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砸！砸烂这鬼地方！”
大门很快被砸开一个破洞，愤怒的人群如同洪水般从破洞涌入，锄头、锤子、石块如同暴雨般倾泻在教堂内部的一切之上。
眼前的景象，进一步刺激了人们敏感的神经：
正中央祭台上，镀金的十字架和耶稣象在通过破窗的光线下闪着冰冷的光；
两侧墙壁上，悬挂着欧洲贵族捐赠的油画，画中人物神情漠然；
地板上，散落着精致的祈祷书和银质烛台，彰显著与本地贫困格格不入的奢华。
“烧了这些洋玩意！它们不保佑穷人，只保佑洋鬼子！”有人嘶吼着。几个农民抱来干柴，堆在祭台周围，火把扔上去，火焰“轰”地窜起，贪婪地吞噬着十字架，耶稣象在烈焰中扭曲变形，仿佛也在承受着这人间的怒火。油画被烧得卷曲、爆裂，银烛台熔化，如同流泪的金属。
教民们惊恐地四散逃窜。马神父想从后门溜走，却被一直在人群中搜寻仇敌的张秀兰一眼认出。这个昨日还跪在县衙前无助哭泣的少女，此刻眼中燃烧着复仇的火焰，她抓起一块石头，狠狠砸在马神父的脸上：“叫你害我爹！”马神父惨叫一声，鼻血长流，瘫软在地。几个试图翻窗逃跑的年轻教民，也被工匠们用铁棍扫倒，用他们捆扎木料的绳子结结实实地绑了起来。
烈火中的呐喊与馀烬
教堂的大火越烧越旺，浓烟如同狼烟直冲云宵，映红了建水城半个天空。民众围在冲天的火光周围，脸上跳动着明暗不定的光影，欢呼声、呐喊声、夹杂着压抑太久的哭泣声，汇成一片。
张凤翔的妻子李氏，跪在灼热的地面上，向着家的方向磕头，泣不成声：“老头子你看到了吗？咱们咱们报仇了！”
佃户老周将一本烧得焦黑的圣经狠狠踩在脚下，举臂高呼：“洋人的神仙，管不了咱们的死活！烧了干净！”
小贩阿福用烧红的木炭，在尚未倒塌的白墙上，歪歪扭扭地写下五个大字：“洋鬼子滚出！”
王老五屹立在祭台的废墟上，高举染血的大刀，声音压过了一切：“乡亲们！我们今日，不是要赶尽杀绝，是要告诉洋人，告诉那软蛋官府！这中国的土地，中国人的家产，不是他们能随便抢、随便拆的！天理不容！”
直到深夜，大火才渐渐熄灭，只留下断壁残垣和仍在阴燃的梁木，如同巨大的伤疤。民众带着复杂的心情和些许象征性的“战利品”（如烧变形的十字架碎片）逐渐散去。张秀兰独自坐在教堂门口冰凉的台阶上，手中紧紧攥着那块沾了马神父血迹的石头，望着远方黑暗中家的方向，轻声呢喃：“爹，我们做到了。”
王老五走到她身边，巨大的手掌沉重地落在她瘦削的肩上，目光投向县衙的方向，沉声道：“歇口气，丫头。明天，咱们还得去找那李兆棠，让他给全城百姓一个说法！”
这场熊熊烈火，烧掉的不仅仅是一座圣心堂。它焚烧的是长期积压的屈辱，是洋人不可侵犯的特权幻觉，更是对无能官府的彻底失望。正如后世方志所载：“是夜，圣心堂之火，映红建水半壁天。民众呼号之声，响彻云霄，其势之壮，为建水百年所未见。”这火光与呐喊，注定要烙进这座古城的记忆深处。
1901年3月16日，建水，清晨。
圣心堂的馀烬尚未完全冷却，刺鼻的烟味仍弥漫在城西的空气里。然而，民众的怒火并未随着教堂的焚毁而熄灭，它转化为了更为沉郁、也更为坚定的力量。三千馀名民众，如同沉默的潮水，再次从城西汇聚，向着县衙的方向涌动。
