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才在艺术宫中，与罗丹的《雨果》进行的那场跨越东西方的灵魂对话，所带来的激荡与共鸣尚未平复。王月生与乔安娜随着人流走出宏伟的展馆，巴黎春日难得的暖阳洒在身上，却似乎无法完全驱散艺术带来的那种深入骨髓的震撼。
展馆外的广场上，报童们挥舞着手中刚刚印刷出炉的《费加罗报》，尖利的叫卖声比往日更加高亢，带着一种攫取人心的惊悚：
“号外！号外！普瓦捷惊世丑闻！贵族夫人囚禁亲生女二十五年！”
“撼动共和国道德底线！《悲惨世界》现实上演！”
“快看‘法国第一美人’如何沦为活骷髅！”
那标题触目惊心。乔安娜下意识地买了一份，展开的瞬间，油墨的气味混合着报纸特有的纸张味扑面而来。头版巨大的标题和那寥寥数行、却足以勾勒地狱图景的文字，像一把冰冷的匕首，猝然刺穿了艺术带来的所有温情与哲思。
报道描述了刚刚在法国西部城市普瓦捷曝出的蒙尼尔夫人案。细节通过记者的笔，冰冷地呈现：
地狱之门的开启： 源于一封匿名信。普瓦捷检察长起初以为是恶作剧，但因蒙尼尔家族显赫的声望——父亲是受人尊敬的艺术学院院长，母亲蒙尼尔夫人更是以优雅和慈善闻名上流社会——警方仍于4月20日突击搜查了那座庄园。
密室与活尸： 警察是循着一种难以形容的、混合了腐烂物和排泄物的恶臭找到顶楼密室的。破门而入后，眼前的景象让见多识广的警员也为之战栗：布兰奇·蒙尼尔，这位昔日被誉为“法国第一美人”的女子，赤身裸体，蜷缩在污秽之中，形如骷髅。一名警员回忆：“她像一只被剥了皮的动物，惊恐地颤抖着，试图躲进床底，发出非人的尖叫。” 现场照片虽未刊出，但文字描述已足够惊心：她长发纠结，虱虫滋生，与旧日肖像判若两人。
二十五年的囚笼： 阁楼窗户被木板死死钉住，隔绝了阳光与空气。房间里只有一张破床，门锁锈蚀沉重。到处是腐烂的食物、堆积的排泄物和蠕动的蛆虫。布兰奇的脚踝上拴着铁链，限制她的活动范围，使她常年只能爬行。
身心的彻底摧毁： 长期的饥饿让她体重仅剩二十三公斤，牙齿脱落，皮肤多处溃烂，肌肉严重萎缩。精神已彻底崩溃，丧失了语言能力，只能发出野兽般的嘶吼，畏光，并显现出严重的精神分裂症状。
报道追溯了悲剧的起源：1876年，时年二十五岁的布兰奇爱上了一位平民律师，遭到控制欲极强的母亲蒙尼尔夫人的激烈反对，认为这玷污了家族门楣。蒙尼尔夫人与儿子马塞尔合谋，将布兰奇骗入阁楼囚禁，声称只要放弃恋情便可获释。倔强的布兰奇拒绝妥协，自此，那间黑暗的阁楼成了她长达二十五年的炼狱。
母亲对外谎称女儿“出国散心”，甚至伪造寻人启事。那位痴情的律师苦寻十年无果，最终郁郁病逝，而蒙尼尔夫人仍未释放女儿。庄园的仆人、附近的邻居并非全无察觉，但都畏惧蒙尼尔夫人的权势和她那完美的“慈善家”面具，无人敢报警。布兰奇靠着家人偶尔扔进的少量面包、泔水维持生命，后期甚至不得不抓食蟑螂充饥，在无尽的黑暗与绝望中，她的世界一点点崩塌、粉碎。
乔安娜读着，手指剧烈地颤抖，报纸在她手中簌簌作响。她的脸色变得苍白，嘴唇不受控制地哆嗦着，眼眶迅速泛红，泪水盈满了她的蓝色眼眸。“上帝啊这不可能巴黎的阳光下，怎么会有会有这样的” 她哽咽着，几乎无法成语，强烈的恶心与悲痛让她感到一阵眩晕，不得不靠在王月生的臂膀上，才勉强站稳。
王月生沉默着，他扶住乔安娜，目光却依旧凝重地扫过报纸上的字句。他经历过乱世，见识过人性的复杂，但如此极端、如此漫长、发生在如此显赫家族内部的残忍，依然让他感到一股寒意从脊椎升起。东方哲学中关于“人心惟危”的告诫，此刻以最血腥的方式呈现在他面前。这比战争场的杀戮更令人心悸，因为它发生在最应充满温情的家庭之内，披着“道德”与“体面”的外衣。
他们的反应并非孤例。此刻的巴黎街头，无数展开报纸的市民，都被这则新闻惊呆了。
一位戴着夹鼻眼镜的老绅士，站在路灯下，颤抖地指着报纸，对同伴喃喃道：“二十五年！雨果先生书里的冉阿让也没有遭受这样的罪！这是对我们整个文明社会的讽刺！”
几个围在一起的女店员，其中一人已经忍不住抽泣起来：“布兰奇她曾经那么美那个母亲是魔鬼吗？”
