天然地厌恶与排斥，他们是江北动荡最直接的利益受损者。
这部分属于既得利益者的群体，毫无疑问是支持东普朝廷的，只要善加组织利用，挤也能把姚襄挤出淮南。
至于那些投降姚襄的将吏，则更加不可能与姚逆一条心，只需派人游说，给予宽免与赏赐，争取这些“逆臣”反正，不会是什么难事。
基于这样的判断，谢尚对姚襄的政治攻势，很快就展开了，分为三步走，抑或说三管齐下。
一方面，谢尚遣使北上合肥，面见姚襄，说以当初的情谊，奉劝他及时醒悟，不要继续做亲痛仇快的事情。
并且，谢尚代表晋廷对姚襄许诺，只要他释放所俘晋国军民，率军返回淮北，朝廷可以既往不咎，仍让他继续驻守中原。
至于姚襄在淮南、江北搜掠的那些财货、粮辐，也可以让他带回去。
另一方面，则是针对江北士民，谢尚广布席位，鼓励江北豪强、士民，拿起武器，抗击北虏侵略，继续充实地对抗乃至反击姚襄的力量。
再就是，对那些选择投靠姚襄、接受其官职委任的变节将吏们，谢尚也紧跟着派人，
说其反正，只要与朝廷站在一起，共同对付姚逆，那就是忠臣，也真的既往不咎．
当谢尚的政治攻势凶猛展开，普国在江北的局势终于得到遏制，或许军事形势上依旧面临着姚军的高压，但局面已经在悄然之间发生着扭转。
姚襄那边，对谢尚廉价的政治许诺，丝毫不感兴趣，更不敢当真，他在政治上或许没有远见卓识，但绝对不蠢。
他与普国之间，已然是不死不休，更何况，已经占据的大片淮南土地，他正欲扎根于此，以之为基，谋求发展，怎么可能老老实实放弃，返回北方。
大抵是顾念当初与谢尚之间的友谊，姚襄对使者好礼相待，并让其带回一句话：如欲收复江西、淮南，谢公自可引兵来取。
姚襄的回应，不出意料，而江北豪强士民们的反应，则更加喜人，在谢尚的名望以及保家卫国的加持下，纷纷聚众响应。
而那些变节将吏，在谢尚的招抚之下，也很快变了回来，重新以普臣的身份，抗击姚军。
仿佛一夜之间，姚军在江西、淮南地区的膨胀，被戳破了一般，各郡、各县再起烽火，纷纷变色，而姚襄的实控地盘，也很快只剩寿春-芍陂-合肥一线。
面对这样的形势，姚襄警剔起来，当即遣军讨伐周边那些首鼠两端之人，但此起彼伏，他慢慢地变成了四处奔命的救火队长。
当谢尚在沿江坚壁固垒，屯兵操练，防线日益巩固之时，姚襄则更加难受了，甚至心生悔意，为当初没有果断寻求过江而后悔。
于是，出于弥补，也为震那些宵小，姚襄又做出了一个不那么明智的决定。
冬十一月二十四日，姚襄自合肥出兵，率领五万戎卒，东进攻打历阳，意图将谢尚的江北防线内核攻克。
姚襄的行动，注定以失败告终，谢尚在历阳一线，足足屯了三万馀众，虽然大部分都是新征召的壮丁，但据硬寨高垒防守，问题还是不大的。
尤其是，晋国的将领们，在防御上，十分尽力，拼死卖命的，不计其数。又有此前逃归的戴施、刘邂等人，戴罪立功，率众来援。
最终，在一场惨烈的攻防之后，在各路晋军的合力夹击下，姚襄饮恨历阳，败走合肥。
趁此机会，谢尚终于选择主动出击，派郗昙、戴施等人西进，意图收服合肥。然后再合肥城下，被重整旗鼓的姚襄，以及南下援应的姚兄弟俩，合力击败。
至此，姚襄与晋国在合肥-历阳一线，陷入僵持阶段。
此时，对东普来说，雪上加霜的事情又发生了，徐州也出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