这一次，他们手中举着的不仅是标语，更是血淋淋的证物。张秀兰走在队伍的最前面，这个一夜之间仿佛褪去了所有稚气的少女，双手郑重地捧着一件粗布血衣——那是她父亲张凤翔昨日被殴时穿着的衣物，暗褐色的血痂触目惊心，衣角甚至还沾着昨夜大火飘落的灰烬。她的身后，是失去田产的佃户、被教民欺压的商贩，以及三点会的会众，他们手中的大刀上，“反洋教、诛贪官”的字样在晨光中闪着冷硬的光。
队伍抵达县衙前坪。张秀兰“扑通”一声跪在冰冷的石板上，将父亲的血衣高高举起，展开在紧闭的县衙大门前。她的声音因悲愤而颤斗，却清淅地传入每个人的耳中：“青天大老爷！洋人拆房毁家，打断我爹双腿，官府不管！昨日我们烧了那欺压人的教堂，今日便要讨一个公道！请你出来，秉公执法，严惩凶徒，为我爹，为所有被洋教欺压的乡亲，做主——！”
“严惩教民帮凶！”
“赔偿张家损失！”
“驱逐洋鬼子！”
人群的呐喊如同海啸，冲击着县衙那看似威严实则虚弱的大门。门内，知县李兆棠早已得到消息，他躲在后堂，通过窗棂的缝隙窥视着外面黑压压的人群，脸上非但没有怜悯，反而露出一丝阴冷的讥笑：“哼，烧了教堂还不够，还想逼宫？真是一群不知死活的刁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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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示意衙役。几名如狼似虎的官差端来冰冷刺骨的井水，朝着跪在最前面的张秀兰和请愿民众狠狠泼去。
“滚！再不散去，休怪老爷放恶犬咬人！”衙役厉声嗬斥。
冷水浸透了张秀兰的单薄衣衫，她冻得浑身剧烈发抖，牙齿咯咯作响，但双手依然死死攥着那件血衣，仰起头，用尽全身力气向那扇紧闭的大门哭喊：“李兆棠！你出来！你怕洋人，我们不怕！你这缩头乌龟，不配做父母官——！”
李兆棠的仓皇夜遁
请愿民众的怒吼，尤其是那“诛贪官”的口号，如同丧钟在李兆棠耳边敲响。他深知，圣心堂被焚，法国人绝不会善罢甘休，朝廷为了平息洋人怒火，必然需要替罪羊。而眼前这些“暴民”的目标直指自己，留下，必是死路一条。
当天午后，李兆棠如同热锅上的蚂蚁，开始了仓皇的逃亡准备。他将知县官印胡乱塞进包袱，又卷了几件值钱的细软，甚至来不及换下官服。趁着黄昏时分守备松懈，他竟不顾体面，从县衙后墙一处鲜为人知的狗洞狼狈地钻了出去。他不敢走官道，专挑荒僻难行的山间小路，朝着蒙自方向一路狂奔——那里有他一位与法国传教士过从甚密的亲戚，或可庇护。
逃亡路上，李兆棠心惊胆战，风声鹤唳。张凤翔扭曲的断腿、民众愤怒的面孔、裴德厚阴鸷的威胁种种画面在他脑中交织，极度的恐惧竟让他失禁，尿湿了裤裆。直到挤上一辆前往蒙自的、散发着牲口气味的破旧马车，混在贩夫走卒之中，他才敢稍稍喘口气，抚着狂跳的心口暗自庆幸：“祖宗保佑总算总算逃出来了”
丁振铎的冷酷镇压与民众的血泪