一个激进的年轻学生，猛地将拳头砸在身边的墙上，怒吼道：“虚伪！上流社会的虚伪！什么慈善家，什么贵族风度，全是狗屁！司法必须严惩这个老巫婆和她的帮凶儿子！”
一位抱着孩子的母亲，紧紧搂住自己的孩子，仿佛那报纸上的恐怖会沾染过来，她低语着：“可怜的孩子她做错了什么？只是爱上了一个人”
愤怒、同情、震惊、恶心各种情绪在街头弥漫、交织。巴黎春日的暖阳依旧，但它的光芒此刻却显得如此苍白无力，无法照亮人心深处那幽暗的、足以囚禁灵魂二十五年的深渊。艺术的震撼余波，已被这现实曝露出的、堪比雨果笔下最悲惨故事的伦理悲剧彻底淹没，只剩下对人性之恶的凛然审视，以及对一个被摧毁的美丽生命的无尽悲悯。
后记： 正如报道所预示，蒙尼尔夫人在被捕十五天后，因突发心脏病身亡，戏剧性地逃避了法律的审判。她的儿子马埃尔虽承认知情，却将一切归咎于“无法反抗强势的母亲”，他最初被判十五个月监禁，经上诉后竟获无罪释放。布兰奇被送往精神病院，体重虽逐渐恢复，但智力与语言能力终其一生未能康复，于1913年在精神病院去世，终年六十四岁。这桩丑闻，最终以罪魁的逃脱和受害者的沉沦落幕，留给世人的，是无尽的唏嘘与关于正义的永恒诘问。
1901年4月21日，陕西西安北院行宫。
自去岁庚子之变，八国联军铁蹄踏入京师，帝后仓惶“西狩”，至《辛丑和约》的屈辱条款如同一道道枷锁，这个古老的帝国已深陷“瓜分豆剖”的危局。外有列强明确要求“改革政事”作为撤军条件，德人甚至直接提出需设“责任内阁”；内有东南互保暴露的地方离心，与士大夫阶层“变法图存”的强烈呼声。两江总督刘坤一与湖广总督张之洞联名上奏的《江楚会奏变法三折》，如同一份沉甸甸的请愿书，将改革的压力自下而上，直抵中枢。
慈禧太后，这位帝国的实际主宰者，深谙权力的平衡之道。她需要一场“改革”来向列强交代，来挽回已然动摇的统治合法性，更重要的，是要将“互保”期间地方督抚膨胀的权力，重新收归中央掌中。今年1月29日的“变法上谕”已表明了姿态，但由谁来总揽这棘手的“新政”，却成了难题。最初属意的荣禄，以“兵事未了”推辞；威望足够的李鸿章，亦以“和约未完”婉拒。局面一度陷入“有人倡议、无人领办”的尴尬真空。
暗流涌动：三个月的酝酿与拉锯
接下来的三个月，并非静待，而是在奏折往来、密电交驰中，进行着激烈的派系博弈与利益交换。
机构设置之争： 张之洞、刘坤一乃至新兴的袁世凯，力主设立独立的“议政处”或“变法总局”，希望让地方督抚的意见能直达天听，绕过传统部院的层层梗阻。而军机大臣鹿传霖、王文韶等则坚决反对另起炉灶，主张仅在军机处内增设职能，以防实权旁落。慈禧太后的算盘打得精明，她既要借重张、刘等“互保”功臣的声望推进改革，又不能坐视地方势力渗入中枢。最终，采纳庆亲王奕匡的折中方案：“另设一政务处，表面总揽新政，实质仍归军机处兼辖”。这是第一重妥协，在旧体制的框架上，开出一扇新窗。
人事安排的角力：
首席之选： 荣禄坚辞，李鸿章避让，最终由庆亲王奕匡出任首席督办政务大臣。他既是满洲亲贵，又负责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对外能显示“改革”诚意，对内又不至于彻底颠覆军机处的权力格局，成为各方都能接受的“最大公约数”。
疆臣入局： 张之洞、刘坤一渴望“具名议政”，而非仅仅“遥参”。中枢则严防死守“地方官不得常驻京阙”的底线。妥协的结果，是授予张、刘“参预政务大臣”的头衔，不要求他们常驻北京，但规定所有各省关乎新政的奏折，必须先经他们二人“附议”方能送交政务处。这实质是将“东南互保”所形成的政治联盟以一种奇特的方式制度化了，是为第二重妥协。
满汉平衡： 最初的名单满汉比例悬殊，引来汉族官员的强烈不满。经过调整，最终首批六名督办大臣中，满汉各半（奕匡、荣禄、昆冈对李鸿章、王文韶、瞿鸿禨），后续增补亦向汉臣倾斜（如后来加入的袁世凯），以此换取实力派汉族督抚对改革大纲的支持，这是第三重妥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