建水民变的消息，以八百里加急的速度传至昆明。云南巡抚丁振铎闻讯大惊失色。此刻，清廷正与列强进行关键的“修订商约”谈判，若此时云南爆出大规模“教案”，尤其是涉及焚毁教堂、杀伤教民，法国必会借机施压，他乃至整个朝廷都将陷入极大的被动。
“必须快刀斩乱麻，以儆效尤！”丁振铎瞬间做出决断。他立刻下令，派遣总兵马柱率领五百名绿营兵，携带一百支新式洋枪，火速赶赴建水，“务必弹压乱民，恢复秩序，给洋人一个交代！”
马柱率部抵达建水后，迅即采取了极为残酷的“剿抚并用”策略：
血腥搜捕：官兵直扑三点会据点“南庄”、“西庄”，挨家挨户破门搜查。许多会众在睡梦中或饭桌旁便被剌刀挑翻，血溅当场。首领王老五率众奋起反抗，终因武器悬殊，被马柱用洋枪当胸射穿，壮烈牺牲。他的遗体被残忍地悬挂在县衙门口示众三日，以图震慑人心。
滥杀平民：以“窝藏会党”、“通匪”为名，军队在城西一带展开了无差别的屠杀。超过三十名无辜农民罗难，其中甚至包括一名尚在??褓中的婴儿，被清兵用马刀生生劈成两半，惨状令人发指。
阴毒分化：官府张贴告示，诡称“胁从罔治，自首免罪”，诱骗了数百名质朴的农民前来自首登记。然而，等待他们的不是宽恕，而是被强行编入“民团”，调转枪口，去镇压追捕昔日一同反抗的乡亲会众，上演了一出骨肉相残的悲剧。
惨痛的结局与不灭的火种
这场冷酷的镇压，最终以民众的惨重伤亡和清廷的屈辱妥协告终：
伤亡对比：民众方面，约80人死亡（其中三点会成员25人，无辜农民55人），伤者逾120人。而教民方面，仅死亡5人（包括马神父），主犯裴德厚虽身受重伤，却被法国领事馆迅速接走，送回欧洲。
屈辱赔偿：清廷向法国赔偿白银两万两，作为“教堂损失费”。而对受害者张家，仅象征性赔付了五十两白银，尚不足购买一口象样的棺木。
官员下场：丁振铎向朝廷奏报，称李兆棠“下落不明”。实则李兆棠藏身蒙自，虽被革职，却因其“熟悉洋务”，于1903年复出任个旧知县。
建水教案的鲜血，让无数人彻底看清了清廷“宁赠友邦，不与家奴”的丑恶嘴脸。但压迫愈深，反抗愈烈，精神的火种并未熄灭：
张秀兰带着父亲那件永不褪色的血衣，毅然添加了三点会，于1903年在大理反洋教起义中英勇牺牲。
王老五的儿子王小五，继承父亲遗志，成为会党中坚，最终在1911年参与了昆明的“重九起义”，为辛亥革命的浪潮贡献了力量。
建水的百姓们，悄悄在“张家花园”的废墟上，重新栽下了桃树苗。他们说：“等桃树成林，花开似锦，就能遮住洋人教堂的阴影，遮住贪官污吏的衙门。”
据《建水县志》记载，1905年春，建水桃树灼灼其华，民众自发聚集于桃林之下，祭奠张凤翔及所有死难者。有人即兴编唱花灯：“桃花开，冤魂来，洋鬼子滚出去，贪官莫要来！”这朴素的歌谣，口耳相传，竟成一代代建水人心中“反压迫、争尊严”的不朽符号。
而李兆棠的结局，仿佛一场历史的讽刺：他复任个旧知县后，故态复萌，终因贪渎无度被弹劾查办，病死于肮脏的狱中。他一生畏惧洋人，曲意逢迎，最终，却未能逃过自己良心的审判——或者说，历史的审判。
几乎同时在中国大地一南一北发生的教案，深刻体现了中国此时外国势力无孔不入、中国官府对外软弱无能、对内残酷镇压的的本质，以及民怨一触即发的累累危局。